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文坛的“经世致用”思潮

韩、柳古文运动之后，随着社会环境的变化和作家济世热情的消减，古文又一次日趋冷落。在宋初，柳开是最早提倡古文、学习韩愈的作家之一，他以自己的“道”为孔孟之道，自己是“道”的直接继承者，柳开还曾自命“肩愈”，可见其并肩韩愈的决心。虽然柳开、赵湘、穆修等一些作家进行古文写作，但文坛上流行的仍然是浮华不实的骈偶文风，以致大多数人目古文写作为怪异。直到欧阳修出来，情况才有所改变，由他所领导的北宋诗文革新运动，一方面继承中唐古文运动，另一方面也开启了宋有别于唐的古文风格。

欧阳修于宋仁宗天圣八年（1030）中进士，次年入钱惟演门下，与梅尧臣等人有诗歌的唱和，诗文有西昆之风。同时，欧阳修也与苏舜钦、尹洙等人一同议事，并学习古文写作。由于他早年为科举考试学习骈文写作，能将骈文的功夫运用于古文写作中，使得他的古文有别于时文，例如《游大字院记》《非非堂记》等，记事翔实，条理畅达，文辞优美，是宋初古文的典范之作。当然，欧阳修生活的时代，是北宋内困外扰不断加剧的时代，一部分士大夫已经清醒地认识到政治上需要兴利除弊，文坛也需要变革文风。文坛上“经世致用”的思潮开始影响散文创作，主张“知古明道”，强调“履之以身，施之于事，而又见于文章而发之”。古文写作必须出于事实，必须贴近社会、人生而获得感发，才能做到“道易知而可法，其言易明而可行”，这是对于韩愈“文从字顺”的发展，追求事信言宜，因此欧阳修的散文明白流畅，且能揭发弊端，推动改革，改变了宋初文章回避社会矛盾的创作实际，“经世致用”成为宋代文人普遍关心的话题。

欧阳修之后，有王安石、曾巩和苏氏父子先后受知于他，倡导古文创作，终成宋文之风。王安石的文章说理透彻，讲究实用，曾巩的文章注重道德修养，文风平实，但真正能将唐代古文运动的成果发挥至极的还推苏氏父子，他们的创作既体现了北宋经世致用的思潮，还继承了韩愈“文—主体—道”的文道关系，使得散文创作不仅具有社会价值，更具有较高的文学审美情趣，充分发挥了主体的才情和表现力。尤以苏轼的散文为妙，不拘格套而独抒性灵，是宋代散文的最高标准，但苏轼在散文方面也推崇韩愈。苏轼认为，散文自上古三代经两汉发展到唐，已是完备，而韩愈则是集之大成，正如诗有杜甫，书有颜真卿，画有吴道子。秦观是苏轼的弟子，秦观提出韩愈“成体之文”是各家散文之备，很可能是直接受到苏轼的影响。

总的来说，宋代散文创作在欧阳修领导的北宋诗文革新运动中，受到“经世致用”思潮的影响，扭转了宋初的浮华之风，上溯唐代古文运动，以韩愈为散文创作的典范，发挥主体表现力在“文”与“道”之间的互动关系，注重文章的实用价值和审美情趣，实现集论理、论事、记事和托词为一体的“成体之文”。(https://www.daowen.com)

“成体之文”能在广大宋代士人中流行，除了文学自身的发展规律，还得益于宋代统治者对文化事业的重视以及庆历年间活字印刷的出现，这使得书籍的传播更加普及，使得宋代作家能够学贯古今、广取博收，只有在这种条件下，宋人才能写好集以往众多文体之长的“古文”。欧阳修、王安石、苏轼等宋代古文大家，其学问之广博远胜于唐人。以苏门一派的文人而言，秦观、黄庭坚等人的知识学问素养，亦非常人所能比肩。例如苏轼在向王安石推荐秦观时说：

今得其诗文数十首，拜呈。词格高下，固无以逃于左右，独其行义修饬，才敏过人，有志于忠义者，某请以身任之。此外，博综史传，通晓佛书，讲习医药，名练法律，若此类，未易以一二数也。^[15]

老师推荐学生，固然可能有过誉之词，但由此可知秦观学问之广博深厚是深得苏轼赏识的。秦观的“成体之文”思想，体现了北宋文坛“崇文尊韩”的倾向，这也反映了古文运动所倡导的单行散体古文在北宋文坛的重要影响，更体现出宋代文坛对于学问和功力的强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