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西区的小楼里，巴金写出了《随想录》
50年代初，巴金的妹妹与继母到巴金家同住，再加上儿子小棠的出生，原本不宽敞的住房显得更为局促了。刚巧，西区有幢小楼腾了出来，于是在1955年9月，巴金一家就从淮海坊迁入了这幢具有欧洲乡村别墅风格的花园住宅。此楼建于20世纪20年代，解放前为一个法国侨民租用，后来业主退租回国后，曾做过某国的办事处。假三层，细卵石墙面，装饰简洁，南立面底层为敞廊，外国办事人员曾把它作为放映室。巴金搬来时，这里还遗有专供放映员使用的小房间。
巴金把积累多年的藏书从淮海坊运来后，三层楼上的书架全排满了，他又把花园边上的副楼也用来存放了书，最后还将汽车间改作书库之用。女主人萧珊在淮海坊就已开始翻译俄国作家屠格涅夫的作品，住进新居后，仍笔译不止，还抽空进行俄文进修。她与巴金很喜欢屋前的这片草坪。闲暇时，萧珊在花园里种上了月季、栀子花和牡丹花，又种上了巴金喜爱的樱花、玉兰树，还设想着在草坪上安个白色的摇椅，好让巴金在花园里有个看书小憩的地方。
武康路113号巴金故居
五六十年代，巴金的社会活动繁多，忙于开会、出访、迎来送往等活动，常不在家，家中的里外事都由萧珊承担着。巴金是一位从不拿国家工资、靠稿费生活的作家，但萧珊仍把子女的学习和平时的家庭生活安排得妥妥帖帖、井井有条。我看到过萧珊在50年代每天记录的家庭账本，从那工整的字迹和收支分明的明细账上，看得出萧珊是一位办事极其认真细致的人。我随意摘录两则，以见其一斑：“七日，收款430元，付芾甘（巴金原名）国际书店书钱，付菜金及水果4元，付稿纸、牙膏、肥皂2元。八日，付菜金2元，付父亲购物2元，付点心1元……”萧珊不甘于家庭主妇式的生活，她想用自己的知识为社会做些工作，同巴金商量后，征得作协领导叶以群的同意，她到《上海文学》编辑部当了一名不取报酬的义务编辑。其间，她为编辑部组到了许多好稿子。可她没想到，这一点竟在“文革”中也成了她的一条“罪状”。
1980年5月，巴金在住宅花园里会见美籍作家聂华苓和她的丈夫、美国诗人保罗·安格尔
在那颠倒黑白的岁月里，巴金的家数次被抄，二、三楼全部贴上了封条，一家几口只能蜗居在底楼的客厅里。萧珊为了保护巴金，自己挨了不少打。花园里百花凋零，野草疯长。尽管苦难重重，但巴金夫妇仍互相搀扶着艰难地行走着。巴金在事过多年后回忆道：“我在原单位（中国作家协会上海分会）给人当‘罪人’和‘贱民’看待，日子十分难过，有时到晚上九、十点钟才能回家。我进了门看到她的面容，满脑子的乌云都消散了，我有什么委曲、牢骚，都可以向她尽情倾吐……我诉苦般地说：‘日子难过啊！’她也同样的声音回答：‘日子难过啊！’但是她马上加一句：‘要坚持下去。’或者再加一句：‘坚持就是胜利’……”但是，萧珊最终也没能等到胜利的那一天，就带着满腔的遗恨离开了人世。(https://www.daowen.com)
1978年，当巴金重新拿起笔写作时，在第一批写就的文章中就有他萦绕心头多年的《怀念萧珊》，由此便开始了《随想录》的写作。他不顾年老多病，谢绝了耗时耗神的各种应酬，苦苦思索，在一张简陋的小桌上，以八旬高龄完成了40余万字的《随想录》（五卷本）。他在谈及《随想录》的缘起时说：“50年代我不会写《随想录》，60年代我写不出它们。只有经历了接连不断的大大小小的政治运动后，我想起自己是一个‘人’，我才明白我应当像人一样去想任何大小事情……”他通过总结十年浩劫的教训，清理自己一生的思想轨迹，说出了真话。他真诚地告诫人们：“记住历史教训，不让悲剧重演！”
巴金在写作《随想录》时，常常陷入沉思之中
巴老家的客厅陈设十分简单，进门就是一排“顶天立地”的大书橱。西墙边安放着一架钢琴，是萧珊用翻译得到的第一笔稿费买的。靠内走廊的一只装饰柜里摆放着各国友人赠送的纪念品，北墙的壁炉上方挂着林风眠赠给巴老的一幅鹭鸶画，厅中央摆放着一圈沙发，是萧珊在50年代搬来时买的旧沙发。
在这间客厅里，巴老接待过很多批外国友人，也多次在此举行颁奖仪式，如逢巴老生日时，这里更成了“花的海洋”。巴老是一位淡泊名利而注重友情的人，一阵热闹过后，客厅里重又归于平静。我每次走进小院时，总能看到巴老静静地坐在书橱旁的靠椅上，手捧《巴金全集》（26卷本）的清样，面前的小茶几上堆放着稿纸、笔、工具书和放大镜等。上千万字的校样都要经过他一个字一个字地校阅，工作量之大是可想而知的。为了向读者早日“交考卷”，他每天连续工作八九个小时以上。当他校阅完最后一卷，已累得连说话的力气也没有了的时候，他还在卷末的《最后的话》中深情地说道：“笔在我手里如千斤，无穷无尽的感情也只好咽在肚里。不需要千言万语，让我们紧紧地握一次手，无言地告别吧……”
1985年，巴金在寓所客厅会见英国籍作家韩素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