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期间　科学研究初露端倪

“文革”期间，我们研究所关了门，理论工作不能做了，科研人员下乡下厂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我下乡当农民的几年间，养过猪、做过搬运工。后来提出“抓革命促生产”了，我们才回到了城里。一进实验室，我们马上想出了一个联系生产实际为工农兵服务的实验项目，即对纤维素酶进行科学研究。目的是将纤维素废料用微生物的纤维素酶分解成葡萄糖。葡萄糖可发酵成酒精成为能源。纤维素废料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植物光合作用的产物，这个课题可解决今后能源问题、粮食问题，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此设想由我执笔向中科院打了报告。院部同意后，它成了科学院、农业部、轻工部等单位共同操办的全国性的协作项目。此间，我曾到南方许多深山老林中去寻找这种微生物。经过物理化学诱变，我的同事们培育出来的高活力菌株，超过了美国、日本的水平，而且在工农医及科研上所作的各种应用试验，都取得了可喜的成绩。我们研究组也因此获得了国家科技奖。1981年我又应邀赴美到Rutgus大学围绕此项研究作了演讲，并在美国一研究所权威的建议和推荐下，将我们在国内的工作整理成文，用英文发表在了国外的杂志上。

“文革”后期，全国制订十年科研规划。那时学术权威重新被使用，参加制订规划的全是全国各地来的资深学者和老年科学家。而我们研究所还选了两位年轻的科研人员参加。我是其中之一，另一位即是现在的北大校长许智宏，他思路开阔，社会组织活动能力极强，让我深感钦佩。他后来去英国留学了，是回来后由室主任、所长一步步提升到中科院副院长再担当北大校长的。我们是很好的朋友，去年十月初他来旧金山开会，百忙中还抽空来看我，住我家，家事国事天下事一直畅谈到深夜。次日上午又召集两名年青精英在我家聚会，情景令我十分难忘（见图5）。(https://www.daowen.com)

图5　与北大校长许智宏（左3）召集两名年青精英在我家聚会(https://www.daowe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