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李集团师者教育弟子的方式
（1）萧颖士教育弟子的方式
萧李集团中，萧颖士弟子最多，且声动华夷。萧颖士《送刘太真诗序》[7]曰：
盖有来学，微往教，蒙非余求，若之何其拒哉。猗尔之所以求，我之所以诲，学乎，文乎？学也者，非云征辨说，摭文字，以扇夫谈端，輮阙词意，其于识也，必鄙而近矣。所务乎宪章典法，膏腴德义而已。文也者，非云尚形似，牵比类，以局夫俪偶，放于奇靡，其于言也，必浅而乖矣。所务乎激扬雅训，彰宣事实而已。众之言文学者曰不然。于戏！彼以我为僻，尔以我为正，同声相求，尔后我先，安得不问哉！问而教，教而从，从而达，欲辞师也得乎？孔门四科，吾是以窃其一矣。然夫徳行政事，非学不言，言而无文，行之不远，岂相异哉！[8]
刘太真进士及第后归江南，萧颖士为作此序。难能可贵的是在该文中萧颖士讲到了自己为人师者的理念以及对学生求学的要求：在为师理念上，首先，萧颖士认为弟子向老师求学是要遵行“来学”的拜师之礼。“盖有来学，微往教”，《礼记·曲礼上》：“礼闻来学，不闻往教。（孔颖达）疏：礼闻来学者，凡学之法，当就其师处，北面伏膺；不闻往教者，不可以屈师亲来就己。”[9]其次，萧颖士具有广纳弟子的胸怀，“蒙非余求，若之何其拒哉”。即使来拜师者，不合其心意，他也不忍心拒绝，表现出只要有求学者愿意师从他学习，他都愿意接受。但是我们再看，刘太真曾撰序云：“顷东倭之人踰海来宾，举其国俗愿师于夫子，弗敢私，请表闻于天子，夫子辞以疾而不之从也。”[10]这似乎有些不太符合萧颖士的为师理念，但我们再结合《新唐书·萧颖士传》：“倭国遣使入朝，自陈国人愿得萧夫子为师者，中书舍人张渐等谏不可而止。”[11]可知东倭之人被拒，是有外部原因的；再其次，弟子所感兴趣的、想要学习的东西，就是萧颖士所教授的，“尔之所以求，我之所以诲”可见萧颖士懂得从弟子的兴趣爱好点来培养弟子，具有因材施教的意识；最后，萧颖士具有一种为弟子解惑授疑的使命感，“同声相求，尔后我先，安得不问哉！问而教，教而从，从而达，欲辞师也得乎？”弟子与师者，因相同的志趣而结为一个“同声相求”的群体。师者自然承担着为弟子解决疑难问题的责任，而且替弟子解答问题也带给了萧颖士一定程度上的成就感；在对学生的要求上，首先，萧颖士认为，学生的学习要以“宪章典法，膏腴德义”的目标，而不要满足于“征辨说，摭文字”这种浅薄的目标。此外，萧颖士还对弟子刘太真的为文之道予以告诫，第一，为文不应该追求体物形似，不要追求形式上的对偶；第二，在语言上，不可一味追求新奇华丽的语言。文章应该以“激扬雅训，彰宣事实”为目的。但是同时在此文中萧颖士也提到了“言而无文，行之不远”，可见萧颖士具有质文并重的思想，不反对有文采之文，反对的只是过于追求骈偶、华丽辞藻的文风。
“萧夫子”在培养弟子的方式上除了传统的言传身教之外，还有上文所提及的为师理念的践行。其次，就是推许“佳弟子”。“吾尝谓门弟子有尹征之学，刘太真之文，首其选焉。”[12]萧颖士在众多的弟子之中，对“佳弟子”尹、刘评价如此高且认为二弟子是自己的骄傲，这无疑在“萧门”弟子之中形成了一种标杆影响效应，会使得其他弟子效仿、学习尹、刘二人的文章。梁肃为戴叔伦所撰神道碑中记载：“公（戴叔伦）少聪明好学，能属辞。兰陵萧颖士名重一时，罕所推揖，拔公于诸座之上，授以文史，由是令闻益炽。”[13]戴叔伦是萧门弟子之中，除了尹征、刘太真、柳并、阎士和之外，又一个受到萧颖士推许的弟子。戴叔伦因其文学天分，而受到萧颖士“拔公于诸座之上”的优待，在萧门之内以文学、政事出类拔萃，《新唐书》说他为“门人之冠”[14]。可见萧颖士培养弟子的方法、形式十分多样。这也使得弟子各有所长，各自的文学禀赋在萧颖士的引导之下，在经学、文章之学、文史学方面得到了最大的发挥。
（2）独孤及对弟子的言传身教
梁肃师事独孤及四载，二人的关系亦师亦友，梁肃颇受独孤及的器重。梁肃文集中，专门为独孤及而作的文章就有五篇[15]，间接提及独孤及的有1篇（《补阙李君（翰）前集序》），代笔独孤及为他人所做的祭文有2篇（《为常州独孤使君祭李员外文》《为独孤常州祭福建李大夫文》），替独孤及代笔为文一事，尤其可见独孤及对梁肃青睐有加。而且在不同的文章之中，梁肃屡屡提到独孤及对自己的教诲。梁肃在《祭独孤常州文》中回忆独孤及的劝诫：
尝谓肃曰：“为学在勤，为文在经，勤则能深，经则可行。吾愿斯言，勉子有成。”又曰：“文章可以假道，道德可以长保。华而不实，君子所丑。”[16](https://www.daowen.com)
独孤及认为，学习的要诀，在于勤加练习；文章要宗经，宗经之文与品行密切相关。同时独孤及强调道德对于文章的重要性，道德的时代相对稳定性，可以使文章长存不被湮没。徒有文采而无实质的文章，是应被君子摒弃的。独孤及将自己重经、重道的为文之道，传给弟子梁肃。梁肃对独孤及的教诲，是“敬服斯言”的态度。梁肃《常州刺史独孤及集后序》：
初，公视肃为友，肃仰公犹师。每申之话言，必先道德而后文学。且曰：“后世虽有作者，六籍其不可及已，荀、孟朴而少文，屈、宋华而无根，有以取正，其贾生、史迁、班孟坚云尔。唯子可与共学，当视斯文，庶乎成名。”肃承其言，大发蒙惑。[17]
独孤及不仅重道，也重文，而且对于偏重二者之一的荀子、孟子、屈原、宋玉评价都不高。独孤及通过对四者的批判，劝诫梁肃只有学习效仿两汉之文，才能成就文名。独孤及指出，学习两汉之文或与两汉文风相近之文，差不多就可以成就文名了，暗含了这个时候的文坛复古的思潮，应该是为较多的文人所接受的，但“庶乎”又透露出独孤及对这一文章学的发展趋势仅有一种朦胧的感知。《旧唐书·韩愈传》称：“大历贞元（766—805）之间，文士多尚古学。”[18]而梁肃在大历九年（774）拜入独孤及门下，师事独孤及四年，然则大历贞元年间（766—805）正好包括了梁肃师从独孤及的时段（774—777），独孤及卒于大历十二年（777），但却敏锐地感知到了文章学的发展方向。
梁肃师从独孤及期间，吸取了独孤及的文章理念，继承独孤及的为文之道，成为一代文章大家。李翱《感知己赋》：“是时梁君之誉塞天下，属词求进之士奉文章造梁君门下者，盖无虚日。”[19]《旧唐书·韩愈传》曰：“大历贞元之间，文士多尚古学，效扬雄、董仲舒之述作，而独孤及、梁肃最称渊奥，儒林推重。”[20]这些史料完美地诠释了梁肃对独孤及训诫的遵守以及独孤及当年的预言。除此之外，独孤及文章重道德、重个人品质修养的主张，在不同的文章中被梁肃反复申明，而且这种转变也并非曲高和寡，宋人王铚《韩会传》称：“当是时，李华、萧颖士有文章重名，（韩）会与其叔云卿，俱为萧李爱奖。其党李纾、柳识、崔祐甫、皇甫冉、谢良弼、朱巨川并游。（韩）会慨然独鄙其文格绮艳，无道德之实，首与梁肃变体为古文章。”[21]韩会也要求文章不应追求绮丽的文风，而应要重视道德。可见，萧李集团成员对道德品行的重视是共通的。
同样师事独孤及的权德舆，在独孤及逝世之后有《祭故独孤常州文》：
志学之岁，伏谒于郡斋。典司礼职，尝奉易名之议；向仰德门，今承合姓之重。话言诱掖，造次敢忘？[22]
权德舆15岁拜入独孤及门下，独孤及的谆谆教诲，让权氏不敢忘怀独孤及在文章之学上的引导、扶持，只是具体的教导叙述的没有梁肃那么详细而已，但简洁的记录仍然透露出独孤及对学生不遗余力的栽培。除此之外，“合姓”还透露出二人之间的姻亲关系。古文家内部之间往往姻亲互结，这也是研究古文运动不可忽视的切入点。古人常由师生关系，进而发展为翁婿关系。这种现象的出现，进而催生了“翁婿唱和”的文学现象。唐代古文集团中柳淡由萧颖士弟子，进而变为其女婿；韩愈门下的李翱、李汉除了具有弟子的身份，又分别为其侄女婿、女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