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词章之学”与“词章学”
“辞章”，一作“词章”[2]，最早出现在《后汉书·蔡邕传》：“少博学，师事太傅胡广，好辞章、数术、天文。”意为诗文写作。《文心雕龙·情采》有“五情发而为辞章”之句，“辞章”一词，同样兼指诗文创作而言。“辞章”或“词章”在明清文人别集语境中交替出现，使用日益频繁，且“词章”较之“辞章”更为常用，其含义一仍旧贯。
清人章学诚《文史通义·说林》谓：“义理存乎识，辞章存乎才，征实存乎学，刘子玄所以有三长难兼之论也。”[3]将为文的性质取向与作者的个人禀赋相勾连，显见得辞章多是逞才之作。将此意表达得更为彰明昭著的当属桐城姚鼐：“鼐尝谓天下学问之事，有义理、文章、考证三者之分，异趋而同为不可废。”[4]此处的文章当取广义，故私淑姚鼐的曾国藩转述其说时，重又回归到“词章”的提法：“姚姬传氏言学问之途有三：曰义理，曰词章，曰考据。”[5]这一系列的论说实际上都隐隐指向北宋程颐之论：“古之学者一，今之学者三，异端不与焉。一曰文章之学，二曰训诂之学，三曰儒者之学。”[6]程颐“文章之学”的当时语境和具体所指已不可考，却在后世遥有嗣响。将词章之学与考据之学对举，也呼应着清代学术汉宋并峙背后隐伏的张力脉络：“词章之学，见之易尽，搜之无穷。今聪明才学之士往往薄视诗文，遁而穷经注史，不知彼所能者皆词章之皮面耳。”[7]曾国藩《圣哲画像记》标举义理之学、词章之学、经济之学、考据之学，并对词章之学作了更加窄化的限定，直指以唐宋为典范的诗文传统：“韩、柳、欧、曾、李、杜、苏、黄在圣门则言语之科也；所谓词章者也。许、郑、杜、马、顾、秦、姚、王在圣门则文学之科也。顾、秦于杜、马为近，姚、王于许、郑为近，皆考据也。”[8]这一表述尤与明清以降的复古文学思潮相契合。
“清代学术实际已形成了对中国传统学术的一次较为全面的知识整合。也正是在这样的前提下，‘词章’才作为一种独立的学术研究被凸显出来。”[9]渊源有自的“词章之学”或“文章之学”辗转相沿，是为其步入现代学科化进程的前样态。尽管有参与学制改良者如梁启超持反对意见，强调“词章不能谓之学也”（《万木草堂小学学记》），这一提法仍然被作为晚清学制改良的成果得以袭用和呈现。在立目名称上却发生了微妙的变异。清廷制定和颁布的《钦定学堂章程》和《奏定学堂章程》等系列学制，一应在文学科下设立词章学之目。及至宣统二年（1910），清廷学部拟在各省创立存古学堂，以“词章门”与经学门、史学门并列，预备对接文科大学教育的文学门。从“词章之学”到“词章学”或“词章门”，虽相差无几，却是现代汉语构词法与近代文学观念学科化、在地化合力作用的综合结果。
从汉语构词习惯来看，马西尼指出：“在19世纪，后缀式构词显示出了它们创造新词的优势……‘学’（study）和‘机’（machine）是用得最多的后缀式构词成分。虽然它们早就有了，但是被广泛地使用，却是在19世纪。”[10]就当时缀以“学”的词语而言，实际上存在双音节词和三音节词两种情况：“在汉语中由后缀‘学’所构成的词，几乎总是双音节词；而三音节词大部分是从日本传入中国的，这些词对于其他三音节新词（两个音节加一个后缀）的传播曾起过很大作用。这些三音节新词，为现代汉语创造无数新词，大开方便之门。”[11]以“学”为结尾的三音节词基本属于外来借词或译词；因此，清末不少西学学科名称，“学”都是作为后缀加在双音节借词或译词之后，构成三音节的新词。受到传统汉语语用习惯的影响，双音节词与“学”之间有时还会加入助词“之”作为联结。在这一过程中，词尾的“学”也就逐渐变成单音节词，而不再是后缀式构词成分。“词章学”既不似“光学”、“法学”这般浑然一体，“词章”本身亦非借词，但仍然受到流行构词法作用的反向影响，体现为“词章”与“学”之间表示领属关系的“之”的省略。(https://www.daowen.com)
同时，自外来“文学”观念的逐渐传入，往昔文人骚客的诗古文辞易被直观视作本土文学内容的对等物，遂为词章学和文学的互通创造了历史契机。有学人指出，狭义化的“词章之学”即在这一过程中奠定了现代文学专业学科的基础：“‘文学’的内涵虽还是褊狭的‘词章之学’，但其学术位格已有相当现代化的规划。”[12]前揭存古学堂“词章门”课程要求“先纵览历朝总集之详博而大雅者，使知历代文章之流别。次点阅讲读古人有名总集，兼练习作诗文”[13]，给定的总集是历代的各类诗文别集或选本；“高等科讲读研究词章诸名家专集，或散体古文，或骈体文，或古诗古赋，视学者性之所近习之”，则偏向于作家作品精读。词章学一科的教学大纲虽试图延续诗古文辞的审美范式，实已发生侧重点的偏移，暗含文学史和文学批评呈现全貌与筛汰选炼的取向。
在知识转型和观念重塑的过渡时代，借由语词得以表达的概念多半存在借用、混用的现象，但“词章之学”与“词章学”的分野却是泾渭分明。“词章之学”一般偏指以诗古文辞为主的词章作品。比如，由国人自撰的首部中国文学史——林传甲《中国文学史》，第四篇题为“古以治化为文，今以词章为文，关于世运之升降”[14]，林氏指出自汉以后“治化词章遂判而为二”，其以司马相如枚皋扬雄之流为词章之士，所为“皆词章之学也”。又譬如，吴曾祺《涵芬楼文谈》谓“为词章之学者，溯其渊源所自，莫古于骚”。[15]而“词章学”的指涉往往更为明确，初步显露出向现代文学学科概念进行过渡的意味。1913年，民国政府颁布《教育部公布大学规程》，于文学门下设“词章学”，既与清末学制一脉相承，也是对词章学实为狭义化文学内容的再认定。
时至今日，传统词章能否被称为“学”，仍备受质疑：“从学术演进的角度上看，传统中国的‘词章’研究本身并不是依据‘历史（纵向）’与‘知识（横向）’等这类的维度构建起来的，因而从根本上缺乏一种作为独立学科而存在的学术品质与学理基础。”[16]这恰恰从侧面印证了现代学科意义上的“词章学”与传统提法的“词章之学”在内涵上的巨大差异。类似的看法实际上仍然延续了上世纪初叶新文学试图与旧词章决裂的逻辑：“文学与词章，全在一者有连贯之系统，精密之组织，而一者则否也。”[17]而此又牵涉新旧文学之争，逸出本文论列范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