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政治语境
在政治上，日本侵略者与汪伪汉奸政权实施严酷的法西斯统治。实行军事管制，宪兵特务横行，军警密布。上海沦陷后的第三天，租界当局按照日军的要求贴出公告：如果有恐怖事件发生，即将该地区的住户代表拘送日本宪兵队从严惩处，并对该地区实行无定期封锁，完全禁止出入，其周围地区亦禁止通行；发现对恐怖事件知情不报者，将予以最严厉的处分。告密有功者，给予奖励[1]。一普通市民的日记，记录了上海沦陷初期的局势：“上海的市面是越发的萧条，人类的生命可说是毫无保障了，我想不到这样繁华的地方会变成这样的狰狞可怕。今天在我们读书回来的时候，在大自鸣钟附近，站着七八个巡警，穿着保险马甲，高举着枪好似有所等待，大马路的各种商店正急急地忙着打烊，好像危险立刻就要到来，真是风声鹤唳、草木皆兵。我同忠海也就放开了脚步，急急地回来。后来据说香港路及静安寺路俱曾戒严，却不知是何事故，是真是假。总之，上海的繁华是走上了灭亡之路，人类的生命真成风中之烛。”[2]
推行保甲制度，办理户口登记，编制保甲，实行“连坐法”，进行人口普查，发放“良民证”，加强对上海人民的控制。让我们看一下当时一保甲长对保甲制度的厌恶和无奈：“这几天来，每日忙着所谓保甲之事。尤其是这里，因为被派为第五甲甲长，所以自然是格外的繁杂了。终日里填户口单呀，以及本甲内住户前来询问呀，有时还要开什么保甲会呀等等，真是烦不胜烦，闹得人喘不过气来。这虽然是大多数人不愿意照办的事，但是，处在现在的环境之中，在强权压迫之下，你将有何力量来反抗呢？啊！还是不说吧。总之，你为什么要生长在这个时期，还要住在这个地方呢？”[3]“今天又为了保甲之事，足足地忙了一天，真是厌气之极，现在还未办妥，明天还要继续一天。”[4]“代表车先生出席泰山区保甲会议，假座于八仙桥黄金大戏院，所计议者为发开掘防空壕事宜及督促加强保甲自治能力。至五时，会议虽仍在继续中，而我却觉得索然无味，乃先行推出。”[5](https://www.daowen.com)
在保甲制的基础上，组织自卫警察团。为了强化治安，日军在公共租界组织民众自卫警察团，简称自警团。法租界组织民警团，于1942年5月20日公布了《法租界民警团章程》。1942年10月2日，公共租界工部局颁布了《编组保甲自警团条例》。伪上海市政府于1943年5月27日制定了《上海特别市各区自警团组织暂行办法》及《上海特别市各区自警团团员服务暂行规则》。可以说，上海街头守望所林立，但“实际上去站岗的，有的是老板所指派的店员或学徒，有的是户长所指派的家庭用人，有的是户长临时雇用的‘职业站岗人’。这些人站在自警亭里看小说，打瞌睡，钟点一到，抽腿便走”[6]。“自警团的团员只是敷衍而已，执勤时不是打瞌睡，就是看小说，遇到抗日人员也眼开眼闭，有的还为他们指点脱险路径。”[7]甚至值班的时候，可以用来写作。“自警团值班，自九时至十二时，我想这倒是一个很好的写作机会，于是我带了稿簿及铅笔等用品，坐在亭子旁，埋头思索，真所谓燥磐糠打不出油来，好容易想出一些头绪，但立刻便被另一个思虑打扰了，这般还是那样好，那样还是如此妙，始终无从下笔，勉强硬凑了几句，又觉得不妥，终于觉得烦躁起来，索性丢了笔与簿子不写了。”[8]“自警团值班三个小时，我并不觉得可厌，反而借此坐在自警亭里写了两封信，做成了一篇文稿，时间反而比平时有价值。当我的作文结束时，三小时也刚巧过去（上午九时至十二时），我未曾浪费丝毫。”[9]进行“清乡”运动。清乡委员会上海分会于1942年8月成立，陈公博兼任主任。上海地区的“清乡”运动，重点是“政治清乡”和“经济清乡”。日伪先后在上海郊区进行了三期“清乡”运动。
日军进驻租界以后，残酷镇压上海人民的抗日斗争，形势险恶异常。中共根据形势及时调整政策，采取更加隐蔽的方式开展工作，尽可能保存有生力量。中共江苏省委遵照中共中央的指示，对沦陷上海的斗争工作做出了相应安排。“一切公开的抗日活动被停止，一批目标比较大、身份暴露或在‘孤岛’时期抗日思想明显的文化人，如钱杏邨、白沉、李求实等撤离上海，即使留守上海的也不便进行有组织的活动。总的精神是以退为进，保存自己，不作无谓的牺牲。”[10]1942年，上海环境更加恶劣，日伪疯狂破坏我地下党组织。中共中央指示：“取消省委，特委组织，只保留县委；如县委也不能保留，只保留支部，各支部要长期独立地工作，每个党员的任务是勤学，勤业，交朋友。”[11]勤学、勤业、交朋友的方针，其实正是党在沦陷区“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方针的具体贯彻。面对日伪残酷的法西斯统治，我党不能直接开展抗日活动，而是深入基层，密切联系群众，维护群众利益，在学习上，生产上和业务上，起到模范作用，保证了党组织在沦陷区上海没有受到严重的影响和破坏，并能不断壮大。据统计，“市区党员人数从130人发展到抗战结束后的2 800余人，下属33个产业或地区党委，160余个基层支部；郊县7个县级党委，党员600余人，为夺取上海的抗战胜利打下基础”[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