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动乱年代筹建气象温度表厂

在动乱年代筹建气象温度表厂

在成都气象温度表厂化验室工作

1967年，因中央气象局需要气象测温仪器，与一机部电子仪表局协商后，决定从成都玻璃厂抽调一套班子，由厂长、技术员和工人组成，建立气象温度表厂。我成了这座新厂的唯一技术员，对内对外什么事情都要管。当时厂里只有传达室有电话，接听电话只能到厂门口去，即使厂领导也不例外。每次有我的电话，传达室的老师傅就一个车间一个车间地找我，忙得不亦乐乎。中央气象局总工打电话来交代工作，我一边听电话，一边把内容速记下来。总工不放心，每次都让我重复一遍，我都回答得清清楚楚，令他十分满意。其实我这点能耐不足为奇，我爸爸的本事才大呢。记得50年代，上海金龙绸布店新进了一种日本料子，十分新颖。我们姐妹每人买了一段衣料，当售货员还在忙着打算盘时，我爸爸已经将该付的钱款一分不差地报给了她。

1967年底，厂长带领我和其他人员去北京一机部申请建厂需要的资金。当时，全国各地去北京的人很多，各住处都人满为患。一机部办公室负责接待的是一位中年人，他特地安排我住招待所，是考虑到我已怀孕五个月了，而其他人只能住接待站，睡地铺。

回厂后，领导又派我去上海医用仪表厂参加防汞小组的工作。由于温度表的感温体是水银（汞），对操作工人的健康有危害，故要从防汞角度考虑车间的设计。车间地面要有一定的坡度，便于每天下班时用水冲洗，使地面上残留的汞与水一起顺坡流到四周明沟内，明沟四角处装有水银收集器，将残留水银收集起来统一处理。(https://www.daowen.com)

1967年底，本文作者（前排右三）与同事为筹建气象温度表厂赴北京，在天安门前合影

当时正在动乱中，成都武斗很厉害。这一趟，我与爱人、大姐、大姐夫四人一起回上海，好不容易找到成都去上海的列车，却是车门紧闭，站台里又没人管。我与大姐都怀孕在身，只能由两个男人把我们托举到车厢窗口，然后爬进了车厢内。这次回上海路上历时40多小时。我在上海工作期间生下了儿子，产假后即回成都搞建厂工作。

新厂房和车间的设计由一机部第二设计院负责，该院派出了一套班子到我厂，从土建、工艺、通风、给排水、电力等方面进行实地调研。1971年，我代表厂方特地去上海接设计人员到成都，因为我负责全厂技术，所以每个工序我都要了解。趁这次出差的机会，我把儿子也带到了成都。儿子3年前在上海出生后，一直由爷爷奶奶照看着。乘火车时，小家伙在车厢里爬上爬下，和设计院的叔叔阿姨玩得很开心。抵达成都火车站，我先生来接我们。我问儿子，认不认得他是谁？儿子眉头一皱说“杨大容”，引得在场者大笑不止。原来在上海时，他奶奶常拿出我们的照片，告诉他爸爸叫杨大容。

我在四川工作了十七年，把青春贡献给了大三线的建设事业。后来随着岁月递增，父母年纪大了，我们的思乡之情也越来越强烈。经过努力，1978年我们夫妇俩调到了南京邮电学院。从数千里外的成都到了上海的“大门口”，虽然距离上海还有300公里，但我们已经心满意足了。学校放寒暑假时我们都能回上海看望父母和亲戚，感觉太幸福了。我也从工厂的一名技术员转变为人民教师，掀开了人生新的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