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份认同:个人与世界

更新于 2026年10月13日 版权声明
三、身份认同:个人与世界

在特定历史文化语境中,个体必然要与世界、与他人建立认同关系,并遵循文化编码程序,逐步确定自己在社会化秩序中的个体角色。身份认同可分为四类:个体身份认同、集体身份认同、自我身份认同和社会身份认同。[4]在逃离与追寻的空间游走中,文珍不急不缓的心理叙事如蜘蛛结网般一丝一线地建构起内在空间,构建出环形的蜘蛛网式的小说结构。笔下人物犹如给自己编织了一张大网,可是不管向左走还是向右走,向外走还是向里走,无论怎样逃离与追寻,最终还是回到了原点,最终也爬不出这张大网。文珍笔下的人物在对个人与社会关系的处理中,在空间的放逐与建构中,常常这般陷入身份认同的两难处境。

《我们夜里在美术馆谈恋爱》《银河》《到Y星去》《衣柜里的人》等从不同的空间角度讲述人生放逐般的逃离与追寻,原本是逃离日常生活空间,寻找想象的异托邦空间,想要追寻个人对想象空间里特定文化中的自由与洒脱,不料却催生空间主体更强烈的城市生活认同,最终陷入自我认同的两难困境。在不断的逃离追寻中,“他们”其实是想要一个可以自在存在的“那里”或“远方”中寻找一种认同,可是最后可能又重新回到某种普遍性上去。比如《衣柜里的人》中再次逃到拉萨躲避的女人,本来试图逃离情感困境,到了拉萨反而又陷入另一场情感迷宫,在逃离与追寻的过程中惊觉自己是多么想要回去,原来感觉乏味的生活和平淡的情感是多么真实。《银河》中想要逃到边地的男女,走上逃离之路后就感受到了艰难和隔阂,世界尽头的边地没有带给他们逃离的快感,反而是以都市的房子为象征的生活空间,令他们不得不像倒带一样重回出发原点。房子,是一种都市生活的象征,这种生活空间小,闷,人们却为了它受尽压力。让人爱让人恨,归根结底是城市生活的潜在需求,也就是对城市生活的一种放不下和内心真实的不可否认的认同。令人震撼又无奈的是,逃离是一种主动的自我放逐,而回来也是一种放逐,不过是被动的不得已的选择。这些都表明人们陷入自我认同的两难境地,人们常常会在共在的日常生活中像衣柜里的人一样感到迷失困惑,生活是闷的,生活是压迫着我们的,可最后发现原来的生活是内心所认同的现世安稳,是挣不脱、逃不开的真实的社会生活。

《录音笔记》中当曾小月沉浸在自我发声和倾听的空间时,发现自己也是牢骚满腹、神神叨叨的一个人,她的个人化的声音空间显示了她只是没有向他人展示的欲望。她承认自己的声音原来也有魅力,有一种自怜自爱在其中。在这种向内追寻的声音空间里,其实是在寻找一种认同,一个人只有把自己外部化并展示出来,表达最真实的感受,才能发觉内在真实的自我。自我身份认同,关注点在于自我的心理和身体体验。曾小月注重自我的真实感受,以自我为中心,在自己的声音世界,是无拘无束的,日常生活中不能说、不敢说、不该说、不想说的,在录音的世界里,她都说了出来,这个声音的诉说和倾听空间是绝对真实和自由的,直至在不期然间中宣泄而出。她要逃离世俗生活,逃离的方向是自己的向内的声音世界,最后被同事偷听,自己的私密的声音空间得到泄露,表明自我空间构建的倒塌,自我逃离的失败,一个人对生活不满,连沉浸在自己的声音世界都不得,最后的尴尬泄露是某种意义上充满快感的宣泄,但更显示了这种逃离方式的失败,人还是得在常在的生活秩序中找到存在。(https://www.daowen.com)

《安翔路情事》虽然讲述的是两个在底层生活之人的故事,却会引起读者的强烈情感共鸣。因为看其本质这也是大众常人的生存性体验和现代性的生存焦虑。具体到城市生活中,表现出的更是一种现代性的空间生存焦虑。这其中涉及消费文化与空间想象的纠葛,消费文化产生出新的社会空间,这个空间转换不仅改变了人们的日常生活,还深刻影响了人们生存方式。这个故事不似前几部小说中的人,是在这个城市已经立足只是想要逃出庸常的生活秩序和压力的人,他们是想要留下来却没有能力立足这座城市的人。他们陷入的两难困境,是由商品化的消费社会中面对想要拥有的东西时的无力感引发的。小玉试图逃离原来生活的地方,在北京这座城市中追寻生活的另一番可能,她接触到这座城市的文化空间,跟城市人一样逛“鸟巢”,去电影博物馆看电影,高级餐厅吃料理,在消费文化侵入的空间里具有了一定的城市生活意识,极力想要融入城市生活。社会身份认同,强调的是人的社会属性,小玉渴望获得个人与城市社会文化的认同。城市的繁华拉扯着她的欲望神经,对小玉来说是一种向往和人生,但同时也是她们无力承受的空间压力。然而结局最终一样还是要回去,只是这种逃离与追寻中生存的焦虑使现实的失败更加残酷和可怕。小说看似以爱之名,其实都是通过爱情表象在平衡个体的自我认同中不断地焦虑与寻找。

小说多以第三人称叙事,有非常细腻且微妙的心理描写,但总是有一个文珍在注视着或审视着这样的生活,这样的视角能够令读者身处注视者的地位,去观看自己正在经历的生活或自己即将也难以逃离的生活。除了小说人物及读者在文珍笔下的城市体验中,去追问自己的“存在”及身份认同,文珍也体验在自己的文字世界中借笔下的人与事,尝试寻找她的存在及自我认同。她借用切克斯顿的话“将自身中的艺术因素表达出来从而摆脱它,有益于每一个心智健全之人的健康”,来阐释写作于自身生命与生活的意义。笔下那些关于逃离与追寻的困境,是她自己也曾追问过思考过的命题,表达出来从而摆脱,最后追寻到的是成为一个追寻到自我认同,面对庸常的现实可以自在生活的城市青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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