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对内战 大声疾呼和平
抗战胜利，令张元济兴奋不已。然而，当他看到劫收大员们“五子登科”、花天酒地时，深为国民党的腐败堕落悲哀，更为国家、民族的前途忧心。1946年9月30日，他在致商务印书馆总经理王云五的信中说：“此间情形，甚为紊乱，号称奉命而来者，不知凡几，任意强占民居，物价比日寇乞降之始昂贵一二倍。凡属新贵，几无不花天酒地。似此情状，甚觉灰心，未知吾兄有所闻否？”
10月22日，亲朋好友以各种方式来祝贺抗战胜利后张元济的第一个生日—80寿辰。可他这天一早起床，却挟了一本书，到合众图书馆“避寿”去了，直至晚上才回到家中。他此时关心的绝非个人的幸福与安乐，而是国家、民族的兴亡盛衰。1947年6月，他为了营救因“反内战、反饥饿、反迫害”而被捕的学生，联络唐文治、张国淦、胡焕、项藻馨、陈叔通等10位知名老人，由他执笔致信上海市市长吴国桢和警备司令宣铁吾，义正词严地要求释放学生。同年，为支持复旦大学因罢教抗议而被解聘的30位教授，他又站出来声明被解聘教授的生活费由商务印书馆按月提供。
1948年初，张元济收到中央研究院代理院长朱家骅签发的《通知当选为本院院士》公函。9月22日，他由儿子张树年陪同赴南京参加于次日召开的第一次中央研究院院士大会。院士中张元济最年长，安排在第一个发言，他发表了以“呼吁和平、停止内战”为主题的讲演。其中说：“抗战胜利，我们以为这遭可以和平，可以好好地改造我们国家了。谁知道又发生了不断的内战。这不是外御其侮，竟是兄弟阋于墙……这是多么痛心的事情！”最后他呼吁：“我们要保全我们的国家，要和平；我们要复兴我们的民族，要和平；我们为国家为民族要研究种种的学术，更要和平！”
张元济返沪后，把在南京的讲演稿整理成文题名《刍荛之言》，印成小册子。他没想到，由于他大声疾呼要和平，竟引来了国民政府代总统李宗仁的代表甘介侯。
那是1949年1月30日傍晚，曾任外交部常务次长、国民参政会参政员的甘介侯奉李宗仁之命，来到上方花园。张元济每逢冬天脚生冻疮，行走不便，只好请独子张树年在底楼客厅接待来客。甘介侯说了李代总统想请张菊生先生去北方与中共接洽和平谈判之事，希望早日回复，接着递上李宗仁致张元济的信。张树年请甘介侯稍候，持函上楼禀告父亲。
张元济展阅李宗仁来信：(https://www.daowen.com)
菊生先生勋鉴：
和平为全国人民一致之呼声，政府亦决心以最高之诚意谋取和平之实现，唯前途艰巨，尚待各方努力，始克其济。为民请命，谅荷同情，兹请甘介侯兄代表前来面陈鄙悃，敬希鼎力支助，俾速其成，余情统由甘介侯兄详述不备。专此。诋颂时祺
弟 李宗仁敬启
张元济自感年老体弱，脚生冻疮，不便远行，遂婉言谢绝李宗仁的邀请。第二天，他在复李宗仁的信中述说“辱承谆命，祗得拜辞”的原因：“古人有言，国家兴亡，匹夫有责。重以陲诿，敢不勉竭微忱。唯元济年逾八旬，精力衰惫，不克膺此巨任。且连日在报端屡读文告，自揣庸愚，实无涓埃可再为高深之补。”
张元济尽管未能亲身为国共和谈奔走，但他一直关注着时局的变化，以兴奋的心情迎来了祖国的新生与和平的曙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