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同希特勒及国防军最高统帅部的关系

我在柏林工作多年，先后服役于陆军和空军，其间同所有当权者都打过交道，因而开展工作更加轻松。我可以毫不犹豫地说，靠着帝国元帅赫尔曼·戈林，我等空军元帅享有一种特权地位。

德国空军建立过程中，所有重要的外事皆由戈林亲自打点，我们很少直接同希特勒联系，同最高统帅部里负责人之间的联络更密切一些。初期几场战役中依然如此。地中海和西线被称作“国防军最高统帅部的战区”，不关陆军总司令部的事。

先后担任南线总司令和西线总司令期间，我需要专门同希特勒、最高统帅部合作共事。历经几度起起落落，到了1944年年底，我赢得希特勒的无条件信任，被调到西线也必然是因为这个原因。在意大利，我不得不竭力争取自主权，最终也的确成功了；到了西线，我因东线形势而受到一些必要的限制。3月20日到4月12日，我四次面见希特勒，他对我的忧虑表达了深切理解。虽然军队一败涂地，他却未置一句责备之词，必然因为他也有所觉悟，西线沦落到回天乏力的地步。

希特勒可以在夜间任何时间接见我，听我把话从头到尾说完，从不打断，对我提出的任何疑问都表示理解，而且每次听完我的建议后几乎当即便能定夺，思维之敏捷与身体状况形成鲜明对比。做出那些决定时，他不似过去那样絮絮叨叨，对我出奇的友善和体贴，他两次借出自己的汽车送我回司令部，还千叮咛万嘱咐他的司机一路小心。从我习惯的适当礼节到这般露骨的关怀备至，希特勒的转变令我困惑又新奇，因为我们之间向来公事公办，何况我又身不由己地看着他和其他将军们之间的裂痕越拉越大。

希特勒从不强求我做出任何身为军官的违心事，我也从没向他索求过私利。我只能将他对我确凿无疑的信任归因于他知道我没有花花肠子，而且多年来我无时不刻不是恪尽职守。(https://www.daowen.com)

由于病态般的猜忌（到最后，他在一定程度上信不过任何人），所有国务希特勒都事必躬亲。物色心腹一事上他也不走运。这些因素都对他维持和实施战争产生了恶劣影响。

我最后一次见他是在1945年4月12日，他依旧乐观，很难断定这其中有多少掩耳盗铃的成分。如今回想起来，我倾向于认为他确实沉溺于某种天降神兵相助的信念，就像一个溺水之人紧紧抓住一根救命稻草。我觉得他还相信东线的胜利，相信刚成立的第12 集团军，相信各种新式武器，甚至相信盟军内部决裂。

这些指望都是异想天开。自苏军发起总攻以来，希特勒就封闭了自己，他越来越孤僻，沉浸在虚妄的自我世界里。

在国防军最高统帅部战区，执行长官是约德尔将军。同他共事相当愉快，他是个精明能干的战略家和战术家，工作沉着冷静、有耐心，坐上这个职位再合适不过，尽管有人觉得他能再多点实战经验就好了。他工作殊为不易，一则，希特勒绝非从善如流之辈；二来由于最高统帅部和陆军总司令部之间的隔阂，任何联合提交给约德尔的建议都会受阻。那些靠推测评判约德尔的人哪里知道他运用交际手腕阻止的灾难和实现的成就—批评者们倒应该先展示出自己在同样的环境下有能力做得更好。身为国防军作战局局长，他能越过最高统帅部，可即便如此，他不得不为那些自己也曾激烈争取改变或修正的观点、措施做辩护。冯·布特拉尔（von Buttlar）等同僚都是实事求是的职业参谋军官，能正确地顺应约德尔的思路办事。对于局势或下一步骤，约德尔与我的观点少有分歧，而且我和我的参谋部一直有赖于他的支持。

我和凯特尔元帅之间较为生疏。他下达组建新部队或后备军的指令皆基于元首的命令，即便后者有争议也不容更改。举例而言，希特勒认为组建新的师是战争继续打下去的基础，这意味着需要储备人力和物力资源。我和许多将领都表示反对：组建本身就不划算，而且在战争最后阶段，我们需要的是胜仗，不是机构组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