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论“炫耀”抑或“认同”？——晚清观剧诗创作心理空间的两面性
晚清女性文人群体的崛起不容小觑，诗、词、文、戏曲、小说的创作蔚然成风，夏晓虹教授曾指出，中国古代妇女楷模的重新发现与认识使得晚清女性典范形象得到了极大丰富，同时也深刻影响和改变了外在的生活与内在的精神。[62]晚清女性观剧诗的创作恰好体现了其内在精神的外化表达，其中蕴含的变化是从闺阁情怀转向对生命、家国等主题的思考，以社会性别越界的方式介入男性的思维视角，此时的文坛不再是男性独占，而是两性互动，为各自带来了新的创作空间。
对女性来说，颠沛流离带给她们的不再是个体的心灵创伤，而是对整个家国的痛惜与惋伤；忠孝节义不再是男子的义务，同样是女性的责任与担当，孝女、烈女、英雄等形象也被女性所向往；即便是饮酒作乐的休闲生活，她们也畅想如男性般通宵达旦，酣畅淋漓，这些创作视野上的开拓既源于其走出闺阁后的生活感悟，同时又得益于心学、性灵等文学观念的熏陶。对男性来说，他们以更加畅达的心态来接受和看待女性，“女子无才便是德”的传统受到质疑，在将女性与自身“等量齐观”的过程中，男性发现，女子的才华、勇气、担当都不输男子，甚至让男子自愧不如，因此男性在自身的反思中，采取了换位思考或反差比较的方式，不限于男性之间的比较，而是在对女性的欣赏中反思自身的不足，这既得益于女性的成长，同时又融入了晚清男性自身对士风日下的自我批评。
与以往不同的是，胡适在《清闺秀艺文略·序》中认为：“在一个不肯教育女子的国家里，居然有女子会作诗填词，自然令人惊异，所谓‘闺阁而工吟咏，事之韵者也。’”[63]胡适认为闺秀诗词多是“不痛不痒之作”，对于男性来说，刊刻自家女性诗文集“既可炫耀于人，又没有出乖露丑的危险”，[64]谭正璧在《中国女性文学史》中也赞同胡适的观点：“至若明清两朝女性诗人和词家，可以车载斗量，但她们几乎没有一个不是为了要博得男性称赞她们为‘风雅’而作。”[65]女性文人的崛起究竟是为了满足男性炫耀的心理需求而成为一种附属品，还是两性之间真的形成了“等量齐观”之势？笔者认为，不能排除女性受教育的初因与男性的风雅之趣有关，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女性受教育程度愈来愈高，才女数量愈来愈多，其思想不会一成不变。从观剧诗的材料中可以看到女性对生命皈依的思考，对建功立业的渴望，未必是为了迎合男性而作，若为迎合男性，闺阁之诗即可满足他们的心理预设，何必以略带“竞争者”的姿态出现呢？但同时也需注意到，男性文人对女性走出闺阁的支持度是有限的，并不会真的放纵她们去征战沙场、考取功名，有的男性甚至不会认同女性走出闺阁之举；女性以社会性别跨界的方式对自己不能实现的生活样态进行想象，这种想象只能付诸笔端，从根本上体现了两性创作的基点存在着实质性的差别，尚未能做到“等量齐观”。
这种现象虽然窥见的是晚清观剧诗的一个侧面，但其价值却远远超越了观剧诗或戏曲本身，是融合了女性文学的生成与发展、男性对女性的认同心态这两条文学史上的脉络，经过由晚明至晚清300多年的积淀，在晚清观剧诗中可以梳理出一些变化的痕迹，以期为性别研究提供一种视角。
【注释】
[1]作者李碧，浙江大学人文学院助理研究员，研究方向为明清文学与文献。
[2]此界定参见高彦颐《闺塾师：明末清初江南的才女文化》中基于《女性研究百科全书》所作出的概括。同时，高彦颐教授将社会性别（gender）与生理性别（sex）进行区分，认为生理性别是“在将人类（和其他生命方式）区分为男性和女性的基础上，两者所包含的生物和生理形态的差别。它只应被用在直接由男女生物差异所引发的特征和行为关系中。”见氏著：《闺塾师：明末清初江南的才女文化》，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5页。美国学者J.Richard Udry在其文章“The Nature of Gender”中认为“Gender is the range of characteristics pertaining to，and differentiating between，masculinity and femininity.Depending on the context，these characteristics may include biological sex（i.e.the state of being male，female or intersex），sex-based social structures（including gender roles and other social roles），or gender identity.”见氏著：“The Nature of Gender”，Demography，Nov.1994，p.561.从J.Richard Udry的观点来看，社会性别与生理性别之间是存在互涉关系的。
[3]胡文楷：《历代妇女著作考》，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212—826页。
[4]鸳湖烟水散人：《女才子书》，见《古本小说集成》第51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第87页。
[5]李渔：《闲情偶寄》，中国社会出版社，2005年，第52页。
[6]陈寅恪：《柳如是别传》，里仁书局，1985年，第95页。
[7]李惠仪：《明末清初流离道路的难女形象》，见《空间与文化场域：空间移动之文化阐释》，汉学研究中心，2009年，第143页。
[8]冒广生编：《冒巢民先生年谱》，见《北京图书馆藏珍本年谱丛刊》第70册，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9年，第32页。
[9]张潮辑：《虞初新志》，河北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46页。
[10]吴伟业：《题冒辟疆名姬董白小像》（之七），见冒襄辑：《同人集》卷七，《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385册，第262页。
[11]冒襄：《影梅庵忆语》，见涂元济辑：《闺中忆语五种》，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3年，第4页。
[12]吴伟业：《题冒辟疆名姬董白小像》（之八），见《同人集》卷七，《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385册，第262页。
[13]查为仁：《莲坡诗话》，中华书局，1985年，第14页。
[14]冒襄：《巢民诗集》卷五，见《续修四库全书》第1399册，第28页。
[15]蔡女罗，即蔡含，字女罗，本事见《同人集》卷三收录汪懋麟《蔡女罗墓铭》及杜浚《女罗字说》。《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385册，第121页。
[16]转引自冒广生编：《冒巢民先生年谱》，见《北京图书馆藏珍本年谱丛刊》第70册，第57页。
[17]柏桦：《水绘仙侣——1642—1651：冒辟疆与董小宛》，东方出版社，2008年，第150页。
[18]赵园：《家人父子——由人伦探访明清之际士大夫的生活世界》，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95页。
[19]丁耀亢：《西湖扇》，见李增坡主编，张清吉点校：《丁耀亢全集》第1册，中州古籍出版社，1999年，第742页。
[20]《全唐诗》第12册，中华书局，1960年，第4570页。
[21]张尔荩撰扬州史可法祠楹联。
[22]陈素素：《二分明月女子集》，见彭国忠、胡晓明主编：《江南女性别集·四编》上册，黄山书社，2014年，第91页。
[23]苏蕙卿：《蝶恋花·题〈秦楼月〉剧兼以志感》，载陈素素：《二分明月女子集》，见《江南女性别集·四编》上册，第101—102页。苏蕙卿本事不详。
[24]骆绮兰：《九日闻梦楼师携家姬东亭度曲》，《听秋轩诗集》卷二，乾隆六十年（1795）金陵龚氏刻本，见方秀洁（Grace Fong）、伊维德（Wilt L.Idema）合编：《美国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藏明清妇女著述汇刊》，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1册，第64页。骆绮兰亦师从王文治，本诗中梦楼即王文治。
[25]冯思慧：《绣余吟》卷一，乾隆二十九年（1764）刻本，见《美国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藏明清妇女著述汇刊》第1册，第14页。冯思慧，字睿之，侍郎刘秉恬妻。参见胡文楷：《历代妇女著作考》，第654页。
[26]凌祉媛：《翠螺阁诗稿·画眉余晷集》，咸丰四年（1854）延庆堂丁氏刻本，见《美国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藏明清妇女著述汇刊》第2册，第61—62页。
[27]陆以湉《冷庐杂识》“笙鹤楼”条载：“杭州吴山城隍庙后淳素房笙鹤楼，俯瞰西湖，境绝超旷。”中华书局，1984年，第465页。
[28]凌祉媛：《翠螺阁诗稿·画眉余晷集》，见《美国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藏明清妇女著述汇刊》第2册，第61—62页。
[29]刘慧娟，生卒年不详，字湘龄，晚号幻花女史，广东香山人，顺德举人梁有成妻。工诗词，善作赋，并精术数。参见胡文楷：《历代妇女著作考》，第719页。
[30]刘慧娟：《梨园赏菊》，《昙花阁诗钞》次集卷三，光绪十六年（1890）刻本，见《美国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藏明清妇女著述汇刊》第3册，第181页。(https://www.daowen.com)
[31]王筠：《繁华梦》，乾隆四十三年（1778）槐庆堂刊本，第154a页。
[32]郑兰荪：《读〈红楼梦〉前后传奇，戏题二律》，《莲因室诗集》卷二，光绪元年（1875）刻本，见《美国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藏明清妇女著述汇刊》第2册，第488页。郑兰荪，字娱清，仁和徐鸿谟妻。参见胡文楷：《历代妇女著作考》，第744页。
[33]梁兰漪：《畹香楼诗稿》卷一，光绪二十一年（1895）刻本，见《美国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藏明清妇女著述汇刊》第4册，第61页。梁兰漪，字素涵，号蓉溪，太守汪剑潭母。参见胡文楷：《历代妇女著作考》，第546页。
[34]钱守璞：《题李少正〈镜花缘〉传奇》（其三），《绣佛楼诗稿》卷一，同治八年（1869）自刻本，见《美国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藏明清妇女著述汇刊》第2册，第252页。钱守璞，字藕香，又字莲因，亦字莲缘。参见胡文楷：《历代妇女著作考》，第750页。
[35]米兰·昆德拉（Milan Kundera）著，余中先译：《被背叛的遗嘱》，上海译文出版社，2003年，第135页。
[36]钱惠尊：《题〈桃花扇〉》，《五真阁吟稿》，光绪四年（1878）合肥学社刊本，附录于陆继辂《崇百药集》，见《美国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藏明清妇女著述汇刊》第4册，第397页。钱惠尊，字诜宜，陆继辂妻。参见胡文楷：《历代妇女著作考》，第754页。
[37]孔尚任：《桃花扇》，浙江古籍出版社，1989年，第402页。
[38]袁绶：《题〈酬红记〉乐府》，《瑶华阁诗草》，同治六年（1867）刻本，见《美国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藏明清妇女著述汇刊》第2册，第175页。
[39]野航撰：《酬红记》，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藏民国十三年上海席氏扫叶山房石印本，第4页。野航，即赵对澄（1798—1860），字子征，一字念堂，号野航，别署浮槎山樵。著有《小罗浮馆诗词杂曲》《野航杂著》及《酬红记》传奇（又名《鹃红记》）。
[40]日本学者合山究在《明清女子题壁诗考》一文中以《酬红记》的成书问题为例，认为令赵对澄感而成剧的鹃红题壁诗为男性假托女性之名所作，从其举证的陆继辂、马星冀、郭麐等人的观点来看，也是众说纷纭，伪托之说并非定论。另据《然脂余韵》卷一载“嘉庆六年（1801），富庄驿有蜀中女子鹃红题壁诗六首。赵君野航见而和之，且谱为《鹃红记》院本八出，属其题后”，可以推想赵对澄本人是倾向于相信鹃红题壁为女性所为。合山究文参见李寅生中译版本，载《河池师专学报》2004年第1期。
[41]野航撰：《酬红记》，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藏民国十三年上海席氏扫叶山房石印本，第3页。王瑾，字润如，江苏上元人。参见胡文楷：《历代妇女著作考》，第247—248页。
[42]袁昶：《题仲伊〈后缇萦〉传奇》，《渐西村人初集》诗集卷九。《后缇萦》传奇剧本今已不存，据刘师培《汪仲伊先生传》记载此剧为汪宗沂所作，载于闽尔昌纂：《碑传集补》卷四一，见周骏富辑：《清代传记资料丛刊》，明文书局，1985年，第786—788页。
[43]陈作霖：《〈后缇萦〉乐府题辞三首》（其一、其三），《可园诗存》卷十三，《清代诗文集汇编》第736册，第218页。
[44]龙启瑞：《浣月山房诗集》卷五外集，见《清代诗文集汇编》第655册，第428页。
[45]参见《张献忠传》，《明史》卷三〇九。崇祯三年（1630）张献忠起事，自号八大王，因身长而黄，人称黄虎。见《延绥镇志》卷五，《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史部》第227册，第498页。
[46]参见黄义枢：《〈味兰簃传奇〉作者考辨》中通过湖南图书馆藏《烈女记》和《侠女记》稿本考证署名“槐庐生”的这两部作品之作者当为龙继栋（《戏曲研究》2010年第1期）。笔者同此说。
[47]朱寓瀛：《题槐庐生〈烈女记〉院本》，《金粟山房诗钞》卷四，见《清代诗文集汇编》第759册，第360页。
[48]张瀚著，盛冬铃点校：《松窗梦语》，中华书局，1985年，第139页。
[49]据黄义枢统计，清初节烈戏曲创作仅8部，中晚期达到33部。见氏著：《清代节烈戏曲考论》，福建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1年。
[50]关于晚清节烈戏曲创作的产生还有官方修史、士风颓废等原因，参见郭英德：《是“风教”还是“风情”——明清文人传奇作家的文学观念散论》，《中州学刊》1990年第4期。
[51]王阳明：《传习录》，中州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158页。
[52]李贽：《焚书》卷二，中华书局，1974年，第164—165页。
[53]同上书，第167页。
[54]徐渭：《女状元辞凰得凤》，见《四声猿》，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第162页。
[55]钟慧玲：《清代女诗人研究》，台北里仁书局，2000年，第109页。
[56]恽珠辑：《国朝闺秀正始集》卷十九，清道光十一年红香馆刻本，第5a页。
[57]袁祖志：《湘痕阁诗稿·序》，见袁嘉：《湘痕阁诗稿》，收于《随园三十六种》，集成图书公司，1908年。
[58]张叔珽：《倚云楼诗草·序》，见江兰：《倚云楼诗草》，道光十八年刻本。
[59]严迪昌：《清诗史》，浙江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815页。
[60]梁乙真：《清代妇女文学史》，中华书局，1979年，第105页。
[61]参见钟慧玲：《清代女诗人研究》，第206—238页。
[62]参见夏晓虹：《晚清女性典范的多元景观——从中外女杰传到女报传记栏》，《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6年第3期。
[63]胡适：《三百年中的女作家》，见《胡适作品集》第14册，远流出版事业有限公司，1996年，第159页。
[64]同上书，第163页。
[65]谭正璧：《中国女性文学史》，百花文艺出版社，2001年，第1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