荣鸿元不买“皇太子”的账

荣鸿元不买“皇太子”的账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荣德生绑票案过去还不到3年，荣家又遭遇了一起大案——“荣鸿元私套外汇案”。

荣宗敬长子荣鸿元

荣鸿元是荣宗敬的大儿子。其父逝世后，荣鸿元继任申新纺织公司总经理，抗战胜利后正组织荣家全力恢复旧业。1948年9月4日，国民党警察局局长把荣鸿元“请进”了局长办公室。警察局长第一句话是“今天怠慢了”，第二句话是“我是奉命办事”。接着就看见蒋经国神情严肃地走来走去，并不问话。等了许久，竟把陪同来的人打发走了，将荣鸿元扣了下来，第二天把他带到提篮桥特种刑事法庭讯办，收押在该庭的杨树浦看守所。差不多同时被捕的还有好几个人，都是上海滩有头有脸的人物，一个是杜月笙的三儿子杜维屏，另一个是造纸大王詹沛霖，还有烟业巨头黄以聪等。这个案子，在上海滩再次掀起轩然大波。

原来荣鸿元冒犯的不是别人，正是蒋经国！

1948年的上海，是蒋家王朝在大陆下最后赌注的赌场。5月份以后，由于物价飞涨，投机横行，法币已宣告总崩溃，抗战胜利后全国欢欣鼓舞的大好形势，早已被国民党的“五子登科”弄得一败涂地，而北方的军事形势正逆转而下，辽沈战役迫在眉睫。蒋介石预感到末日将近，急于把金融盘子稳住，乃孤注一掷，作最后的挣扎，于8月19日实行全国经济管制。这是个老上海们至今记忆犹新的日子，国民党颁布了《财政经济紧急处分令》，在全国强行推行金圆券，要求老百姓将手中的金银、外汇全部上缴，兑换成金圆券，同时在全国实施物资限价政策，冻结工资……(https://www.daowen.com)

这无疑是对民间财富的空前的掠夺。为了保证这最后一招的实施，老蒋还派“皇太子”蒋经国前来上海“打老虎”，摆出一副毫不手软、大义灭亲的样子，企图保住老蒋的最后的地盘。而在此同时，以蒋家、孔家为首的私人财团，却在大肆囤积，私套外汇，不受管制，这就必然形成法不服众的局面。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荣鸿元成了敢跟蒋经国唱对台戏的人。

蒋经国开始抓了几个中等的“私套外汇”者，如华侨资本家王春哲、大通纱厂经理胡国梁，但还觉得压不住，于是就动手抓大块头，杀鸡给猴看。结果抓到了荣鸿元和杜维屏等的头上。荣鸿元在“经济管制”前就签订了合同，进口了一批印度棉花，必须要付外汇。不付外汇就不合国际惯例，生意无法做。其实，在这之前荣鸿元已多次“犯上”了。他曾对《大公报》的记者慷慨陈辞，指责国民党政府此招是倒行逆施，“剥夺民营事业的生产竞争权、营业自主权”，“这不是经济戡乱而是经济造乱了！”这就让蒋经国抓住了把柄。荣鸿元被关进杨树浦看守所整整77天，让荣家人受够了惊吓，不得不拿出大把的钞票去通那些司法界的“路子”。

可笑的是蒋经国等并非治理经济的人才，想用军事管制的手段管经济只能是竹篮打水一场空。打了“老虎”却并没使得蒋家的金融盘子好转，反使人心更加逆反：越限价黑市越是猖獗，反蒋的浪潮也就越高。最后，孔家扬子公司的事情一揭露出来，金圆券随之崩溃，小蒋只得灰溜溜地下场了。11月1日，国民党政府不得不宣布取消限价，同时取消禁止人民持有金银和外币的法令，但国民党通过金圆券所搜刮的金银和外币已堆积成山了。荣鸿元无形中成了这场闹剧的牺牲品。

77天后，荣鸿元经“特种刑庭”审讯，以“违反汇兑区域限制命令罪”，判处有期徒刑6个月，缓刑2年。判毕，荣鸿元提出申请交保的要求。因庭上庭下的官员都拿了荣家的巨额好处（据说约合50万美元），只得宣布准予保释出狱了。

经此打击，荣鸿元心灰意冷，开始将资金和财产转往香港，不久就离开了上海，后来到了巴西，从此再也没回来。

荣德生先生在1948年的《乐农行年纪事》中写道：“十月下旬，大侄荣鸿元忽因私套外汇、囤积居奇名义被捕，在狱中花费不赀，精神、名誉、物资大受损失。侄之不慎，法之不法，可悲亦复可恨！天下之乱，从此始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