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经济语境
经济上，日本推行“战时经济统制”，以战养战。首先是接管“敌国企业”。美国、英国、比利时和荷兰都被称为“敌国”。日军将美英比荷等敌国的工商企业、银行掠为己有，“盟国公民所拥有的资产，如各大石油、运输和贸易公司，还有银行（花旗银行、大通银行、汇丰银行、渣打银行），以及美国人的电力和电话公司，英国人的自来水和电车公司等等，全部被日本人没收。”[13]日军将孤岛时期挂洋商招牌的华商企业，作为敌国资产进行军管。1942年3月28日，兴亚院华中联络部根据《日本上海方面陆海军最高指挥官布告》，宣布对上海64家英美籍企业进行军事管理，其中包括通讯、钢铁、电气、煤气、自来水、造纸、印刷等近20个门类的重要产品。5月28日，第二批委托军事管理企业名单公布，总数多达100多家。控制了这些企业，相当于控制了上海国民经济的命脉。1942年4月10日，还颁布了《军管企业监督规程》。
其次是强化物资统制。所谓物资统制，就是对重要的生产资料和产品实行严格管制，禁止自由买卖流通，实行限价收购，统一分配。1941年12月17日，日伪发布《重要物资申报办法》，规定五金、汽车、药品等5大类重要物资，限于12月25日以前申报，如有违反，严惩不贷。这是日军占领上海后强化物资统制政策的重要标志。在日本方面提出要求后，伪上海市政府马上跟进，贯彻执行。1942年1月7日，伪上海市市长陈公博命令伪上海市社会局，统计上海各区物资统制情况，以供日军参考。1942年3月31日，伪上海市政府遵照日军旨意，建立了上海特别市物资统制委员会。1942年4月4日，伪市府发布训令，进一步扩大受统制物资的范围，包括钢铁、棉花、米面、纸等18种物资。
从上文可以看出，日伪对出版行业密切相关的纸张进行严格控制。报刊书业都离不开纸张，在沦陷区上海，纸张供应逐年减少，许多刊物得不到市价供应的“配给纸”，只能从黑市高价购买，加上稿费开支、印刷费用的高涨，久而久之，难免经费出现困难，捉襟见肘。这使得有些刊物经常衍期出版，有的刊物则难以为继，被迫停刊。“因纸张缺乏关系，上海各杂志已有盛极而衰，渐见不能支持之象。至今未能按期出版者已有《小说月报》《万岁》《人间》等三种。陶亢德主持之翻译杂志《东西》亦已出版两期后正式宣告停刊，闻将并入《古今》半月刊。”[14]“在纸老虎大肆淫威之下，有好多刊物都已销声匿迹，而我们这一朵柔弱的紫罗兰，也因不胜蹂躏而只剩奄奄一息了。”[15]苦苦支撑到抗战胜利的，仅有《春秋》《文艺春秋》等几种刊物。
上海各大报纸的出版也深受纸张供应的影响，包括与日伪有染的报纸。“目前纸张是在一天少一天，一天贵一天，而排印工价也是奇昂，能够领到配给纸的出版机关是没有几家，并且已有不能继续配给之势。在如此情况下，出版事业是否能够长此挣扎下去，实为问题。”[16]1944年，因纸张供应紧张，各报均减少出版篇幅，“至三十三年二月间，各报为节约纸张适应战时体制起见，订定缩减篇幅办法，计新闻报、申报、平报、新中国报每逢星期一、三、五改出半张，国民新闻每周出半张四天，中华日报及新申报则日出大一张。至于晚报，原有新中国晚报及新申报夕刊两种，后因纸张供给困难，均于三十三年初停刊。”[17]“1945年6月3日，《平报》停刊，为第一种停刊的日伪办的大报。不久，《国民新闻》《新中国报》停刊。”[18]
纸张供应减少，导致纸的价格上涨，杂志的价格一涨再涨。1942年3月，《古今》创刊时定价为8角，1944年3月，第54期涨到60元，1944年10月，第57期停刊时则涨到100元。从刊物创刊到终刊，两年多的时间价格涨了100多倍。1942年11月，《苏联文艺》创刊时价格为4元，1945年5月第13期则涨到了1 500元，两年中涨了300多倍，而1945年6月第14期出版时，则涨至3 000元，短短一个月又涨了1倍。《万象》老板大倒苦水，“最令我们感到痛苦与不安的，就是一再涨价。……如果纸张仍旧涨价，只有将《万象》停刊。”[19]这种出版状况令出版人愤怒不已，认为简直是“出版界的末路”[20]。
上海沦陷时期，物价上涨率持续走高，物价飞涨，增幅惊人。“生活指数是在天天高腾，今日的平均物价，较之战前，至少高起五六百倍；而白报纸的价格，在战前是每令三元，目前已涨至万元，合到三千余倍；排工在战前是每千字五、六角，目前已涨至三百五、六十元，合到六百余倍。”[21]1944年底，“上海米价每石已达五万余元，较之战前高涨五千倍；其他一般物价也涨起千倍左右”[22]。据《上海解放前后物价资料汇编》统计，“1942年上涨214%，1943年上涨315．9%，1944年上涨601．4%”[23]。据《上海特别市零售物价指数表》显示，1942年至1944年的物价总指数从2 386．21涨到219 636．71[24]，涨幅惊人。1945年6月，“物价再度狂涨，米每石一跃竟至75万元，市民莫不谈虎色变，此后更不知涨至哪里，有人计算目下米价每粒须值二角余”[25]。1945年8月，日伪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上海的物价更是惊人。《风雨谈》杂志对当时的物价有详细的记录：
上海的物价——本文刊出时，恐怕又要涨了[26]。
买话梅或橄榄一枚 一百八十元
乘电车一次 五百元
买报纸一张 二百元至五百元(https://www.daowen.com)
猪肉一斤 约八千元
西瓜一只 约一万元
皮鞋一双 约三十万元
大饼一只 三百元
乘人力车 至少二千元
番茄（西红柿）一斤 二千元
寄本埠信一封 二百元
理发一次 约五千元
买杂志一册 至少二千元
上海物价飞涨的根本原因是日伪的严厉统制和大量搜刮物资，导致生产下降、市场上商品匮乏，奇货可居[27]。日伪利用搜刮、掠夺的金钱、物资充当他们的军费，达到以战养战的目的，从而延续维持战争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