视听媒体的恶搞和狂欢

“狂欢化是以一种颠覆传统、质疑权威的姿态来挑战精英文化，是用升格和降格的具体操作方法来嘲弄现实，通过戏仿、反讽来执着追求人性的本真和精神的愉悦，是一种精神乌托邦。”^[13]

第一，电视媒体的狂欢。电视媒体是当今“泛娱乐化”、狂欢化的主推者。所谓“泛娱乐化”就是商业化，就是市场化，它是文化工业的产物。随着媒介技术的不断革新，随着泛娱乐化的日益推进，电视屏幕上“明星娱乐大众”演变成“大众娱乐大众”，人们从看“娱乐八卦”到“玩转明星”再到“自娱自乐”。湖南卫视的“超级女声”，“快乐男生”便是一个很好的证明。而电视营销模式也发生变化：把一般的传统营销转变成为娱乐营销，传播“快乐文化”、“娱乐文化”，韩国的造星公司更是将娱乐营销发挥到淋漓尽致。所以，泛娱乐化在市场化和商业化的推手运作下，让许多人坚信大众创造历史的时代开始了，大众创造娱乐的生活开始了。人们似乎感觉到这个世界“无处不舞台”，“想唱就唱，唱得响亮”。在电视媒体的“导演”下，无数的少年认定：世界是公平的，上帝是公平的，机会赋予我们每一个平凡的个体。

泛娱乐化造就了“广场文化”，为了突出媒体本身所宣扬的大众娱乐，媒体以及主办方都喜欢选择街心广场和荧屏镜像“广场”座位舞台，全方位展示全民性、狂欢性或娱乐性。在这里，广场成为全民性和泛娱乐化的象征。在娱乐文化中，文化的政治功能、认知功能、教育功能，甚至审美功能都受到了抑制，而它的感官刺激功能、游戏功能和娱乐功能被强化和突出了，快乐成为凌驾于一切之上的文化标准。^[14]尼尔·波兹曼在《娱乐至死》中指出：“如果一个民族分心于繁杂琐事，如果文化生活被重新定义为娱乐的周而复始，如果严肃的公众对话变成幼稚的婴儿语言……总而言之，如果人民蜕化为被动的受众，而一些公共事务形同杂耍，那么这个民族就会发现自己危在旦夕，文化灭亡的命运就在劫难逃。”^[15]尼尔·波兹曼的话似乎有些危言耸听，不过，大众文化的审美如果完全丧失了“悲剧之思”和价值维度，那将是一个相当危险的信号。(https://www.daowen.com)

第二，网络媒体的“恶搞”。恶搞，是一种特殊的互联网文化。我们 知道，恶作剧自古有之，但当它插上IT技术的翅膀，再驶在网络传播的高速航道，便一发不可收拾。如果将狂欢和“恶搞”同时放入文化领域加以审视，我们不难发现，二者在颠覆性特征、娱乐性诉求、精神乌托邦等深层哲学意蕴上具有相通之处。从《夜宴》恶搞成《晚饭》，从《满城尽带黄金甲》到《满城尽是加班族》，从《闪闪的红星》到《闪闪的红星之潘冬子参赛记》，恶搞以一种文化样态呈现在高科技的网络平台，并日益引起受众的广泛关注和讨论。恶搞文化是舶来品，既非中国的固有文化，亦非古代的文化遗脉，有其产生的文化土壤和当代社会背景。恶搞文化最初由日本传入台湾，再经由网络传到香港，继而扩散至内地，成为一种经典的网络次文化，形成一种以爆笑、搞怪、恶作剧为主要特征的另类创作风格。

网络恶搞是一种亚文化，它对精英文化的解构与抵抗主要体现在价值观、时尚、风格等方面，希望通过得到受众的认可与欢迎来实现所谓的符号民主。在现实世界里，恶搞文化无论是对于现实的政治秩序还是经济体制，它所能起的作用虽有限但不容小觑。“娱乐至上”的消费心理，“泛娱乐化”的媒介运作，加速了网络创作的接受实效。以此为依托，恶搞就不可避免地在受众中间迅速传播开来。“眼球就是生产力”曾一度广为流传。网络上红极一时的“芙蓉姐姐”赚足了眼球，也赚鼓了腰包。如何标新立异，以至于“陌生化”成为商家思考、热衷的关键所在。有意地误读是恶搞的叙事策略。恶搞本是对经典话语方式的质疑，并努力用一种误读的方式解读、异化已成经典的故事文本，作为某一个案，争论本身仅仅是一个亊件，但恶搞事件本身隐含着某一更深刻的东西—即存在于人类文化中的两种话语方式的碰撞和斗争。对经典的亵渎可以说是前所未有的，甚至达到失真的程度。与经典对话，在话语中实现草根与精英的民主，本是最自然不过的事情，但有些恶搞人士缺乏责任意识，缺乏自控能力，这就很值得 担忧。

从古至今，人类的娱乐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特别是到了互联网时代，娱乐已简单到仅仅是按一下鼠标即可享受的易事。狂欢也好，恶搞也罢，都是传播者和受众共同的精神乌托邦。但是，从文化与艺术的角度看，传媒“泛娱乐化”现象的升温和膨胀，折射出的是文化原创力的缺失，凸显出的是人文精神的匮乏，表现出的是文化品位的降格。用笑声替换 思考，用欢呼代替批评，把所有的一切都泛娱乐化，这样，会让我们陷于混沌之中，会导致文化工业下的文化和价值危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