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结　语

自刘完素打起“运气”的旗帜，提出外感病火热论以后，追随者不断地从疾病诊治的实践活动中总结温病的病因病机理论，力图把温病从伤寒学中分割出来。到明代时，这些努力因学说的逐渐充实，也得到医家们的承认，以赵献可“伤寒伤风及寒疫也，则用仲景法。温病及瘟疫也，则用河间法”的说法为代表。但实际上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伤寒学始终在寒温之辩中占据着主流与正统地位，著名医家往往采用六经的模式来归纳温病。如张洁古之子云岐子云：“伤寒汗下不愈过经，其证尚在而不除者，亦为温疫病也。如太阳证，汗下过经不愈，诊得尺寸俱浮者，太阳温病也。如身热目痛不眠，汗下过经不愈，诊得尺寸俱长者，阳明温病也。如胸胁胀满，汗下过经不愈，诊得尺寸俱弦者，少阳温病也。如腹满咽干，诊得尺寸俱沉细，过经不愈者，太阴温病也。如口燥舌干而渴，诊得尺寸俱沉细，过经不愈者，少阴温病也。如烦渴囊缩，诊得尺寸俱微缓，过经不愈者，厥阴温病也。”这种努力，最集中地体现在舌诊——这个为外感病诊断而诞生的诊法研究方面。

通过重温温病学说萌芽、伤寒学试图包容温病学说以及温病学最终脱出伤寒学框架的历史，使我们认识到，从新的学说诞生到新的学科建立，必然要经历一个与传统学说论争和自身积累的阶段，以完成从新学说到新学科的量变—质变过程。

回顾舌诊的发展历程，或许可以帮助我们正视在中西医结合的过程中所遇到的问题和所需要的时间，当前特别需要避免揠苗助长的倾向。相信通过两种医学的碰撞和新知识的不断积累，必定会达到从量变到质变的飞跃，建立一个对人类的健康事业做出更大贡献的新医学。(https://www.daowen.com)

（《江西中医学院学报》，2005年第17卷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