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文化语境
日本侵略者在对上海进行严酷的政治统治、疯狂的经济掠夺的同时，还对上海人民进行严厉的思想文化控制。日军进驻租界后，即把魔爪伸向上海的文化界，主要对象为“孤岛”时期站在抗日爱国前列的文化界人士、报纸、期刊和书店。
对抗日爱国文化人士进行野蛮迫害。1941年12月15日，日本宪兵搜查鲁迅先生的住宅，并逮捕鲁迅夫人许广平。日寇到她家里搜查、逮捕她的原因，“是为了要从她口里追查出一些抗日留沪知识分子和出版工作者的下落，要她提供几个抗日期刊的组织机构和内幕情况。她绝不透露真情，用自己的生命来保卫朋友们的生命和安全。也正因为这样，受尽了酷刑的折磨。”[28]许广平被严刑逼供76天，于1942年3月1日由鲁迅先生的好友内山完造保释出狱。“她出狱后，双腿已不良于行，头发白了许多。”[29]12月16日深夜，朱维基被捕，朱维基表弟戴鸿麒住在他对门，连夜走告，于是蒋锡金与芳信一同离开上海暂避[30]。朱维基被关押在南市的监狱，直到1943年才被营救出狱。1942年4月13日，翻译家陆蠡被捕，后来被暗中杀害。陆蠡的牺牲让人痛心不已，郑振铎说：“他把那些敌人们当作‘有理性’的‘人’看待，结果却发现他们原来是一群兽，于是便殉难而亡。”[31]陆蠡的狱友回忆说：“陆先生太硬性了！他宁死不屈。在审问时，日本人问他：南京政府好，还是重庆政府好？他答：‘重庆政府好！’又问：日本的大东亚政策成功不成功？答道：‘无望！’”[32]1942年5月21日，翻译家朱雯因“抗日罪”被上海沪南宪兵队逮捕，受酷刑月余，出狱后避居安徽。一批作家、翻译家如夏衍、阿英、巴人、林淡秋、于伶、罗洪、赵家璧、凌山等，被迫离沪出走。由于种种原因，留在上海的作家、翻译家，不得不在民族大义和个人生存的夹缝中求生。面对险恶的环境，有的化名隐匿，辍笔蛰居，如郑振铎与赵景深。有的靠做些翻译、编辑工作勉强为生，如王统照、施蛰存等。有些外国文学译介家，长期受到日伪特务的监控，如姜椿芳、耿济之。1943年端午节，金人被日本宪兵队逮捕。1944年10月，打入日伪内部的恽逸群被日本宪兵逮捕。1945年上半年，行将败亡的日伪加强了对上海爱国文学的镇压，“更到了最近，熟识的朋友之中被捕而受到严厉的酷刑的，却有孔另境、柯灵、魏于潜、司徒宗等。同期内笔者（范泉，引者注）自己也被搜捕和审讯了三次。而即使朴质老诚如夏丏尊、章锡琛他们，也居然不免尝到了铁窗的风味。”[33]可以说，整个沦陷时期，上海的爱国进步文化人士一直生活在阴森恐怖的环境下，稍有不慎，就会身陷囹圄，甚至惨遭杀害。当时蛰居上海的郑振铎回忆说：“我们在水深火热的沦陷区里，度日如岁，天天盼望胜利的到来，简直如大旱之望云霓。我们忍受着人类所不能忍受的痛苦；我们吞声饮泣的睁眼看着狼虎的择肥而啮，狐兔的横行，群鬼的跳梁；我们被密密的网罗覆罩着；我们的朋友里，有的杀身成仁，为常山舌，为文氏头，以热血写了不朽的可歌可泣的故事；有的被捕受刑，历尽了非人道的酷暴的待遇，幸而未死，然已疮痍满身，永生不愈。”[34]日伪势力对诸多作家翻译家的人身迫害与安全威胁，极大地摧残了上海翻译文学的发展。
上海沦陷后，出版界遭受重创。“大东亚战争爆发之初，上海的客观环境起了极显著的变化，这种显著的变化现象在出版界里看起来为尤甚。”[35]“绞杀文化的日本侵略军下令把上海人民手中存留的任何一点爱国报纸出版物都要烧毁。”[36]“凡是具有‘抗战’色彩的报纸、杂志、书籍，都被勒令停刊，或仅许它们以更生的姿态复刊，同时，敌性的出版机关也被封闭。”[37]上海沦陷后，“申报、新闻报、新闻夜报、中美日报、大美晚报、正言报、神州日报、大晚报以及若干种西文报纸，都陷于停顿”[38]。以上报纸因亲重庆的态度，被视为敌性报纸，因此被迫停刊。“至于日方所办的华文《新申报》，日文《大陆新报》与《上海每日新闻》，以及几种新刊报纸如中华日报、中国商报、国民新闻、平报、新中国报等，则因此关系，销数颇有增加。”[39]《申报》和《新闻报》的遭遇非常有代表性。《申报》与《新闻报》是上海“孤岛”时期重要的抗战爱国宣传力量，上海沦陷后两报均被查封，几日后复刊，但是“受日陆军报道部严密控制，限定只准刊登日本、德国、法国通讯社消息，1942年5月以后开始被允许并大量报道南京汪伪消息”[40]。但是，《申报》和《新闻报》并没有完全执行日军的指令，从而引起日军当局的强烈不满。1942年6月5日，日本陆军报道部发布《对于〈申报〉及〈新闻报〉所希望之事项》，勒令两报支持日本与汪伪政权，并为两报制定了编辑方针，强调发扬中日提携精神，宣明大东亚战争的意义，确立大东亚共荣圈的重要性等。1942年11月，两报被日本海军报道部接管，任命陈彬龢为《申报》社长，吴蕴斋为《新闻报》董事长，李思浩为社长，改组后的两报直接在日寇指使下进行反动宣传。
期刊方面，上海沦陷后，“具有抗战意识的刊物如《正言周刊》《中美周刊》《正言文艺》《文林》《文综》《文艺春秋》《宇宙风》《西风》《奔流文艺丛刊》”[41]均被迫停刊。“租界上所有用洋商名义出版的报刊都被迫停刊，作为‘苏商’办的《时代》周刊，出版了二十三期之后也被迫停刊。”[42]这里有一个细节需要注意，《时代》出版了16期后停刊，而不是23期后才停刊的。《小说月报》《万象》《乐观》《永安月刊》等，由于孤岛时期抗日色彩相对薄弱，成为此时幸免于难、继以续存的少数几种杂志。
出版机构方面，1941年12月26日，上海新书业公会被日军视为敌性出版机关而取缔。同日，“日军查封商务、中华、开明、兄弟图书公司、光明、良友、世界、大东等8家出版机构及商务印书馆印刷厂、中华书局印刷厂等17处印刷机构，销毁涉嫌有抗日内容的图书。”[43]郑振铎在《烧书记》中写道：“敌人的文化统制的手腕加强了。他们通过了保甲的组织，挨户挨家的通知说：凡有关抗日的书籍、杂志、日报等等，必须在某天以前，自动烧毁或呈缴出来。否则严惩不贷。同时在各书店，各图书馆，搜查抗日书报，一车车的载运而去，不知运向何方，也不知它们的运命如何。”[44](https://www.daowen.com)
上海五大书局上千万册的各种书籍被没收，出版基本处于停顿状态。时任日本上海总力报国会顾问小川爱次郎，在向日本驻华公使田尻的报告中有详细的记录[45]：
昭和十六年十二月八日，大东亚战争爆发后，上海中国最大的书店——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世界书局、大东书局、开明书店这五大书业者，依据十二月二十五日上海陆军报道部的命令，各总店及书店五家、印刷厂四个、仓库十余处被封。翌年一月六日，当时的秋山报道部长提出没收全部财产。同月十八日，上海宪兵队长纳见少将命令其在一月二十五日开始营业，才得以再度开业。
然而从上一年的十二月二十五日至开店前大约一个月的时间内，五大书局被没收的书籍已达一千九百多万册，各书局几乎被席卷一空，许多器械器具、印刷用纸、墨水等大量印刷材料被征用，各工厂完全停工，营业已不可能。然而这一状态持续一年，到现在仍未得以改变。扣押物品仍未归还，工厂仍不许运转，此种状态如长时间不得以改变，中国出版界将彻底“垮台”，树立新中国文化的紧急目标将被埋葬在襁褓中。
五大书局后来虽然恢复出版，但是新书出版数量大不如前。“1943年6月1日，在日本兴亚院指使下，上海商务、中华、世界、大东、开明集资成立联营机构上海中国联合出版公司。……主要承印发售汪伪‘国定’教科书和教学参考书。”[46]
1943年以来，虽然有中国联合出版公司的成立和太平书局的开张，以及世界书局等老牌出版机构在出版新书，但是“全上海每月平均出不到四五种，反观八一三前商务印书馆日出一新书，和各出版社竞出新书时的盛况，那真有天壤之别”[47]。“出版事业正在由各报馆及各杂志社喧宾夺主似的在支撑出版界的门面”[48]，“近年来各书店在正式出书的不过二三家，大部分的书籍是由报社或杂志社出版的”[49]，例如申报馆、国民新闻社、新中国报社、政治月刊社、新生命社、杂志社、古今出版社、天地出版社、万象杂志社等，还在陆续出版书籍。报社或杂志社兼营出版工作是上海沦陷时期出版业的一大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