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张氏医通》
1.阐释《经》旨，汇名贤至论 《医通》在各种病症之前，首列《内经》病机及《金匮》治例等，但因其文辞深奥，故详加释义，以明其旨，且多夹以己见。如释《灵枢》之“口颊㖞僻”云：“乃风中血脉也。手足阳明之经络于口，会太阳之经络于目，寒则筋急而僻，热则筋弛而纵。故左中寒则逼热于右，右中寒则逼热于左，寒者急而热者缓也。急者皮肤顽痹，营卫凝滞，故用马膏之甘平柔缓，以摩其急，以润其痹，以通其血脉；用桂酒之辛热急束，以涂其缓，以和其营卫，以通其经络。桑能治风痹，通节窍也。病在上者，酒以行之，甘以助之，故饮美酒，啖炙肉，若不饮者，自免强饮之。为之三拊者，再三拊其急处，但气血流动。其病自已也。”可谓明白而透彻。又如解《素问》“五脏六腑皆令人咳”云：“岐伯虽言五脏六腑皆令人咳，其所重全在肺胃，而尤重在‘外内合邪’四字，人身有外邪，有内邪，有外内合邪，此云五脏之久咳乃移于六腑，是指内邪郁发而言，若外人伤肺合而咳，原无脏腑相移之例也。”其所论述颇有见地。
再如释《金匮》之“咳而上气，喉中水鸡声，射干麻黄汤主之；咳而脉浮者，厚朴麻黄汤主之；咳而脉沉者，泽誉汤主之。”曰：“上气而作水鸡声，乃是痰碍其气，气触其痰，风寒入肺之一验耳。发表、下气、润燥、开痰四法，萃于一方，用以分解其邪。若咳而脉浮，则外邪居多，全以散邪为主，用法即于小青龙汤中除去桂枝、芍药、甘草，加厚朴、石膏、小麦，仍从肺病起见。以桂枝之热，芍药之收，甘草之缓，概示不用，而加厚朴以下气，石膏以清热，小麦以引入肾中，助其升发之气也。若咳而脉沉，为邪在营气，即肺之里也。热过于营，吸而不出，其血必结，血结则痰气必外裹，故用泽漆之破血为君，加入开痰下气，清热和营诸药俾垒一空元气不损，制方之妙若此。”令人茅塞顿开。他如解《内经》之“少火”与“壮火”，以为“火在丹田之下端，是为少火，少火则生气。离丹田而上者是壮火，壮火则食气，食气之火，是为邪火；生气之火，是为真火。故少火亢极，则为壮火”。亦是见解独到。
除阐释《经》旨之外，《张氏医通》还保存了一些不可多得的医学文献，如《沽古要略》、《制药秘旨》、《黄安道读宣明论说》、《丹溪或问》、邵元伟《医学纲目》、盛启东《医林黄治》、陆丽京《医林新论》、刘默生《治验》等。张氏所引，多属精彩之论，如论虚劳引李士材《病机沙篆》云：“古称五劳七伤，六极二十三蒸，症状繁多，令人眩惑，但能明先天、后天二种根本之证，无不痊安。夫人之虚，非气即血，五脏六腑，莫能外焉。而血之源头在于肾，气之源头在于脾，脾为肺母，肺为生气之官，故肺气受伤者，必求助于脾土，肾为肝母，肝为藏血之地，故肝血受伤者，必借资于肾水。补肾补脾，法当并行，然以甘寒补肾，恐妨肾气，以辛温扶脾，恐妨肾水，须辨缓急而为之施治。或补肾而助以沉香、砂仁，或扶脾而杂以山药、五味，机用不可不活也。”
又如戴人论痹：“痹病以湿热为源，风寒为兼，三气合而为痹，其脉沉涩，奈何治此者，不问经络，不分脏腑，不分表里，便作寒湿脚气，乌头附子，乳之没之，种种燥热攻之，中脘灸之，脐下烧之，三里火之，蒸之熨之，汤之炕之，以致便尿涩滞，前后俱闭，虚燥转甚，肌肤日削，饮食不下，虽遇扁华，亦措手。若此者何哉？胸膈间有寒痰故也。痹病本不死，死于医之误也。”再如陆丽京论内伤：“内伤之原有三，曰劳役伤脾，曰饥饱伤胃，曰负重伤血，三者虚实悬殊。所谓劳役伤脾者，必发热头痛，恶风畏食，自汗喘乏，脉必气口虚大，平昔未惯劳役人多此，东垣补中益气证也。饥饱伤胃者，证必黄肿痞满，喘嗽恶食，发热身疼，脉必气口粗大，藜藿劳苦人多此，平胃散加枣矾。负重伤血者，在胃口则咳呕血腥，痞满少食，膈间隐隐刺痛，脉必气口见弦，饱食奔驰人多此，犀角地黄汤加酒大黄，稍夺其势，即当因病治宜，余积不攻而去矣。”凡此等等确实令人大开眼界，起到了承前启后的作用。
2.善用古方，师古而不泥古 张氏善于博采众家之长，从不偏执一说。云：“读古人之书须要究其纲旨，以意显之，是谓得之；若胶执其语，反或窒碍，岂先哲立言之过欤？”在方法运用上十分重视对《内经》及仲景之方的研究，善用古方，师古而不泥古。据《张氏医通》医案，牙行陶震涵子，伤劳咳嗽失血，势如泉涌，服生地汁、墨汁不止。张氏门人用热童便二升而止，邀张氏诊之，诊其脉弦大而虚，自汗喘乏，至夜则烦扰不宁，遂与当归补血汤四剂而热除。但患者时觉左胁刺痛，按之辘辘有声，认为系少年喜酒负气，常与人斗狠所致，与泽术麋衔汤，加生藕汁调服，大便即下累累紫黑血块，数日乃尽。后与四乌鲗骨一藘茹为末，分四服，入黄牝鸡腹中煮啖，留药蜜丸，尽剂而血不复来矣。泽术麋衔汤与四乌鲗骨一藘茹丸均为《内经》方，前者治酒风，后者治血枯，此处用之药证相符，即获良效。关于张仲景之经方，张氏更十分喜用，一女患虚羸寒热，腹痛里急，自汗喘嗽三月余，屡更医药不愈，忽然吐血数口，前医邀张氏同往诊。候其气口，虚涩不调，左皆弦微，而尺微尤甚。令与黄芪建中加当归、细辛。前医曰：虚劳失血，曷不用滋阴降火，反行辛燥乎？张氏曰：不然，虚劳之成，未必皆本虚也，大抵多由误药所致，今病欲成劳，乘其根基未固，急以辛温之药提出阳分，庶几挽前失；若仍用阴药，则阴愈亢而血愈逆上矣。从古治劳，莫若《金匮》诸法，如虚劳里急诸不足，用黄芪建中汤原有所祖，即腹痛悸衄，亦不出此，更兼内补建中之制，加当归以和营血，细辛以利肺气，毋虑辛燥伤血也。遂与数剂，血止。次以桂枝人参汤数服，腹痛寒热顿除。后用六味丸，以枣仁易萸肉，间或进保元、异功、当归补血之类，随证调理而安。张氏云：“余治虚劳，尝屏绝一切虚劳之药，使病气不陷入阴分，深得《金匮》之力。”由此可见张氏对仲景是推崇备至的。正因如此方能对经方心领神会，运用起来才得心应手。又治一孕妇，素禀气虚多痰，怀妊三月，因腊月举丧受寒，遂恶寒不食，呕逆清血，腹痛下坠，脉得弦细如丝，按之欲绝，与生料干姜人参半夏丸二服，不应，更与附子理中，加芩、半、肉桂调理而康。其门人问曰：尝闻桂、附、半夏，孕妇禁服，而此并行不碍，何也？张氏曰：举世皆以黄芩、白术为安胎圣药，桂、附为堕胎峻剂，孰知反有安胎妙用哉！盖子气之安危，系于母气之偏性。若母气多火，得芩、连则安，得桂、附则危。务在调其偏性，适其寒温。世未有母气逆而胎得安者，亦未有母气安而胎反堕者。所以《金匮》有妊娠六七月胎胀腹痛恶寒，少腹如扇，用附子汤温其脏者。然认证不果，不得妄行是法，一有差误，祸不旋踵，非比芩术之误，犹可延引时日也。此段论述精彩中肯，张氏不仅对《内经》、仲景之方应用颇有心得，对其他古方亦知之甚详，临床应用信手拈来，疗效恢宏。
吴江郭公，每岁交秋则咳，连发四载，屡咳痰不得出则喘，至夜坐不得卧，咳剧则大便枯燥有血。今仲秋咳嗽气逆又作，曾服越婢汤，嗽即稍可，数日间堂事劳心，复咳如前，后遍请诸医，治之罔效。遂求诊于张氏，诊之两尺左关弦数，两寸右关涩数。弦者肾之虚，涩者肺之燥，夏暑内伏肺络，遇秋燥收之令而发为咳嗽也。遂曰：公本东鲁，肾气素强，因水亏火旺，阴火上烁肺金，金燥不能生水，所以至秋则咳，咳剧则便燥有血，肺移热于大肠之明验也，合用《千金》麦门冬汤除去半夏、生姜之辛燥，易以葳蕤、白蜜之甘润，藉麻黄以鼓舞麦冬、生地之力，与越婢汤中麻黄、石膏分解互结之燥热同一义也。郭公曰：前医咸诋麻黄为发汗重剂，不可轻试，仅用杏仁、苏子、甘桔、前胡等药，服之咳转甚，何也？张氏曰：麻黄虽云主表，今在麦门冬汤中，不过借以升发肺气，原非发汗之谓。麻黄在大青龙汤、麻黄汤、麻杏石甘汤中其力更峻，以其中皆有杏仁也。杏仁虽举世视为治嗽之通药，不问虚实浑用，然辛温走肺，最不纯良，耗气攻血莫此为甚，熬黑入大陷胸丸，佐甘遂等搜逐结垢，性味可知。郭公以为然，连进二剂，是夜使得安寝，次早复诊，其脉之弦虽未退，而按之稍软，气口则虚濡乏力，因与六味、生脉，加葳蕤、白蜜作汤四服，其嗽顿减，后以此方制丸，三时恒服不彻，至秋庶无复咳嗽之虞。
3.临证应用，多有创见
（1）论血证：张氏论气血，根据《内经》的理论，认为气血异名同类，虽有阴阳清浊之分，但都由水谷精微所生化，同时又十分重视五脏对气血生化的重要作用，指出气血“实不离五行之气化”。对气血关系，他说：“人身阳气，为阴血之引导，阴血为阳气之依归。”“虽气禀阳和，血禀阴质，而阴中有阳，阳中有阴，不能截然两分。”极为强调阳气与阴血之间相互依存的关系。
至于血有清浊之区别，其源虽一，但根据其作用的不同，可析而分为三种，即：“其至清至纯者，得君火之令，以和调五脏，藏而不失，乃养脏之血也；其清中之浊者，秉输运之权，以洒陈六腑，实而不满，则灌注之血也；其清中之清者，会营周之度，流行百脉，满而不泄，此营经之血也。”在正常情况下，血在人体中各行其职，各守其乡，则阴平阳秘，使血循经免受上溢下脱之患。
对于出血的原因，张氏认为主要是由于人体阴阳偏胜偏衰和脏腑之气乖逆所致。他说：“缘人之禀赋不无偏胜，劳役不无偏伤，其血则从偏衰偏伤之处而渗漏焉。夫禀赋既偏，则水谷多从偏胜之气化，而胜者愈胜，弱者愈弱，阳胜则阴衰，阴衰则火旺，火旺则血随之而上溢；阴胜则阳微，阳微则火衰，火衰则血失其统而下脱”，并进而说明“其上溢之血，非一于火盛也；下脱之血；非一于阳衰也，但以色之鲜紫浓厚，则为火盛；色之晦淡无光，即为阳衰，究其所脱之原，或缘脏气之逆，或缘腑气之乖，皆能致病。”说明论治血证，必须首先辨明人体的盛衰和阴阳的偏胜偏衰，并强调对出血的辨证，不能一概以上溢为火盛，下脱为阳衰而统之，必须对出血的色泽、性状加以鉴别。
张氏对出血之患，还十分重视与各脏腑功能之间的相互关系，并根据出血的不同特点加以辨识，如他以为：“从上溢者，势必假道肺胃；从下脱者，势必由于二肠及膀胱下达耳，盖出于肺者，或缘龙雷亢逆，或缘咳逆上奔，血必从之上溢，多带痰沫及粉红色者；其出于心包，亦必上溢，色必正赤如朱漆光泽；若吐出便凝，摸之不粘指者，为守脏之血，见之必死者；出于脾者，或从胃脘上溢，或从小肠下脱，亦必鲜紫浓厚，但不若心包血之光泽也；出于肝者，或从上呕，或从下脱，血必青紫稠浓，或带血缕，或有结块；出于肾者，或从咳逆，或从咯吐，或稀痰中杂出如珠，血虽无几，色虽不鲜，其患最剧，间有从精窍而出者，若气化受伤，则从膀胱溺孔而出，总皆关乎脏气也；其出于胃者，多兼水液痰涎，吐则成盘成盏，汪洋满地，以其多气多血，虽药力易到，不若脏血之笃，然五脏之本，亦不可忽。”此外，还对衄血、便血、崩漏等各种出血的辨证逐一进行详细分析。张氏对出血的辨证论述，条分缕析，颇具独到之处。
至于血证的治疗，他根据《内经》“血气者，喜温而恶寒，寒则泣而不流，温则消而去之”之旨，反对“不鉴其偏之弊，而制不寒不热之方”“一见血证，每以寒凉济阴为务”的笼统治法。认为前者达不到补其偏救其弊的目的，后者虽可取效一时，但终致虚阳衰而生变证。因此，张氏从人体气禀阴阳胜衰着手，对各种出血之证，并不拘泥于以寒治热，以热治寒之常法，而是精于辨证用药。如治衄血，若实热衄血，脉实大，便秘者，用犀角地黄汤加木香、大黄；若内伤劳役之人，喘咳面赤，发热头痛而衄，以当归补血汤加薄荷、荆芥，不应，补中益气汤倍黄芪，慎不可用辛热之药；若瘀积停留，衄血不尽者，宜犀角地黄汤；久衄不止，热在下焦血分，以六味丸加五味子作汤。张氏治衄血还常佐以气药，如木香、香附之属，使血得气引而归循于经。对于吐血一症，张氏认为其治法不可骤止，止则使败血留积，同时亦不宜峻攻，攻则复伤其血，只宜清理胃气以安其血，方选犀角地黄汤，随证加桃仁、茜根、橘红、木香、大黄、童便之属；吐久不止，内虚寒而外假热者，用千金当归汤，不应用十灰散遏之。若血色瘀晦如污泥，为阳不制阴，宜花蕊石散温以散之；若见晦淡者为血寒，须加炮蒸干姜，或大剂理中汤温之；若吐血势不可遏，胸中觉气塞滞，血色紫黑者，宜桃仁承气汤加茜草根。对呕血一症，他认为证治有三：暴怒火逆伤肝，其症胸胁痛，甚则厥逆，宜柴胡疏肝散加大黄；极劳奔驰伤肝，其症遍身疼痛，或时发热，宜犀角地黄汤加当归、肉桂、桃仁；竭力房劳伤肝，其症面赤足冷，烦躁口渴，宜生脉散合加减八味丸。张氏特别喜用大黄以止血，虽于血证不避肉桂、附子，而又善于配伍，这一点是难能可贵的。至于出血证的善后调理，张氏从“心主血，胸裹血，肝藏血”的理论，主张“须按心、脾、肝三经用药”，方以归脾汤为主。云：“归脾汤一方，三经之药也。远志、枣仁补肝以生心火；茯神补心以生脾土；参、芪、甘草补脾以固肺气；木香者，香先入脾，总欲使血归于脾，故曰归脾，凡有郁怒伤肝，思虑伤脾者尤宜。火旺者加山栀、丹皮；火衰者加肉桂、丹皮，又有八味丸培先天之根，治无余法矣。”从此可知张氏调治的重点在于脾。其如此简要地提出了调理血证的基本大法，为后人论治血证提供了丰富的理论与经验。(https://www.daowen.com)
（2）论痢疾：张璐在《内经》《伤寒杂病论》以及历代医家之说的基础上论痢，认为痢疾即古人所谓肠澼之证，其“皆缘传化失职，津液受伤，而致奔迫无度”。
痢疾的辨证：张璐明确指出辨痢下赤白及辨身热是分辨痢疾的两个要点。①辨痢下赤白：《内经》原有下血、下白沫、下脓血之异，后世医家多以下白沫属虚寒、下脓血属湿热辨之。张璐认为痢疾下白沫，不能以寒概之，痢疾有血者，亦不能皆以为热，临证中应辨证论治。若下痢有血者，当从血色的鲜暗辨识，血色鲜紫浓厚者则属于热，血色瘀晦稀淡或如玛瑙色者则为阳虚不能制阴，治疗上应温理其气，以气摄血。若皆以疏利之法，或乱投黄连、大黄之类，易致变证丛生。②辨痢疾身热：张氏认为古代前贤常以身热与否来判断痢疾的预后转归。例如《素问》曰：肠澼便血“身热则死，寒则生”；张仲景论痢“以身热手足温，为阳回可治；厥逆不返，为阳绝主死”。两家之论看似不符，实不相悖。《素问》所言为阴虚下痢之证，张仲景所指是伤寒阴证，两者均不可与夏秋肠澼相提并论。另夹邪之痢与时行疫痢皆有身热，治当先撤表邪，表邪撤则自然身凉痢止。因此，概以身热作为判断痢疾生死的指征，实不可取。
痢疾的治疗：张璐治疗痢疾，主张温理气机为主，反对泥于苦寒疏利。他认为除脉滑大数实，或挟热后重、烦渴者宜予黄芩、黄连、芍药、泽泻、白头翁、秦皮之类苦寒疏利外，皆不宜恣行攻伐，而应注重气机的调理。例如：五色噤口及瘀晦清血诸痢，每用甘草、干姜专理脾胃，肉桂、茯苓专伐肾邪，其效如鼓应桴；痢疾初起腹痛后重者，则兼木香、槟榔、厚朴以泄之；痢疾见饮食艰进者，则兼枳实、焦术以运之；痢疾见阴气上逆、干呕不食者，则兼丁香、吴茱萸以温之；痢疾见呕吐涎水者，则兼橘皮、半夏、生姜以豁之；痢疾见脓血稠黏者，则兼茜根、乌梅以理之；痢疾见水道不通者，则兼升麻、柴胡以举之；痢疾而身热不除者，则兼桂枝、芍药、姜、枣以和之；痢疾而阴虚至夜发热痛剧者，则兼熟地、黄芪、阿胶、当归、芍药以济之；痢疾若数日不已而腹痛后重转甚者，必用人参、白术、升麻、柴胡兼补而升之；久痢后重宜用三奇散，取黄芪、防风以开阖，用枳壳以破滞气，俟后重稍减，便当改用补中益气。
另外，张璐还对噤口痢、休息痢、蛲虫痢等特殊痢在发病机制和治疗方面的特殊性进行了探讨。①噤口痢：初痢噤口多因湿瘀胃口，故宜苦燥治之。若邪留胃中、胃气伏而不宣、脾气因而涩滞者，可用木香、黄连、枳壳、厚朴、橘红、茯苓等；若热毒冲心、头疼心烦、呕而不食、手足温暖者，可用甘草泻心汤去大枣易生姜，此证胃中有热，不可用温药；若阳气不足、宿食未消、噫而不食者，可用枳实理中汤加砂仁、陈皮、木香、豆蔻或山楂、神曲、麦芽之类；若肝乘脾者，可用戊己丸加木香、肉桂；若有水饮停聚者，心下必悸动不宁，可用五苓散加姜汁；若有火炎气冲者，可用黄连解毒汤去黄柏加枳壳、木香；若胃虚夹热而呕逆者，用连理汤；若积秽太多、恶气熏蒸者，可用大黄黄连泻心汤加木香；若久痢噤口不食，为胃气告匮，最为危候，较之初起口噤尚有浊气可破、积沫可驱，遇乎不同，非大剂参术佐以茯苓、甘草、藿香、木香、煨葛根之属、大补胃气兼行津液不能开之，但得胃气一转，饮食稍进，便宜独参汤略加橘皮或制香附，缓缓调补，兼疏滞气，最为合剂，如茯苓之淡渗、木香之耗气、葛根之行津，皆当摒除。②休息痢：此证多因兜涩太早，积热未尽，加以调摄失宜，不能节食戒欲所致。可服补中益气汤加肉果、木香，吞服驻车丸；若阴虚多火，不能胜任升麻、柴胡、木香、白术者，只用驻车丸加人参、肉桂、乌梅之类；有积者，可加枳实、炮黑楂肉；若服补中益气汤数服不效、反下鲜紫血块者，此久风成飧泄，风伤肝而不能藏血，宜三奇汤（散），倍防风，加羌活、葛根、升麻、柴胡，切忌用利水破气之药。③蛲虫痢：病因寒湿侵袭，胃弱肠虚，蛲虫乘之所致。症见腹大，皮肤粗黄，或肛痒，或从谷道中溢出，治疗以芫花一撮主之，亦可使用乌梅丸、黄连犀角散。虫尽之后，即用六君子加犀角、黄连、乌梅肉丸服，以补脾胃，兼清湿热。
张璐论治痢疾，纲目分明，辨证以别下痢赤白、身热为要，论治不泥苦寒疏利而擅长温理气机，足资后人借鉴。
（3）论产后三冲、三急、三审：张璐对妇科疾病的诊治，在《医通》“妇人门”中，列经候、胎前、临褥、产后等篇，专论妇科诸证，其中产后三冲、三急、三审最为精要，适合临床应用。
1）三冲：张氏认为产后败血上冲有三。① 冲心：其症可表现为：或歌舞谈笑，或怒骂坐卧，甚者踰墙上屋，口咬拳打，山腔野调，号佛名神等神志狂乱之症。他指出此症预后欠佳，治疗以投花蕊石散为最捷，琥珀黑龙丹也可选用。若仅闷乱而不癫狂的轻症，可用失笑散加郁金。②冲胃：其症饱闷呕恶，腹满胀痛，治疗当以平胃加姜、桂为先，不效可服来复丹。若呕逆腹胀，血化为水者，以金匮下瘀血汤主之。③ 冲肺：其症面赤呕逆，治疗则以二味参苏饮，甚则加芒硝汤涤之。
2）三急：张氏认为产后诸病，唯以呕吐、盗汗、泄泻为急，若三者并见则更为危急。如已见痰闭心窍，可用抵圣散去芍药加炮姜、茯苓治之；多汗加乌梅，慎不可用浮麦伤胃耗气，枣仁腻滑易于作泄，亦当慎用；芍药、乌梅虽酸收能敛汗，然防其阻滞恶露，故亦多不可浪用。
3）三审：凡诊新产妇之患，张氏提出应先审少腹痛与不痛，以证恶露之有无；次审大便通与不通，以证津液之盛衰；再审乳汁行与不行以及饮食之多少，以证胃气之充馁。此即产后之三审，他说：“产后恶露，常以弥月为期，然向有六七朝即净者，又未可一概论也，此虽产母禀质不同，而胎儿之所禀亦异。如胎息壮盛，则气血尽归其子，瘀血自少；胎息孱弱，则气血涵养有余。亦有产时去多，产后必少，产时去少，产后必多，势使然也。”因此，张氏将审少腹痛与不痛，作为辨别产后瘀血多少的重要症状。由于产后血脱津伤，因而大便自应艰涩，一般五七日后即可畅通，若兼有发热谵语，脉滑实者，当急以攻之，以救津液；若少腹硬满，则应破瘀为先。对于产后乳汁行与不行，他认为：“产后三朝，每有寒热蒸乳，寒热后，乳汁大行，此胃气孚化。”因此，乳汁充盛与否，与胃气充盛有密切关系，若产后无发热，又无乳汁，此为营卫不调，宜内补当归建中汤调之。
至于张璐在《医通》中论痰火、论湿热、论肺痈、论崩漏、论月经不调、论目疾等也各有特色，可参阅原书加以体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