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先行研究
上海沦陷时期翻译文学是上海文学史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现有的文学史都没有将其纳入框架之中。邱明正主编的《上海文学通史》谈到上海沦陷时期文学时，主要介绍了张爱玲、钱锺书和师陀的文学创作[1]。王文英主编的《上海现代文学史》谈到上海沦陷时期文学时，主要介绍了新文学、“汉奸文学”和通俗文学的发展情况。在谈到新文学活动的沉寂时，指出上海的进步作家没有完全中止文学活动，有的暂时翻译外国文学，认为这是“在当时特定历史条件下采取的一种以退为进的斗争策略”，比如朱生豪、耿济之、傅雷、董秋斯等[2]。陈青生的《抗战时期的上海文学》：“将抗战八年的上海文学作为一个历史整体来考察和研究，全面而系统论述了这个特定历史时期的上海文学状况，描绘出了一幅清晰的上海抗战文学的历史面貌。”[3]该书的一个显著特色是将抗战时期的上海文学活动，按照历史顺序，分为战火篇（抗战初期）、“孤岛”篇和沦陷篇。在沦陷篇中，主要对各种文体的作家作品以及文艺思潮、文学评论等，进行了全面细致的论述。陈青生原本打算将抗战时期上海的翻译文学纳入框架，但因生活上遇到一些事情，“只能将原拟在本书中评述的‘抗战时期上海的外国文学译介’忍痛割舍，以至造成本书内容上的一个明显欠缺。”[4]贾植芳在《抗战时期的上海文学》的《序》中说：“如果求全责备的话，则是它忽视了出现于这一特定历史时期的翻译文学现象，而这一时期，尤其是沦陷时期，由于创作的发表与出版受到敌伪势力的严密的钳制，蛰居沪上的作家学者往往转而从事外国文学作品的译介，借他人之口宣泄自己的爱国抗敌心绪，也显示了中国知识分子，威武不能屈，仍然孜孜不倦地致力于祖国新文学建设的夙愿，那股浩然正气和严正的历史责任感。因而当时的翻译文学呈一时之盛。而翻译文学，则又是中国近现代文学建设事业的一个重要方面和成就，它和文学创作同样是构成我国近现代文学历史格局中的有机组成部分。”[5]
上海沦陷时期翻译文学是抗战时期沦陷区文学史的重要组成部分。沦陷区文学研究方兴未艾，近年来出现一批优秀的研究成果。台湾学者刘心皇的《抗战时期沦陷区文学史》对南方、华北和东北沦陷区的文学作了简要的述论，没有涉及翻译文学。徐迺翔、黄万华的《中国抗战时期沦陷区文学史》首先对上海沦陷时期的报刊概况、书籍出版情况以及文学思潮进行了系统的梳理，然后对各种文体的作家作品进行了细致的分析，但是没有涉及沦陷区的翻译文学。贾植芳在该书的《序》中说：“由于创作的发表与出版受到敌伪势力的严密钳制，沦陷区的作家、学者往往转而从事外国文学作品的译介，藉他人之口宣泄自己的爱国抗敌心绪，因而当时的翻译文学曾呈一时之盛。而翻译文学，则又是中国近现代文学建设事业的一个重要方面，它和文学创作同样是构成我国近现代文学历史格局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所以，我觉得，如果本书再版时能将翻译文学纳入探讨范围之内，将更臻完美。”[6]钱理群、封世辉等的《中国沦陷区文学大系》分《新文艺小说卷》《通俗小说卷》《散文卷》《诗歌卷》《戏剧卷》《评论卷》和《史料卷》，共7卷8册，比较全面真实地反映了中国沦陷区文学的整体面貌、重要特征和主要成就，但是没有涉及翻译文学。美国学者耿德华的《被冷落的缪斯——中国沦陷区文学史1937—1945》概括介绍了1937—1945年沦陷区上海和北京的文学发展史，用广义的流派浪漫主义、传统主义和反浪漫主义为构架对作家进行整体研究，“侧重分析各种题材作品的艺术构成因素，试图确立它们在现代文学发展中的位置，将其纳入五四以来的中国现代文学潮流中去。”[7]美国学者傅葆石的《灰色上海，1937—1945中国文人的隐退、反抗与合作》以王统照、李健吾和《古今》作者群为代表，记录了身处“灰色上海”的中国文人，在乱世求生与民族大义的道德困境和政治抉择面前，或隐退、或反抗、或合作的相互纠结的生存形态[8]。这两部作品也没有涉及上海沦陷时期的翻译文学。
上海沦陷时期翻译文学是中国现代文学史的重要组成部分。钱理群等的《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在谈沦陷区上海的文学时，主要介绍了张爱玲、苏青、杨绛、李健吾等的文学创作[9]。严家炎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在谈沦陷区上海的文学时，介绍了李健吾、师陀、柯灵、杨绛、路易士、苏青、文载道、柳雨生、唐弢等的文学创作，尤其对张爱玲的作品进行了细致的分析[10]。程光炜等的《中国现代文学史》，在谈沦陷区上海的文学时，主要分析了张爱玲和钱锺书的文学创作[11]。刘勇等的《中国现代文学史》，在谈沦陷区上海的文学时，主要分析了张爱玲和钱锺书的小说创作[12]。朱栋霖等的《中国现代文学史》在谈沦陷区上海的文学时，主要介绍了张爱玲、钱锺书、杨绛、姚克、苏青等的文学创作[13]。以上文学史著作，均未谈及上海沦陷时期的翻译文学。
上海沦陷时期翻译文学是中国翻译文学史的有机组成部分。马祖毅等的《中国翻译通史》[14]（现当代部分）按照国别，对五四至新时期的外国文学翻译进行了系统梳理。因为是“通史”，不可能具体到某一时期某一地域的翻译史，但是为本研究提供了重要参考。陈玉刚的《中国翻译文学史稿》第四编梳理了1937—1949年的翻译文学，其中包括上海“孤岛”时期的文学翻译活动，国统区的文学翻译活动，解放区的文学翻译活动和革命翻译文学团体——时代出版社的成立及其贡献。其中，《时代出版社的成立及其贡献》对时代出版社、《苏联文艺》和姜椿芳等译者的译介活动有概括性的介绍[15]。孟昭毅、李载道的《中国翻译文学史》设四章介绍了抗战时期到建国前的翻译文学，分别是上海“孤岛”时期的翻译文学，国统区的翻译文学，解放区的翻译文学，和时代出版社对翻译文学的贡献。《时代出版社对翻译文学的贡献》主要梳理介绍了时代出版社的成立，姜椿芳对苏联文学的翻译，曹靖华与俄苏文学的译介[16]。谢天振、查明建的《中国现代翻译文学史（1898—1949）》第五章梳理了三四十年代的文学翻译，内容包括瞿秋白与“左联”的翻译活动，上海“孤岛”时期的翻译活动，国统区的翻译活动，《译文》《世界文库》与时代出版社的贡献[17]。查明建、谢天振的《中国20世纪外国文学翻译史》[18]按照国别对抗战时期及40年代的外国文学翻译进行了梳理。邹振环的《20世纪上海翻译出版与文化变迁》[19]探讨了上海“孤岛”时期的翻译出版活动，没有涉及上海沦陷时期的翻译出版活动。杨义主编的《二十世纪中国翻译文学史》包括近代卷、五四时期卷、三四十年代俄苏卷、三四十年代英法美卷、十七年及“文革”卷和新时期卷共6卷。限于研究体例，李今的《三四十年代·俄苏卷》[20]和李宪喻的《三四十年代·英法美卷》[21]均按照国别，对三四十年代的文学翻译进行论述，没有设置专门章节探讨上海沦陷时期的翻译文学，但是为本研究提供了重要借鉴。
抗战时期，中国的版图大致可以分为国统区、解放区、沦陷区和上海“孤岛”。现有的文学史、翻译史、翻译文学史没有设置专门的章节对沦陷区的翻译文学进行探讨。在谈到抗战时期上海的翻译文学时，往往只注重上海“孤岛”时期的翻译文学，以及对时代出版社和姜椿芳的译介活动有总体性的介绍，没有对上海沦陷时期翻译文学进行专门系统的研究。(https://www.daowen.com)
论文方面，陈言的《抗战时期翻译文学述论》[22]以中国抗战时期翻译文学为研究对象，是该领域较早的专项研究。文章把抗战时期的中国社会分为国统区、解放区和沦陷区，对不同地区的翻译文学进行了述论。该文是对整个抗战时期的翻译文学进行论述，具有概述性质，因此不能面面俱到。文章主要以翻译单行本为研究对象，在谈到沦陷区的翻译文学时有一个疏漏，把章克标翻译的《癞院受胎及其他》归为散文集，应为小说集。陈青生的专著《抗战时期的上海文学》没有将翻译文学纳入框架。时隔两年后，其专论《抗战时期上海的外国文学译介》[23]弥补了这一欠缺。论文持续专著的架构，将抗战时期的上海分为抗战初期、“孤岛”时期和沦陷时期，对每一时期的外国文学译介进行了系统的梳理、论述，为本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参考。但是文章在梳理沦陷时期日本文学翻译文献时，遗漏了为大东亚战争鼓吹的《海军》《海战》和《必胜国民读本》等，因此文章的结语“抗战时期的上海，许多作家和翻译家，用他们的学识和心血，也用他们的节操和志气，凝结出一大批外国文学译介的精品佳作，在民族危难的特殊历史时期，为民族的精神文明建设做出了出色的贡献”有待商榷。此外，部分翻译文献信息不够准确。例如：赵景深翻译史蒂文生的《儿童的诗园》，1933年由上海北新书局出版，不是上海沦陷时期出版；陈伯吹翻译吉卜林的《神童伏象记》，1944年由重庆中华书局出版，不在上海出版；汝龙翻译库普林的《女巫》，1945年由重庆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不在上海出版；描写美军对日作战的报告文学《轰炸东京记》不在上海沦陷时期出版，1945年1月由福建南平战时文化供应社初版，1945年10月上海中国文化供应社再版。赵献涛的《上海沦陷时期的翻译文学》[24]指出了上海沦陷时期翻译文学的重要价值，但是掌握的一手文献不够充分。比如“上海沦陷时期，日本文学翻译所占比重较大，跃居首位”，没有具体的数据支持，缺乏说服力。文章指出上海沦陷时期翻译文学的特点，即日本侵华文学译介占据主流，欧洲名家名作和侦探小说的翻译也是译介的重点，但是遗漏了一个重要方面即苏联卫国战争文学翻译。赵献涛的论文为笔者博士论文的选题提供了最直接的参考，在此表示致谢！以上研究成果主要针对的是上海沦陷时期的翻译单行本，对上海沦陷时期报刊翻译文学研究涉及不多。
近年来，对上海沦陷时期期刊的研究取得了不少的成果，专著有王军的《上海沦陷时期〈万象〉杂志研究》（吉林人民出版社，2008），李相银的《上海沦陷时期文学期刊研究》（上海三联书店，2009），（韩）申东顺的《在“说”与“不说”之间——上海沦陷区杂志〈万象〉研究》（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11），和涂晓华的《上海沦陷时期〈女声〉杂志研究》（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13）。其中，李相银、申东顺、涂晓华的研究均由博士论文修改而成。硕士论文有张梅的《重返文学现场的一种历史考察——论〈杂志〉对张爱玲的影响》（山东师范大学，2003），高方英的《隔绝时期隔不断的声音——〈万象〉月刊研究》（上海外国语大学，2004），张厉冰的《多重权力制约下的文化与文学图景——〈万象〉研究》（华东师范大学，2005），杜国亮的《从〈杂志〉看上海沦陷时期的文学》（厦门大学，2007），刘彦欣的《〈万象〉研究》（中国人民大学，2008），陈秋慧的《一九四零年代上海沦陷区文学生态的雅俗互动特征——以〈万象〉杂志为研究个案》（南京大学，2008），寇甜甜的《沦陷时代的“趣味”和“意义”——〈紫罗兰〉月刊研究》（中山大学，2008），肖进的《〈古今〉研究》（华东师范大学，2008），魏霄的《〈文友〉（1943—1945）研究》（华东师范大学，2008），唐倩的《对上海沦陷区一份综合性文学杂志的历史考察——〈风雨谈〉研究》（华东师范大学，2008），晋毓龙的《沦陷区〈杂志〉研究》（上海外国语大学，2009），潘悦的《“身份”的焦虑——上海沦陷区〈紫罗兰〉杂志研究》（上海大学，2009），于鸿雁的《〈万象〉月刊研究》（陕西师范大学，2009），刘学珍的《永久与日常：在政治与风雨之外——〈大众〉研究》（华东师范大学，2009），李秀玲的《沦陷时期上海文学生态研究——以〈万象〉、〈春秋〉、〈天地〉为中心》（北京大学，2010），于亮的《1943：张爱玲与海上文学杂志》（吉林大学，2010），邱晓丹的《〈万象〉作者群研究》（华东师范大学，2010），张艳芳的《〈万象〉通俗小说研究》（河北师范大学，2011），王茜妮的《关露在〈女声〉中的言论研究》（辽宁大学，2011），徐晓丹的《小天地中的大世界：上海沦陷区〈天地〉研究》（江西师范大学，2011），曹琛的《异度空间的浮沉：〈古今〉文人心态研究》（华东师范大学，2012），杜莎的《上海沦陷时期〈万象〉杂志对新文学作家言说空间的重建》（陕西师范大学，2013），李亚琼的《上海沦陷区〈大众〉期刊研究》（江西师范大学，2013）和李韶红的《风雨之夕谈风雨：上海沦陷区〈风雨谈〉研究》（江西师范大学，2013）等。这些研究成果虽然很少谈及翻译，但是为本研究在研究史料、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方面提供了重要参考。
《苏联文艺》是上海沦陷时期的重要期刊，是我国第一份俄苏文学译介专刊，引起学界的重视。高文波的《抗战时期俄苏文学译介述略》[25]按照地域梳理了抗日民主根据地的俄苏文学译介、大后方的俄苏文学译介和上海的俄苏文学译介。在谈上海沦陷时期的俄苏文学译介时，概括介绍了《苏联文艺》的翻译活动。李万春、王蕾的《苏联卫国战争文学在中国的译介和传播》[26]按照抗战时期、50年代、80年代以来三个时期梳理了苏联卫国战争文学在中国的译介与传播情况。在谈抗战时期上海的苏联卫国战争文学翻译时，简要梳理了《苏联文艺》的翻译情况。曹辰波的《〈苏联文艺〉译介剧本述要》[27]和《中国第一份苏俄文学译介专刊——〈苏联文艺〉编译理念概述》[28]，朱佳宁的《〈苏联文艺〉译者笔名考述》[29]和《中苏文化交流中的〈苏联文艺〉》[30]从不同视角对《苏联文艺》进行了研究。笔者2016年6月博士毕业，当时曹辰波的第二篇论文（2016）和朱佳宁的两篇论文（2016、2017）还没有发表，但是两人的研究成果为本书提供了重要借鉴。
翻译文学的载体主要有三种：单行本、报纸副刊和文学期刊。目前对上海沦陷时期翻译单行本的研究已经引起学界的重视，期刊方面主要聚焦于《苏联文艺》的翻译。上海沦陷时期出版了大量的报纸和期刊，这些报刊刊载了大量的翻译文学作品，然而缺乏系统的专题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