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古文运动的理论总结
秦观在文坛活跃的时代，正是北宋文学思想逐渐发展并走向成熟的时代，这一时代的文坛有一个鲜明的理论指向——“崇文尊韩”。韩愈是中国文学史上极其重要的人物，他第一次全面系统地提出了“道统”和“文统”的问题，他所领导的古文运动，让散体古文在中唐骈文盛行的时代大放异彩。当然，古文运动对于文学、文化的意义并不完全在于一种文体与另一种文体的分庭抗衡，而是它所引导的文学趋势、文化氛围的改变。
从文学发展的趋势来看，古文运动的意义首先是承接了自先秦两汉以来的文学传统，开拓了文学的艺术性，韩、柳二人的创作，虽然高举复古的大旗，但吸收了骈文既有的艺术经验，还将“托词之文”等韵文的文辞之美运用于散文的写作，扩展了散文所能表现的内涵，使得散文能够在儒家正统的“文以明道”思想下，展现出更为丰富的书写形式，这种成就之于古文写作是具有开创性的，使得自韩愈发起的文体变革在晚唐五代文坛风气下不至于磨灭殆尽，而得以在北宋发扬光大。
其次，古文运动的意义还在于重新阐释了中国古代的文与道的关系。文与道的关系，是古已有之的话题，在韩愈之前的时代里，拥“道”之人只能从道的制高点来单向地规范和制约文，从而使得文必须寓于道而存在，忽略了文的艺术审美价值对于道的反馈，造成文章写作的受限，窄化了文的书写范围。这就是中唐韩愈、柳宗元以前，文体改革的呼声并不能改变文坛发展趋势的主要原因。一味地否定骈文，也就是否定骈文所具有的文学的抒情和艺术的价值，也就是否定自骈文发展以来文学所走的形式自觉的道路，骈文的发展证明了散文文体不仅可以像先秦两汉散文那样具备论理、论事和记事的工具价值，其自身也有着无限的张力。韩愈之前，单纯地提倡文章复古，一般有两条思路：
其一是形式的复古，例如《文心雕龙·宗经》指出：
若禀经以制式，酌雅以富言，是仰山而铸铜，煮海而为盐也。故文能宗经，体有六义：一则情深而不诡，二则风情而不杂，三则事信而不诞，四则义直而不回，五则体约而不芜，六则文丽而不淫。[11]
刘勰强调文章要能够效法经书，并指出了经书文体的六个优点，这里所指的应该是效法古文的体制形式，是学习古人的行文之法。唐代更有萧颖士等人提出《续尚书》式的古文，追求仿古形制，但最终走向了文体的僵化。(https://www.daowen.com)
其二是内容的复古，这是一种以特定的内容为“道”从而规范文的写作的主张，从文章的内容上提出载道的观念，是将“道”与“文”的关系固化为内容与形式的二元对立的实体关系，在这种观念下的文学创作，往往以一种经学传统的、固有的“道”为制高点，来制约文的写作。韩愈倡导的古文运动，对“文”与“道”的关系提出了新的阐释，提出了古文和今文的区别，进而反思文与道的关系。他认为古文和今文的区别不仅是在句读方面，而重要的是古人已经远去，想要习得古道就必须学习古文章法、文辞，反过来，学习古文章法、文辞本身就是学习古道。文中出现了古文和今文的区别，却没有古道和今道的对立，实际上韩愈说“思古人而不得见”，已经暗示了时代的变迁，传统的道已经丧失了当日的“古”，在儒家工具理性偏废的时代背景下，儒家的发展开始由“外王”转向“内圣”，“道”要求落实于社会秩序的客观化，以“文”实现“道”的经验存在。因此，一种新的“文”与“道”的关系诞生了——“文”与“道”不再是形式与内容的二元对立，而为“道”与“器”的表现关系，“文”以符号的方式表现“道”的实存，正如明代王祎指出：
道与文不相离，妙而不可见者之谓道，形而可见者之谓文。道非文，道无自而明；文非道，文不足以行也。是故文与道，非二物也。[12]
王氏指出，“文”与“道”是不可分离的，其区别在于可见与否，因此“文”是“道”的可视化符号，而“道”是“文”这个符号的内涵，尽管王氏所谓的“文”可能泛指文化，但作为具体可见的文章（文学），已经凸显出与“道”为一的、互为表现的关系，不再是传统的以“道”制约“文”的单向“宗经”，而更加突出了“文”的价值——其表现力能够反馈于“道”，能够彰显、深化“道”的内涵。因此，“文”与“道”的关系从韩、柳一代起，从本末相从的关系演变为一体而互为表现的关系，在这个表现与被表现的关系中，“文”是符号化的产物，它自有一种主观性的态度。古今能为文者非常多，而韩愈更看重“文”的创新，在表现“道”的前提下，并不反对文章的形式多样。因此将屈原、宋玉“托词之文”的辞赋笔法，运用于老庄似的论理散文、苏张似的论事散文和史迁似的记事散文，从而强化了文章的表现形式，激发各种形式的探索。这需要发挥文学主体即作家“自铸伟辞”的能力，作者在“文”与“道”互为表现的关系中被凸显出来，韩愈要求作者“能自树立”，将“道”的能力内化为作者的文化涵养，再把涵养经自己的创造变成“文”，这种内化过程一方面是一种“不平则鸣”的感怀，也是人性在“文”和“道”关系中的一次显现。在传统的“文”与“道”关系中，并不讨论作者的主观意志、情感，往往直接从社会秩序定义的“道”出发，以“道”约“文”，主体的加入使得“文”更能表现主体的意志。另一方面，也反馈“道”的指向——从传统的社会秩序，转向个体生命，落实到文学主体。因此，“文—道”的双向互动演化为“文—主体—道”的模式。主体在这个过程中，发挥着“取于心而注于手”的作用，从而奠定了主体“自铸伟辞”的表现力在文学创作中的地位，而这种表现力在文、道关系中的加入，才使得散文创作在韩愈、柳宗元的时代，形成一种全新的状态——以主体表现力为宗，吸纳骈文几百年发展的既有成就，充分发挥单行散体古文的优势，如此方能在中唐骈散彼此消长的文坛氛围中，取得古文的一席之地。
秦观的“成体之文”正是沿着这样的思路提出的，他所举的“论理之文”、“论事之文”、“记事之文”和“托词之文”，都各有其风格特征，各有其代表作家，每一种文体都对应一种模式化的情志和体制样式。秦观认为这是“后世道术为天下裂，士大夫始有意于为文”[13]的结果，而“自周衰以来作者班班，相望而起，奋其私知，各自各家，然总而论之，未有如韩愈者也”[14]，韩愈的意义就在于此，他的文章能够摆脱既有的体制、风格的限制，使得文体、文类的区别不再是既定的模式和情志，散文在“所指”和“能指”的互动中有了更多的变化和可能，韩文也因此成为古文运动乃至于唐宋古文的典范之作。
因此，“成体之文”的提出，是古文运动的理论总结，其动因是基于中国传统“文”与“道”的关系在中唐时期的新变，韩愈、柳宗元等作家在新的社会秩序和思想变革中，引入主体的表现力，冲破了“文”与“道”的二元关系，在符号化的“文”中，充分发挥主体的艺术表现力，不局限于文体和文类的界限，创作“成体之文”，将骈文的艺术成就用以单行散体古文的创作，推动唐宋古文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