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教授论据值得商榷之处

中国中医科学院张志斌教授认为，《本草约言》是托薛己之名，为万历以后的伪作，其依据有七：①今存明刊《薛氏医案十六种》《薛氏医案二十四种》《家居医录》等丛书中均不见收录《本草约言》。②李时珍《本草纲目》引用了薛己之书，但却未著录其本草著作。③今存《本草约言》明刊本约刻于万历间，且有日本万治三年（1660）刻本，但均流传不广，从未见被明清本草书引用过。④《药性本草》大量引用薛己之后皇甫嵩《本草发明》（1578），达66处。⑤薛书比卢和之书多出来的引文出处尽属虚妄。⑥书中所表现出来的学术思想体现了朱丹溪滋阴派的观点而非温补学术思想。⑦《本草约言》薛己序言落笔无时间。

张教授提出的两条理由值得商榷：一是“薛书多出来的引文出处尽属虚妄”。众所周知，古人著述时引用前人观点多靠记忆而意引，错误之处在所难免，甚至许多引文查遍原著根本不存在，古人也有“想当然”的时候；二是书中所表现出来的学术思想体现了朱丹溪滋阴派的观点而非温补学术思想，对于这一观点笔者提出两条不同的意见。

根据《薛立斋医学学术思想研究》一文，获知《本草约言》约成书于1520年之前，此时薛己（1487—1558）刚过而立之年，薛氏学术思想尚未定型亦在情理之中，这也符合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从《明史·列传》可获知，刘完素传于荆山浮屠，浮屠传于朱丹溪，丹溪传于戴原礼，王宾“他日伺原礼出，窃发其书以去，遂得其传。将死，无子，以授寅（指盛寅，笔者注），寅既得原礼之学，复讨究《内经》以下诸书，医大有名”。“两京太医院皆祀寅”，足见刘、朱之学在明太医院的统治地位。对于已在太医院工作十余年的薛己，完全不受丹溪的影响几乎是不可能的。晚于薛己的张景岳就是典型例子，景岳年轻时就非常崇拜丹溪，晚年又几乎把丹溪完全否定了。由于有关薛己的生平资料有限，据前述历史，推测薛己走一下类似于景岳的“弯路”是完全有可能的。(https://www.daowen.com)

医家与学派之间的关系是错综复杂的，很多著名医家都是广览群书，博采众长，虽在某些问题上有独到见解但是其成就是多方面的。对于某位医家的学术思想，应在通读其所有著作的基础上，全面把握，避免以偏概全。通过阅读薛己其他医学著作，发现薛氏也引述了大量丹溪的观点，以“丹溪曰”为标志，如“肝主疏泄”，首出于《格致余论》“主闭藏者，肾也；司疏泄者，肝也”，之后丹溪弟子戴思恭在《推求师意》中首先将其改为“肝为阳，主疏泄”，薛氏在《内科摘要》中将其引述为“肝主疏泄”。此外，薛氏治六郁，以丹溪“先期而至者，血热也；后期而至者，血虚也”为纲治疗月经不调，用理中汤治疗口疮，根据《格致余论·痈疽当分经络论》分部位论治痈疽……无不受丹溪的影响，由于篇幅所限，在此不展开论述。薛氏虽对滥用寒凉攻下提出质疑，“世以脾虚误为肾虚，辄用黄柏、知母之类，反伤胃中生气，害人多矣”（《内科摘要·饮食劳倦亏损元气等症》），知母、黄柏二味药最能体现丹溪滋阴学说，但是薛己并未弃而不用，当用则用，运用也达上百次之多（因薛己医案重复较多，故只进行粗略统计，下同）。故不能主观认为薛氏乃唯温补论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