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社、从师、交游

随着女性受教育的程度愈来愈高，与男性的交往也日益频繁，闺阁文人开始效仿男性交游结社，甚至拜师。拜师之风最盛时当属袁枚的随园女弟子，严迪昌先生认为“中国诗史，到清代袁枚的反拨，乃是最后一次诗的生命——诗的本体生命的潮起和强力振奋”。^[59]正是性灵诗学的文坛主盟地位引得众多闺阁才媛纷纷拜师求教，梁乙真指出：“有清一代，提倡妇女文学最力者，有二人焉，袁随园倡于前，陈碧城继于后。”^[60]性灵派的诗学观念也渗透到了女性文人，她们的文学创作开始转向“诗主性情”、“自然成韵”，这种影响不仅仅局限于创作形式，同时也开拓了女性思想空间。其思索的范围不再仅围绕闺阁之内，而是随着女性的步伐一同迈出了闺阁之外，方能生成社会性别跨界的观照。除袁枚外，当时的文坛领袖毛奇龄、陈文述等人也收过众多女弟子，^[61]知名文人的引领成就了清代的女性文坛。

走出闺阁为女性提供了更多的交流空间，她们一起品诗题画、观剧唱酬，还结成诗社，文学活动逐渐规模化。较为著名的有徐灿等人的蕉园诗社、吴中十子的清溪吟社、郭润玉等人的梅花诗社等，女性文人对男性交游形式及内容的效仿，都不自觉地为社会性别的跨界创作埋下了伏笔。(https://www.daowen.com)

厘清女性文人的成长轨迹，不难发现，每一个环节都离不开男性的支持与推动。心学之后，男性眼中的女性地位有所提升，对女性文学作品的认同度日益增进，并主动为女性提供受教育的机会，帮助其刊刻出版诗文集，为其作序、跋、评点等。经历了这样的成长，女性的视野不断拓宽，女性作品中仍然多有闺阁之趣，同时也逐渐浮现出对社会的关怀、对时事的感慨，出现了豪言壮语，由委婉之风转向豪迈之作，这些作品的生成过程也是女性跨界创作的实现过程。男性对于女性及其创作风格的转变持有认同和赞许的态度，加之“男子作闺音”的创作传统，男性也不乏拟态而作代言体，因此常常引发女性作品真与假的讨论。上述因素在以往闺秀诗词兴盛原因的讨论中均有涉及，如孙康宜《明清妇女诗词选集及其编选策略》、王晓燕《清代女性诗学思想研究》、梁乙真《清代妇女文学史》等。女性观剧诗的创作当然也离不开这些因素的影响，然而，观剧是女性走出闺阁的一个实质性举动，观剧诗是其思想转变经由实际行动所激发出来的创作，同时也是女性思想内在转化的外在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