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从《新宋学》复刊谈起

侯体健（以下简称“侯”）：王先生您好！今天很高兴您能够接受我们的采访，并就当前宋代文学研究的现状和问题展开讨论。我们知道您作为中国宋代文学学会的发起人之一，创办了《新宋学》集刊作为学会会刊，并获得了学界的广泛好评。可是，刊物刚出版两辑就因各种原因而被迫暂停，甚为遗憾，最近终于听闻了复刊的利好消息。不知道您是否可以提前透露一点《新宋学》复刊以后的学术定位和关注热点？

王水照（以下简称“王”）：非常感谢你的关注，《新宋学》的情况确实如此。最近承复旦大学中文系资助，《新宋学》终于复刊了。《新宋学》第三辑本想就“唐宋变革论”作一个专辑，那时我对这个命题有一些新的想法，包括我主编的那套“日本宋学研究六人集”（第一辑）^[1]的前言写的就是《重提“内藤命题”》。恰好2001年我们邀请哈佛大学包弼德（Peter K.Bol）先生来复旦做了一个座谈会，并且形成了《座谈纪要》（该《纪要》后来发表在《华中学术》^[2]）。包弼德的《斯文：唐宋思想的转型》^[3]具有“唐宋变革论”的明显印记。所以，我邀请了葛兆光、林继中、张三夕等一批学者，从各种角度探索这个命题的内涵，也包括陈正宏教授整理的内藤湖南关于《困学纪闻》的批注^[4]等，试图在唐宋文学研究领域对这个命题有所回应。我一直在考虑，宋代文学研究应该要有“理论性建构”，如果我们的研究完全是琐碎的“创新”，陶醉在“碎片化”的研究中，毫无重要的理论关怀，那是没有出路的。(https://www.daowen.com)

我觉得“唐宋变革论”这个命题是有生命力与生长点的，虽然这个命题还有许多局限性，有些学者称其为“假说”，甚至带来了一些学术的遮蔽，但是它的这种理论关照，对于我们的文学研究无疑仍然具有启迪意义。可惜，《新宋学》这个专辑没能问世，这主要是经济上的原因造成的。后来，我看到了《唐研究》第11辑“唐宋时期的社会流动与社会秩序研究专号”对“唐宋变革论”这一命题作了深入的探讨，有补充修正，有辩驳质疑，特别是张广达先生的《内藤湖南的唐宋变革说及其影响》一文，从学术史的角度高屋建瓴地对此命题进行了梳理与总结，非常好。《唐研究》这一辑出版于2005年，《新宋学》当时如能正常出版也就在2005年左右，这样便能在史学与文学、唐代与宋代——两个领域、两个时段相互呼应，可惜未成，现在想来也是十分遗憾。关于“唐宋变革论”，李华瑞教授后来又编了一本论文集《“唐宋变革”论的由来与发展》^[5]，也聚集了一批有深度的文章，我觉得“内藤命题”确实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平台，我们的文学研究依然可以从中汲取养料。

《新宋学》复刊，这也算完成了一桩心愿。目前的第三辑已不可能再做“唐宋变革论”的专辑了，原来那些文章大部分都已经在其他刊物发表，所以我们只能重新组稿。本来我就将《新宋学》定位为宋代文学学会的会刊，当然，刊载内容则不限于文学。宋代文学学会我总结为一份名单（理事会名单）、两年会议（每隔一年举办年会）、三本刊物，就是《新宋学》《宋代文学研究年鉴》以及历届《宋代文学年会论文集》。除了《新宋学》未能及时出版，其他都非常顺利，特别是王兆鹏教授主编的《宋代文学研究年鉴》出版很规律，信息量也比较大，至今已经出了6本了，论文集也出了7本了，希望从第三辑开始《新宋学》也能走向正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