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胜利后最大的绑票案

抗战胜利后最大的绑票案

日寇侵入苏南前夕，荣德生先生正在无锡，他一向主持荣家在无锡一带的企业。日伪鉴于他在当地和实业界的影响，千方百计拉他出来当地方维持会的会长。那时荣家在上海租界以外的企业，大部分已毁于日寇炮火或被日寇强行霸占，荣德生早已义愤填膺，恨不能跟日寇血战一场，岂有听命于日寇之理？但只要他人在无锡，汉奸就不时要来纠缠。那些日子国民党军队节节败退，日军步步进逼苏南，留在无锡极其危险，而武汉还有荣家的企业需要人去打理，那时武汉尚未沦陷。于是三十六计走为上计，在一个夜晚，荣家设计在一家酒店宴客，家里大多数人都去张罗，把人们的视线吸引到酒店，而荣老先生则化了装，由他的六女婿杨通谊开车，星夜逃离了无锡。

荣德生先生

荣德生在上海高安路的故居（今为徐汇区少年宫）

他们乘着杨通谊从美国带回来的一辆旧吉普，只带了简单的行李，先奔安庆，到了长江边再设法找船，直趋武汉。到武汉不久，就接到了日寇占领无锡、荣家茂新面粉公司和申新三厂惨遭日寇烧毁的消息，很快又接到了其兄荣宗敬病逝香港的噩耗，这对于荣家来说无疑是屋漏偏逢连夜雨。荣德生欲哭无泪，痛不欲生，身心受到沉重的打击，渐渐积郁成疾，右手麻木，难以抬举……几个月后，他从汉口转道香港回到上海。那时，荣家的企业能够维持运转的，只剩下在租界内的申新二厂和申新九厂了。

然而租界里渐渐也不太平了，随着欧战的爆发，日寇在租界内的势力也在增长。1941年7月，住在法租界的申新九厂经理吴昆生和他的儿子吴中一，在睡梦中被日本宪兵司令部的人抓走。荣家设法通门路，花去1 000件（包）棉纱的代价才赎回他们父子二人。(https://www.daowen.com)

好不容易熬到抗战胜利了，荣家和全国人民一道，欢欣鼓舞，上下一心，摩拳擦掌，准备重振旧业，大干一场。除了要恢复被日寇破坏的各厂，还计划开设天元实业公司，创办天元棉、毛、丝、麻综合纺织厂，并在常州、江阴、沙洲等地围垦大批沙田……荣德生率领他的子弟兵，策划了一个大规模的计划，要把原先的厂子，再翻上一番……

孰料天有不测之风云。抗战胜利后的上海混乱不堪，流氓强盗横行不法，绑票暗杀一时成风，谁有钱谁就有性命之虞。一会儿“钻石大王”被绑，一会儿“五金大王”被绑，而荣家过去是面粉业和棉纱业的双重“大王”，虽然荣宗敬先生已病逝香港，但荣德生的名气还在，结果竟也遭了绑票！

1946年4月25日上午，天气晴好，荣老先生在儿子荣一心、女婿唐熊源的陪同下，笑容满面地从高恩路（今高安路）家中出来，登车去总公司上班。谁知车子刚到弄堂口，迎面蹿出3个绑匪，手持国民党警备司令部的通行证强行拦车，先把荣一心、唐熊源赶下车，再把荣老先生劫持到一辆军车上，飞驰而去。

荣家被这突如其来的变故一下子弄懵了，惊恐不安，不知所措，各处亲戚朋友也纷纷赶来，或探听消息，或出谋划策，社会上更是群情哗然，讹言四起。直到一个星期之后荣家才接到绑匪的电话，索要50万美金，否则就撕票。荣家子弟救父心切，千方百计筹集外汇。当时荣家的资金大都用在恢复企业和扩建新厂上，要拿出50万美金绝非易事，但又怕延误了绑匪会撕票，所以也不敢报告警方，一切都在暗中进行。

33天之后，50万美金付清，荣老先生总算平安回家了。谁知消息传到了蒋介石那里，他勃然大怒，说是刚刚胜利还都，就被那些流氓一会儿绑票，一会儿赎票的，这样下去还有国法吗？于是严令务必破案。又过了月余，特务头子毛森果真破获了此案，抓住案犯15人，枪毙8人，追回了荣家的赎金。然而令荣家惊愕的是，毛森等人比绑匪更胜一筹。他们一方面向社会宣布，此全国第一大案业已侦破，一方面回过头来向荣家索要巨额破案费，还话中暗示荣家人：你们荣家有钱去赎人，难道还没钱付破案费吗？这笔“破案费”最后究竟被他们“敲”去了多少，民间各有说法。据笔者所知，仅被军统的二老板王新衡拿去的，就有15万美金，外加一栋小洋楼，就是现在常熟路上靠近延庆路口的那栋。

岂知事情还没有完，报刊上说荣家收回的赎金高达50万美金，无形中暴露了荣家的家底，不少慈善机关、学校和社会团体纷纷要求荣家捐助，仅仅上海一地就有50多个团体伸手要钱，外地则更多。一些个人也来信求助，有的甚至出言不逊，点名要荣德生出来接见，大有恐吓勒索之势……荣老先生被弄得身心交瘁，心灰意冷，只好仰天长叹：“呜呼，天下无公道久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