鬻字度日 彰显民族气节
张元济蛰居上方花园，始终坚信：“只要谨守着我们先民的榜样，保全着我们固有的精神，我中华民族不怕没有复兴的一日！”他以自己的爱国行动，彰显中国知识分子的民族气节。
张元济拒绝与日伪有任何往来。作为商务印书馆的董事长，尽管商务面临困境，但他不向日伪当局注册，更拒绝日伪的“合资”“合作”，把商务印书馆这家屡遭日本侵略者致命打击的民族文化企业支撑到抗战胜利。抗战期间，他私蓄用尽，经济拮据，鬻字济贫，却不为一笔不菲的润资收入而替汉奸效力。他与汪精卫兄弟俩私谊不浅，但当汪精卫沦为汉奸后，即与之绝交。汪精卫曾托人将他与陈璧君的诗集相赠，并要求回信，张元济不予理睬。
1942年初的一天，张元济家门口停下一辆汽车，走下一个日本人，递进一张印有“大东亚共荣圈”及三个人名字的名片。当时张元济正伏案写一幅册页，瞥了一眼名片，就明白来者是企图拉文化人下水的文化特务，随手从桌上取了张便条，写了“两国交战，不便接谈”8个字，由儿子张树年下楼交与来访者。结果，三个日本人看了便条，悻悻而去。
张元济（中）与来访的沈钧儒合影，右为孙子张人凤
那时，商务印书馆已有多年不发股息了，而张元济每得一次董事车马费，仅够买几副大饼油条。儿子张树年虽在新华银行信托部主管证券交易，但薪水收入在上海金融业中只属第三等。而此前张元济治病花去一笔不小的医药费，之后家中只能靠变卖物品度日。1943年初的一天，张元济的表侄、名中医谢砺恒来访，见张家如此窘迫，就建议张元济鬻字济贫。在他看来，当时张元济在科举辈分中已属最高，以其社会声望，完全可以走文人自食其力、清贫自守的光明之道。张元济听了颇觉有理，遂参考当时书家的润例，制定了一份《张菊生太史元济鬻书润例》，除函请京、津、杭等商务分馆分发润例和代收写件，还将作品分发给九华堂、荣宝斋、朵云轩、汲古阁等著名书画店代销。令张元济兴奋不已的是，人们仰慕他这位前清“太史公”“壬辰翰林”的名望和气节，一时求书者络绎不绝。他把卖字的第一笔收入，立即请人给小孙儿张人凤买了几次吵着想吃的鸡蛋糕。(https://www.daowen.com)
对于张元济的鬻字生活，其孙张人凤先生有十分具体而生动的回忆：“祖父用一个圆形的大砚台，几年中这个砚台里也不知化掉了多少八角形的大墨锭。一个竹制的大笔筒内插满了大大小小的毛笔。他写得最多的是对联。有时我站在旁边看着他写，有时站在他对面，写完一个字，帮着将纸向前挪动一点。祖父有几本楹联手册，根据求字人的身份、爱好，挑选词句。他挥笔时，我们在旁边是不能说话的……
“祖父替人写扇面是很费劲的。扇面先要夹在潮湿的毛巾中烫平。然后他就坐在房内平日工作的方桌旁，慢慢地写着蝇头小楷。有时光线不好，就叫人将方桌抬到窗口。一幅扇面要写上好半天，小孩子就没有耐心看了。”
另据张树年先生回忆，其父写扇面、册页等小件是在工作室坐着写，而写对联、堂幅、屏条等大件，只好到餐室的大圆桌旁站着写。父亲曾写过几堂寿屏，每堂8幅，一般用泥金或大红洒金纸，画好方格，费时伤目，其艰辛可想而知。但他面对汉奸的重金索字题款，则视如粪土，毫不动心。有一天，他的一位亲戚夏某送来一幅画卷、一封信和一张面额11万元储备券的支票。信中仅要求在画卷上题写引首“箓竹轩联吟图”6字及上款“筑隐先生、箓君夫人”，区区数字，竟然出如此高价。这本是一件一挥即就的易事，可他发现“筑隐”是伪浙江省长傅式说的别号。他知夏某与大汉奸为伍，火冒三丈，怒不可遏，立即写信拒绝所请。他在信中说：“是君为浙省长，祸浙甚深，即寒家宗祠亦毁于其所委门徒县长。以是未敢从命，尚祈鉴谅。图卷、支票同时缴上，察收为幸。”可这位亲戚竟不自惭，仍打电话给他，恳求通融，改为只写引首，以求曲成。张元济仍不为所动，复信拒绝，信中说：“惟再四思维，业已明知，而佯为不知，于心终觉不安，故仍不愿下笔。”
张元济自己生活颇为艰难，对贫困潦倒的裱画师，却常常给以慷慨相助，雪中送炭。据张树年先生回忆，上海南市有家小裱画店，营业萧条，全家数口濒于绝境，因以前有装裱业务关系，便上门求助。张元济自然也囊中羞涩，无力资助，可他取出所藏的三副自书对联，慷慨相赠，让其装裱后出售，以解燃眉之急。店主感动得流下泪水，竟下跪示谢。
张元济尽管为生计忙碌，但在困境中始终未忘抢救保存民族文化遗产。他和叶揆初等发起创立了合众图书馆（解放后改名为上海历史文献图书馆，后并入上海图书馆），大病初愈就忙于校勘《也是园元明杂剧》。他为商务印书馆的生存和前途操心，在家主持召开商务董事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