投降
3月底，曾担任过我的西南战线参谋长的勒蒂格将军[10]三番五次来电，恳请我能去他那里共商战局。当时我无暇顾及指挥区之外的集团军群，但到了4月，他真的归我指挥了。于是当月27日至28日，我便去因斯布鲁克见了他—反正正好顺路。会议在大区长官府邸举行，与会者还有冯·维廷霍夫和德国驻意大利大使拉恩博士，党卫军的沃尔夫将军本来也要出席，但是因游击队出没而被迫滞留某处。
在喋喋不休的开场白中，大区长官详述了政治局势、最近同希特勒的一次会谈以及绝望的南方战事。他慷慨激昂、直抒胸臆，表示我们必须趁还来得及的时候审视投降的问题了—当然了，应该等到继续战斗也毫无胜算的地步再做决定。借着他去洗手间的片刻，哈恩和维廷霍夫点评曰：仅仅过了几天，这位区长就口风大变。此话一出，我也忍不住竖起耳朵。
接下来维廷霍夫汇报军情，战况恶化到即将一溃千里。他也认为有必要讨论投降的问题并拿出一个明确的决定，现在还来得及。哈恩博士默不作声。
当时我还不知道他们向美国人发出和谈信号（这是我以前允许过的）已经到了谈判投降的形式，所以我仍然从军事角度出发做决定。沃尔夫的缺席令我抱憾至今，好歹我们上了一条船，如果他在场，一定会为我指点迷津[11]。
我争辩道，我们要以大局为重，身为军人必须服从命令，除非我们能问心无愧地说确实走投无路，否则决不投降。我们还必须考虑间接后果。C 集团军群过早投降会把东南集团军群和阿尔卑斯山以北的G 集团军群推到悬崖边上。同样的，还不能忽略对那些仍在柏林城里城外浴血奋战的将士们造成的心理冲击。我们自身利益是其次。此外，我还告诉他们，我假设，或者说希望前线实际情况会有所好转，渡过我们现在担心的危机，就像曾经多次发生过的那样。
对于继续战斗的决定，现场没有异议。我感觉自己给维廷霍夫吃了一颗定心丸。但如果我当时知道内情：他们已经着手安排全体投降，恐怕会做出不同的决定和行动。道义上，我定然要信守立下的契约。我不是事后诸葛亮，时至今日不能说自己当初会作何反应，但有可能不会选择那条后来看上去适合西南西集团军群的路。
这里必须补充说明的是，有两名充当西南线总司令部特使的军官和党卫军的沃尔夫将军已经到慕尼黑附近的普拉赫（Pullach）的司令部拜访过我，他们应该是打算把我拉进他们的秘密计划里。但他们都相当谨慎，没有透露任何能引导我做出重大决定的信息。其中一位“奥地利自由运动”领导人甚至没踏进我的大门，而是通过我手下一个军官递交来一份隐晦的消息。
完成因斯布鲁克会议并取得心照不宣的会议成果之后，形势发展很不顺利，事实上可以说搅得我们双方均狼狈不堪。5月1日到2日晚上，我从前线视察回来，参谋长报告称，舒尔茨将军认为他这支完败之军继续抵抗也没有意义，请求立即授权他停战。
我批准了，次日冯·维廷霍夫便对他的军队播报了这条消息。与此同时我也将此事上报最高统帅部，报告中我为这次自作主张和受罚行为请罪，同时简单概括西南集团军群投降的后果，请求批准E 集团军群和G 集团军群投降，稍后我得到了许可。
5月3日，我任命指挥第一集团军的弗奇将军展开投降谈判，他的外交和政治造诣很适合这种艰巨任务，当天他在我位于艾姆（Aim）的司令部接受了具体指示。5月4日，应我方请求，投降谈判在萨尔茨堡举行，弗奇回来时垂头丧气。连最微不足道的愿望都落了空，所谓谈判其实无异于听命行事，卡萨布兰卡会议诚不我欺！西南集团军群亦同病相怜，5月1日至2日晚上会面时，该集团军群的谈判代表告之于我，恐怕要对他的“首长”做一些特殊让步。而这些特殊让步在我要来的谈判书范本里一字未提。
同样在那几天，为了手下与美军交战的部队投降事宜，我首次尝试接洽艾森豪威尔。后者回复说，除非是所有地区全体德军的投降谈判，否则他不会出面。我随即要求国防军最高统帅部着手于必需的下一步措施，那边也很快完成了。
5月6日，G 集团军群的无条件投降生效。而为了避免进一步抵抗和无谓的流血，我早在5月2日或3日就宣布了指日可待的投降。我向官兵们致以谢意，呼吁他们以实际行动维护德国武装力量的名誉。无论在这一次，还是过去面向部队的各种讲话致辞中，我都解释过，唯有保持无懈可击的军人行为举止才能赢得盟军士兵的尊重，而且对于随后的高层谈判也是一份无价之宝。
我有一种印象，我军官兵们历经将近六年的战争并身处绝境时，依然能自重、自持，后来美军指挥官也证实了这一点。
5月6日，我的司令部是阿尔卑斯山地区唯一还没投降的单位。奥利地萨尔费尔登（Saalfelden）一条侧轨上正空置着希姆莱的专列，我决定将一个经过缩减的参谋班子转移到那里，然后再次联系美方，与此同时我的总参谋长留在旧司令部，按照我的周密指示制定投降细节。我提议豪塞尔将军作为我的特别代表处理党卫军投降事宜，其间要严格按我指示行事，简而言之，切勿在最后一刻犯傻，比如逃进山里。豪塞尔是党卫军里最有人缘也最有才干的将军，他成功贯彻执行了我的指示，但这无法避免那些训练有素、久经战火洗礼的党卫军官兵受到区别对待，他们的待遇偶尔不人道。
这时，我才有得空思索个人命运，我是否应该主动从不可避免的未来、沉重的负担彻底解脱？想到自我了结只会将重担转嫁他人，我放弃了这个念头。
没过多久，我等来了一名美军少校及几个手下士兵，他们由我的警卫员接待，少校通知我，（美军）第101 空降师师长泰勒将军在接下来几天会来见我。那位在当时资历尚浅，但没带武器且彬彬有礼的美国军官[12]（顺便一提，他后来先后担任了驻柏林的美军最高司令和朝鲜战场上的美军总司令）邀请我搬到贝希特斯加登酒店[13]住。谈妥了我的参谋部解除武装和投降具体事宜后，我被允许保留自己的武器、勋章和元帅权杖，然后在这位将军的陪同下乘车来到贝希特斯加登。
沿途，我还能向位于我指出的路线上的各德军单位致辞。
贝希特斯加登酒店最好的房间给了我们一行人，我被准许自由活动，但必须有布朗少尉陪同，他出生在慕尼黑，还算随和。我能够无需美军护送就去采尔特韦格和格拉茨探访同苏军作战的集团军群同僚，那位美国将军典范的品行可见一斑，但也同样折射出盟军内部的紧张关系。那段日子里曾拜访过我的美军集团军群总司令德弗斯将军就相当冷淡，尽管他仍维持着军队传统礼节。他的态度令我对自己今日的处境有了更加清醒的意识。
自搭乘列车开始，接下来几天我不停面对同盟国新闻媒体。这些采访按部就班、波澜不惊，说着双方基本上互相理解的话。此间我认识了库尔特·里斯（Kurt Riess），他后来为我做了特别辩护。
我再三请求同艾森豪威尔将军对话，希望力劝他采取得力措施对待德国军队和民众。然而我非但未能如愿，反而在5月15日被带到靠近卢森堡的蒙多夫战俘营，途经奥格斯堡时被迫留下了勋章和元帅权杖。这里得说句多余的话，无论我的两个总参谋长（韦斯特法尔和温特）还是手下任何军官都想象不出我卸甲后的结局有多么不堪，他们都对我知根知底，了解我在战争期间的几乎一切活动，做梦也没想到审讯或死刑宣判的下场。他们以为我要被带到艾森豪威尔面前，而不是特别战俘营。其实，开诚布公有何不妥呢？
投降一事在不同时间，从不同方面困扰过每个德国指挥官，尽管它其实首先该是政府关心的政治问题。
其次，投降可以是经政府认可或者下令而实施的军事行为。G 集团军群的无条件投降是前一种情况的完美范例，而通常意义上的德国武装力量停火属于后者。
如果一支军队被打败，如果抵抗失去了意义，抵抗本身成为徒劳，如果一支军队作为战斗力量的消亡不会直接损害军事和政治利益，那么投降或许是必要的。然而也要谨记于心的是，轻率产生无条件投降的念头会涣散军心，削弱战斗意志。有一种无条件投降，尽管置大局于被动，却是结束战斗的唯一可能的出路，典型例子便是在突尼斯的轴心国军队和在鲁尔的B 集团军群，尽管两者具体情况迥异。
最后还有一种情况：继续战斗也无法牵制敌军，同时因为军队自身弱势而毫无希望，或者继续战斗对于战争结局无足轻重，这时指挥官是可以做主投降的。(https://www.daowen.com)
无论上述哪种投降，都必须首先认真审视对邻近友军或者大局造成的影响再做定夺。
不顾对邻近友军的义务，突然实施有预谋的无条件投降是相当不负责任的。这些指挥官往往扯政治方面的借口，其实他们只具备相当有限的大局观。这样的例子在二战中同样存在。到了技术的年代，不与上级协商就擅自做出如此影响重大的决定的现象应该越来越罕见。
所有争议又把我们引回“政治军人”这个老问题上。我重申，德国武装力量不允许这种人的存在。作为冯·泽克特将军教导的产物，军人具备“宪法赋予的忠诚”，完全脱离于政党纠纷。
然而纽伦堡的国际军事法庭判处了这些军人死刑，法庭不要求他们表明自己有能力对重大国际政治事件施加决定性影响力，反倒要求他们证明自己处理关键性国内形势时去犯罪化，或者证明自己以暴力推翻政府。
1947年年中，我在一篇文章中详细解释了“政治军人”的问题，不涉及第三帝国的具体案例，此文摘取引用如下：
我要求每个位高权重的高级军官都要具备政治眼光，它有利于深入、准确地洞察国内外政治生活中的事件。有了这层觉悟，一名军官就能全面认识自己的责任，并据此承担好自己作为国家首脑的可靠顾问的角色；才能预知军事需求，同时还能更好地适应政治环境。当然，这种微妙却必不可少的结合可能引发激烈的思想斗争和外界争议，涉身其中的将领必须考虑清楚，自己对于对外政策的态度会带来怎样的影响力。
但是，我无论如何也不认可“政治军人”，这种人以个人政治活动践行其政见，因而也曲解了“军人”一词的真正含义。他们兀自以特权者自诩，可是除非愿意归顺，否则国家和政府首脑不会容忍这种特权。即便今日，在1947年，很多国家都不乏能证明这一观点的事例。
关于上述引文，我还要强调两点。首先，一个军官，尤其是高级军官的立场应高于党政。第二，每个军人都应该遵从合法政府和合法国体。他必须信守入伍誓言，这便要求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至于服从长官和合法政府也无需多说。放宽这些军人义务就是鼓励“武装颠覆政权”，后者少有以造福祖国和人民为动机的。届时本该维护和保卫国家的军队却成了毁灭者。几个反例说明不了什么，反而显示出在极少数情况下，解除誓言对一个位高权重的军人而言或许可能就是一种道德责任。此人必须知道，自己是在万众欢呼和诅咒之间走钢丝。
另外还有一点，军政之间存在与生俱来的对立，只有少数人能将两者融会贯通。所谓将注意力投向政治的军人不再是一个好军人，这是有一定道理的。我从自己的战场亲身经历知道，政治协商在关键时刻下可以影响军事绩效。对我而言，分权不失为一种可取的办法。然而事实是，部队是好是坏都与指挥官休戚相关。我们身处的启蒙时代需要军官领悟到政治关联性并解释给手下。只有这样，才能把“穿军装的百姓”从“党派的百姓”打造为“心系国家的军人”。这项任务之难，再怎么高估也不为过，因为两个世纪以来，大部分时间里德国战火连天，国人已经忽略了政治教育，而且在极左和极右主义的政党政客之中，我们还得应付那些对自己国家或多或少持全盘否定态度之人。
由此可见，将“穿军装的百姓”培养为忠贞爱国、履行誓言、坚定不移地效忠国家与宪法的军人，这始终是至高无上的法则。
【注释】
[1]指今日德国南部的弗兰克尼亚（Franconia）、巴伐利亚的山地。
[2]多瑙河支流。
[3]英译本注：指亨克尔公司生产的He162 型喷气式战斗机，希特勒相信这种航速快、成本低的飞机能量产，并寄希望于靠它称霸天空。
[4]译者注：1940年6月法国投降时的法国总理和法军总司令，当时两人均为主和派。
[5]亚历山大·勒尔被控在南斯拉夫和希腊犯有参与屠杀犹太居民和战俘的罪行，战后被引渡到南斯拉夫，1947年2月在贝尔格莱德被枪决。
[6]帝国领袖（Reichsleiters）：纳粹党的最高党务官员，希特勒前后共任命了22 人。
[7]国王湖（Konigsee），位于德国和奥地利边境的小城贝希特斯加登旁边。
[8]指盟军第6 集团军群司令雅各布·劳克斯·德弗斯，他在慕尼黑附近接受了凯塞林所部投降。
[9]指时任美国财政部长的亨利·摩根索，主张严厉处置德国，并起草了一个苛刻的“摩根索计划”。
[10]汉斯·蒂勒格（Hans Röttiger），时任C 集团军群参谋长。
[11]作者注：同美军谈判一事我对自己手下任何官员都守口如瓶，哪怕我的参谋长也不例外，我不希望连累他们。
[12]指美军第101 伞兵师师长马克斯维尔·泰勒。1945年5月6日凯塞林代表德国南部战区总司令部在萨尔茨堡的石海山麓萨尔费尔登向美军投降，随后受到泰勒的热情接待。后来两人在贝希特斯加登酒店一起喝茶的照片被媒体登出后，在美国方面引起了一些争议。
[13]贝希特斯加登是位于德奥边境的德国拜恩州城镇，战争期间是希特勒在阿尔卑斯山的战地指挥所“鹰巢”所在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