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服刑
我乘坐火车从意大利梅斯特雷来到奥利地卡林西亚[6]的沃尔夫斯贝格，同一列车上还有几位为我作证的军官，但我们彼此隔离。同志们相当消沉。不过，沃尔夫斯贝格的英军司令官善解人意，将我当做一名可敬的军人待之以礼，一如对待冯·马肯森和马尔策那样。我很感激他和战俘营的官员和士兵们，承蒙他们友好体贴的照顾，待在这座“地堡”的几天才不至于度日如年。唯独某位美国上尉是个例外，此人曾是奥地利难民，铁石心肠，满脑子怨恨与报复，却拿无辜者开刀。一年后我听闻他遭到报应，到了当初被他那愤世嫉俗之心加害和打发走的可怜人之中。不过，我也永远铭记监狱里的德国牧师格鲁伯，他与人为善，有如守护灵魂的牧羊人。
沃尔夫斯贝格是一座奥地利军营，我们不再感觉自己是异类和侵入者，这里只有一群知道如何靠艺术创作、讲演和劳作来充实生活的在押犯，我们就身处这个封闭的圈子中心。我来这里没多久，一名前党卫军少校找上我，说已经打点好一切，可以助我越狱。我谢了他的好意，但是坚定地表示，绝不会落下把柄，令我的敌人相信他们对待我是公正的（对于自己的审判，我没有第二种观点），如果重获自由意味着承认自己有罪，这样的自由不要也罢。
7月4日，判给我和几位同僚的死刑被减为无期徒刑，我当时就说，名为减刑，实为严惩。这话后来也常挂在嘴上。一名英国上校曾问我何出此言。我说，不能忍受无期徒刑。对于我一个德军元帅而言，清者自清。“死于枪下”不失为军人应有的最终归宿，而以戴罪之身在监狱苟延残喘却是一种奇耻大辱。
1947年10月，冯·马肯森、马尔策和我从奥地利沃尔夫斯贝格一起被转到德国韦尔，足可见我们三人同舟共济的袍泽之谊。感觉随行护送的官员特别体恤，仿佛试图以此否定连他们也觉得难以理解的裁决和刑罚。当韦尔的监狱大门在身后轰然关闭，一股真切的疼痛袭来，仿佛硬生生与这个世界一刀两断。我们被押到副监狱长面前，对方公事公办地告知，我们仅拥有与最凶恶的重刑犯同等的特权，意思很明确：我们与那些职业罪犯相比没什么区别。
春去秋来，几个年头就在牢狱中一晃而过。到了1950年，沉闷的日子才因为待遇改善而多少有了起色。我很窘迫地发现，只有在英美两国管理方支持下，我们才能将自己的请求递交到德国当局，尤其是巴伐利亚当局，可是到了最后，经济方面的需求总能突破当局能力范围，例如，应该付给我等战犯的补贴和服刑人员的薪酬都很难发放下来。除非遇到限制令，同盟国监狱最后一任监狱长维克斯中校一直和蔼可亲。除他之外，毕晓普将军也值得一提，他的干预首次促成了后来的囚犯待遇改善。法律界人士之中，我只提一个名字：阿尔弗雷德·布朗爵士，英国高级专员[7]的高级法律顾问，无私地向我们伸出援手。而且身处必须代表的司法环境里，他作为一个负责任的法学家，明显受到内部的压力。我对一位名将的印象欠佳，他向我阴冷潮湿、条件恶劣的牢房匆匆一瞥，搁下一句评论“好极了”。
我在监狱的工作是糊纸袋，对于一个65 岁高龄的老元帅而言，我的业绩相当了不起了。狱友都是正人君子（大多数人都是“战犯”），我工作和生活因而较为轻松。几个月下来，有人问我工作体验如何，我回答道：“很不错了，过去我做梦也没想到自己还可以当一个糊纸袋的工人。”
次日，体力劳动的日子到头了，随后我便接受了历史研究工作。
在一个晴朗的清晨，按照一通历时一个半小时的通告要求，我们搬到了另一片区，原因讳莫如深，我至今仍云里雾里，但很可能他们希望我们处于英方更严密的监视下，因为狱友正是英国犯人。那真是一段难受的日子，任谁同我们搭话都深受其苦，即便监狱牧师到访也必须有一位看守在场。我因监狱伙食害上胃病。妻子有一次探监时带来一些蛋糕和润喉糖，她将小包裹交给德国官员，后者又托一位英国官员转交，这位英国官员把东西拿到办公室，准备带给我。一名英国记者正巧在场，目睹了这串流程，于是编了一篇只能被称之为一派胡言的报道并发给报社，文章里描述说我们源源不断地收包裹，享有同英国人一样的伙食以及饱食终日云云—所谓同英国人一样的伙食，我们只有在它们每日发放给英国犯人时才得以一见，对于只能喝令人作呕又少得可怜的德国菜汤的我们而言它们好比一席盛宴。这篇报道的结果是包括负责人在内的三名英国官员被调走了。
不过，我们终究从那些日子里熬出了头。我们被安排进一栋重建的侧厅，独占一层楼及其配套的“餐厅”“休闲厅”，那一刻仿佛全新一天的曙光初露。个别国人为牢狱生涯最后一程所做的贡献表明我们能够践行基督的教义，其中威斯特伐利亚的红十字会副会长威克夫人尤其值得称道，不知疲倦的她被称为“韦尔的天使”。
另一方面，改判和减刑毫无进展，英国的官爷们顽固地维护着既定判决，对于越来越多的确凿的无罪证据和当年审判时未能提供的追加证词，他们统统不理会。即便柯克帕特里克[8]致媒体的公开信值得深思，我还是无法想象，负责任的英国业内人士会相信诉讼是合法的。英国高级专员的声明与我们对每个案件的认知相左，我们的认知虽然主观但透彻详尽。由于这些原因，经西德总理同意，我打算上书英国下议院，请求对战争罪案件在法律和整体层面展开调查，此事应由一个混合的议会制委员会实地—也就是在韦尔进行。考虑到独立议员的公正意识，我觉得这个调查委员会应该可以得出一个与法院相反的观点，应该会注意到审判档案中各种缺陷和疏漏，而且定然会就补救办法提出建议。然而很可惜，他们断了我这个念头。[9]我知道下级就算心生质疑，也必须执行上级命令，可不想不出来的一点是，我们这些德国人因为奉命行事而在1945年以后被判处死刑或监禁重刑。我从未找到一个合理的原因可以解释当局拒绝重审我们的案件。然而，公平正义终将取胜，即便是面临不近人情、误入歧途以及明显被煽动的公众舆论。同样难以理解的是，拿已经失去正当性和合法性的四强条约[10]作挡箭牌。无论如何，一份否定“降福于全城与全世界”[11]的公约绝不是有效的国际法。
1947年，死刑判决下来的一刻，我相信自己有勇气直面眼前的命运。我已经度过充实的一生，有过登峰造极的生涯。五年后的今天，我必须承认，这辈子不乏诋毁的冲击，也总有新的慰藉，汩汩如泉涌，充盈我的生命。我习惯了在每个深夜沉思这一天的得失，却从没有花时间认真审视自己，审视周遭和这个时代。现在，我尝试着做出客观评判，把我的失意当做时代积弊所致，也试图放下满腔报复与仇恨，化干戈为玉帛。尽管我也有情绪，却完全是自然而然地想要去开导那些不幸的伙伴，调和他们与监狱负责方之间的矛盾。功夫不负有心人，我们逐渐博得了新的同情，被当作活生生的凡人和军人，而不再是宣传出来的敌人。前文已经提过一些拥有足够地位，能顶住不利的大环境尽力为我们说话、改善我们生存状况的人，他们做了大量工作，胜于那些致力于让我们“洗心革面”的人，赤诚相待比莫名其妙的尝试更管用。
在我身陷囹圄几年里，发生的很多事情令这个一度身处世界舞台中心的人叹为观止。一个人越是远离日复一日的吹毛求疵，就越容易看穿表象。我若是说我们在战争中的表现达到了某种成就，那也只是陈述一个广为人知的事实，正如李德·哈特也确信的那样。可是和他的观点形成对比的是，一些来自德国人的言论和文章大相径庭，谈及德军统帅机构是何等“天才”—说得直白一点就是何等“愚蠢”，根据在于德国步兵是一群身不由己的可怜虫，任长官摆布，屡屡遭到仗势欺凌。作为一员从军四十多年，有资格声称尽管自己严厉又苛刻，却始终受到拥戴的老将，我无法理解这种新闻报道。我们固然犯下过错误，但既然我们曾在战争头几年里无往不胜，那就只能假设盟军那边还有更“浅薄无知之人”坐镇。所谓我军的训练和教育体系错得一无是处，我们必须在民主原则指引下转换思路，比如向美国陆军看齐，这些话在任何有理智的人听来肯定更加匪夷所思了。
我有幸统领过很多精锐之师，所以很清楚，如若没有官兵之间彼此立誓，与子同袍，德国军人不可能赢得一场场胜仗。每次视察前线，目睹这种团结，总能带给我莫大的喜悦。尤其令我骄傲的是，1945年投降期间，德国军人的行为举止整体上也堪称典范。当时我便认为，这是纪律、训练与和谐的指挥链的胜利。是的，我们可以改变很多事，我们可以与时俱进，吸取新的宝贵的经验教训。但是请保持我们的民族性，尊重我们的传统，警惕沦为无根的游民。
此书的写作非一时兴起，之所以最终下定决心，是希望以我的经历和见闻为留存一段真实完好的德国历史尽绵薄之力；能帮助这个世界全面看清战争的残酷。凡事都有相对性，我这里的陈年往事向思索过它们的人印证出了这个道理。对于年轻一代，我要说的是，人生的意义在于努力为所应为，而世事无完美。古语有云，人无完人。从中我们能听出，人们对于自主的殷切需要以及切勿对他人妄加评断的警示。(https://www.daowen.com)
【注释】
[1]阿里斯蒂德·白里安（1862年—1932年），20世纪初的法国政治家、外交家。法国社会党创始人。他担任法国总理期间，于1925年推动签署了对德和解的《洛迦诺公约》，从而与时任德国总理的施特雷泽曼共同获得次年的诺贝尔和平奖。白里安还以积极倡导欧洲联合，呼吁建立欧洲合众国而闻名。
[2]“阿什”（Ash）一词在英语里意为“灰烬、废墟”。
[3]奥托·斯科尔兹内：党卫军特种部队头目，二战期间策划实施了一系列令人瞠目结舌的特种作战行动，其中最著名的一次行动是1943年带领一小队伞兵空降进入大萨索山，兵不血刃救出被意大利人推翻并囚禁的墨索里尼。
[4]1944年开普勒驻罗马的德国党卫队保安局和秘密警察头子，阿尔代蒂涅案件的执行者。
[5]我的法庭律师。
[6]Carinthia，今奥地利的克恩滕州。
[7]British High Commissioner，指英联邦各国之间互派的大使级外交代表或殖民地、托管领土的行政长官。
[8]指英国外交官伊冯·柯克帕特里克（Ivone Kirkpatrick），时任处理德国事务的高级专员。
[9]英译本注：1951年7月15日，凯塞林被获准假释出狱，接受比尔克勒教授操刀的手术，10月14日他被特赦释放。
[10]《法德英意四国谅解和合作协定》，法国、英国、德国和意大利1933年7月15日在罗马签署，旨在用协商的方式调节利益冲突。因为欧洲其他国家的强烈反对，四国最终都能批准此条约。—摘自《第二次世界大战大辞典》（华夏出版社，2003年）
[11]urbi et orbi，罗马教皇祝福用语，“全城”指罗马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