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史之学与文章流别
讨论诗文作品的专著，从目录史的角度来看，大致经历了由“总集”一变而为“文史”，又由“文史”而为“诗文评”的过程，及于近代受到西方文学和日本汉文学批评的影响，与文学观念一同演进，遂奠定了中国文学批评史学科诞生的起点[18]。从后向前追溯文学批评学科的发端，自是不难发现文史之学与传统文学、诗学批评之间存在的渊源关系。然而，对近代文史之学到文学批评的跨越式发展进行微观的考察，其过程却远不似这般“举重若轻”。
自明人开始，文史这一类目逐渐为意义更为显豁的诗文评所替代。而它之所以在近代被重提，或是因其与文学史仅有一字之差的缘故。在钱基博辨析文史与文学史二者的陈述中，约略可以窥得二者在当时颇有难以分辨之状：“中国无文学史之目，文史之名，始著于唐吴竞《西斋书目》，宋欧阳修《唐书·艺文志》因之；凡《文心雕龙》、《诗品》之属，皆入焉。后世史家乃以诗话文评别于总集后出一文史类。《中兴书目》曰：‘文史者，所以讥评文人之得失。’盖重文学作品之讥评；而不重文学作业之记载者也。有史之名而亡其实矣。”[19]其时，不仅语词的相近带来概念上的些许混淆，国人对文学史的先验性理解，与文史之学也有着仿佛差似的一面。
《奏定大学堂章程》附有各科“学书讲习法”，中有一门“历代名家论文要言”：“如文心雕龙之类，凡散见子史集部者，由教员搜集编讲义”，并提议教员“就此名家百余人，每家标举其文之专长及其人有关文章之事实，编成讲义，为学生说之，则文章之流别利病已足了然；其如何致力之处，听之学者可也”。显示出贯串文史之学与文章流别的倾向。《奏定大学堂章程》历代文章流别一科，明言教员可仿照日人文学史著述撰写，更为文章流别与文学史的合流开启了方便法门。由此，国人撰写的最早的一批文学史著作皆为近代学堂文学课程的讲义，并非偶然的巧合：“从‘诗文评’、‘文苑传’转为‘文学史’的写作与教学，此乃晚清以降中国人的自觉选择。”[20]这一合流在获得简省的同时，无疑也会带来遮蔽。
实际上，考镜文章流别、裁定诸家利病的文史之学，在被引入近代学堂的教学机制之后，首先就使得“文史”与“文学史”之间的界限变得模糊起来：“《奏定大学堂章程》与《钦定京师大学堂章程》的巨大差别，不只在于突出文学课程的设置，更在于以西式的‘文学史’取代传统的‘文章流别’。”[21]而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刘师培曾极力主张编纂文章志、文章流别作为文学史课本的替代，搜集材料包括“古代论诗评文各书”：“刘氏文心雕龙集论文之大成，钟氏诗品集论诗之大成，此二书所论，凡涉及历代文章得失及个人诗文得失者，均宜分类摘录。自是以外，刘氏史通所论，虽以史书为主，其涉及文章者，亦宜略采。又唐人评论古代文学，虽精密不逮六朝，然可采之词，亦自不乏，似宜检阅全唐文一过，凡各文之中，有涉及评论前人文学者，另编抄录，以备择采。”[22]放弃渐成气候的文学史书写，试图回归文章流别的努力，显示出他对古代文章问题的通盘思考和处置方式，只是这一线索复又为文学史、文学批评学科的交叉式发展所中断。(https://www.daowen.com)
此后，文史之学的原意淡出，常作为文学史之省称：“文集之兴，盖以学无专师，杂无可投，故以集统之。文史之兴，盖由文章既繁，渐成专业，故有史以名之。”[23]尽管文学史在与文章流别的角力中逐渐确立了自身的绝对优势，但文章入史的标准却成为一道悬而未决的难题。如前揭林传甲《中国文学史》“于文章（古文、骈文）取资广博，兼收四部乃至医、算各家，在芜杂中却强烈体现其‘杂文学’观念”[24]，虽仿照日人文学史而作，却又基于本土杂文学的固有特点，尚未完全抹杀历代文章流别的痕迹。而仅仅着眼于文学的审美作用、忽视杂文学特点的文学史著作，面对数量庞大、艺术精湛的古代文章却往往只能一筹莫展。
另一方面，渊源于传统诗文评的学问，同时又受到近代日本和西方学术观念的影响，文学批评学科的成立则更为顺理成章。1927年，中国最早的文学批评史——陈钟凡《中国文学批评史》，在著述观念和体例上受到日人铃木虎雄《支那诗论史》的影响[25]，或许也是导致中国古代文学批评史观照的对象以诗歌批评为主的原因之一。尽管学界对于中国文学批评学科的创立时间仍未达成一致，原本隶属于诗文评的知识和理论问题由文学批评加以“接管”和统筹成为不争的事实：“大致上可以说，到40年代，对诗文评即文学批评的认识基本上趋于一致，中国文学批评的独立地位也得到了承认。”[26]与此同时，却也伴随着对传统诗文评与外来文学批评异同的深刻反思：“‘文学批评’原是外来的意念，我们的诗文评虽与文学批评相当，却有它自己的发展。”[27]时至今日，这样的自省仍能起到一定的针砭作用。“现在学术界的趋势，往往以西方观念（如‘文学批评’）为范围去选择中国的问题；姑无论将来是好是坏，这已经是不可避免的事实。”[28]文学批评的内容理应涵盖诗论、文论、词论，甚至是赋论，但在实际的分析操作中却难以做到不偏不倚，逐渐形成了以诗论为主、文论为辅的学术脉络。
随着学科意识的加强和学科建制的成熟，文学批评学科重诗轻文的倾向越来越凸显，个中因由也得到了一定的梳理：“这不仅因为在中国古代文学批评中，诗歌批评最为丰富发达，所以，各种批评方法大多滥觞于诗歌批评，而且还因为中国古代文学理论是以诗歌为出发点，并且以此为基础构成了自身的体系和特色。所以，从精神实质上说，古代诗歌批评方法即可代表古代文学批评方法。”[29]在文史之学与诗文评被确立为文学批评学科的过程中，难免经历一番削足适履。
“1913年《教育部公布大学规程》‘文学门国文学类’下，相关科目列有文学研究法、词章学、中国文学史三种，约略等于今之文学理论、文学批评与文学史。”[30]这样的比附在今日看来几近于严丝合缝，但抑或有步入“倒放电影”这一陷阱的危险。在这样的情境之下，重提文史之学和诗文评的传统，体味文章流别与文学史的细微歧异，对揭示和提纯民族本位的文学理论似乎不为无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