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兰西对社会学的批评
贺麟在最初写作《当代中国哲学》（1945年）时，明显倾向否定当时流行的辩证唯物论（Dialectic Materialism），但他也无法否认，此说对全世界的思想青年所产生的强大影响力。他以同代人[37]的口吻评论道：“辩证法唯物论盛行于九一八前后十年左右，当时有希望的青年几乎都会受此思潮的影响。那时的中国学术界，既没有重要的典籍出版，又没有伟大的哲学家领导，但青年求知的饥渴，不因此而稍衰，于是从日本传译过来的辩证法唯物论的书籍遂充斥坊间，占据着一般青年的思想了。这情形不但中国如此，即欧美先进国家亦如此，意大利有一个新黑格尔学派的大哲学家自述其年轻时代研读马克思而笃信其说，至于狂热，历许多年才把自己的思想转变过来。”[38]贺麟后来因应历史和政治环境的变化把此书改写成《五十年来的中国哲学》（1986年），他在该书补上这位意大利新黑格尔学派（Neo-Hegelian）哲学家的名字，我们才确切知道他指的正好是克罗齐。[39]对葛兰西稍有认识的读者都会知道，克罗齐是葛兰西最重要的思想对手，其黑格尔式的历史思想深刻地影响着葛兰西的思想发展。约尔（James Joll）甚至认为，葛兰西在写作《狱中札记》时，他的脑袋里似乎存在着“一场列宁与克罗齐之间的永恒对话”。[40]贺麟这里加插了克罗齐年轻时代研读马克思的心路历程，正好证明马克思主义在当时是一个全球同步并行的思想潮流。他在《当代中国哲学》中继续补充说，当时的青年沉溺于辩证唯物论，这股潮流并有取代在“五四”初期流行一时的实用主义（Pragmatism）之势。从当时社会政治文化等环境观之，这一切都不足为奇。“因为当时青年情志上需要一个信仰，以为精神的归宿，行为的指针。”与实用主义相比，辩证唯物论不但为当时的青年提供了思想的信仰，并且前有俄国革命充其模范，国内又有严密坚固的政治组织，足证它能提供实际的行动方案。凡此种种，都是实用主义思想无法比拟的长处。此外，“在理论方面，辩证法唯物论也自成体系，有一整套的公式，以使人就范。同时辩证法唯物论又似乎有科学的基础，此即十九世纪最发达的经济学和社会学。足见辩证法唯物论之吸引青年决不是偶然的”。[41]
贺麟解释得很清楚，辩证唯物论既能提供实际的行动方案，亦有“科学的基础”作为其合法性的来源，故能取代其他同期发展的思潮而盛极一时。但葛兰西却极其反对这种公式化和科学化的辩证唯物论。他认为从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出发，根本不可能建立一门关于社会的科学，亦即社会学。他引用恩格斯（Friedrich Engels）的观点批评道：“把实践哲学归结为一种形式的社会学，具体地代表了恩格斯……已经批评过的那种退化倾向。这种退化倾向的错误就在于把一种世界观归结为一个世界公式，给人以整个历史尽在掌握的印象。”[42]葛兰西并在《狱中札记》重点批驳了布哈林的名著《历史唯物主义理论：马克思主义社会学通俗读本》（The Theory of Historical Materialism：A Popular Manual of Marxist Sociology），借此展开他对这种“形式的社会学”的攻击。(https://www.daowen.com)
“真正的哲学是哲学的唯物主义，实践哲学则是一种纯粹的‘社会学’。”[43]在葛兰西的词汇中，“实践哲学”（philosophy of praxis）指的是马克思主义，他认为上述把马克思主义与社会学等同起来的想法，正是布哈林书中暗含的前提。葛兰西对布哈林这种想法颇为反感。他认为，社会学一直借用进化论的实证主义（positivism）体系所制定的形式，创造历史政治科学的方法。虽然社会学对进化论的实证主义体系不无抗拒，但这些抗拒却只停留于某些局部问题上。“所以它变成了一种自身独立的趋向，变成了非哲学家的哲学。它企图根据建立在自然科学模式基础上的标准，为历史的、政治的事实提供图解式的描述和分类。所以，它企图用‘预言’橡树将从橡果中生长出来的方式，‘实验地’推断出人类社会发展的法则。”[44]葛兰西在《狱中札记》中极力抨击社会学的庸俗进化论倾向，真可谓不遗余力。表面上看来，我们似乎很容易便能套用葛兰西的观点，狠批瞿秋白。因为当瞿秋白在1923年按照李大钊的意思协助筹办上海大学时，他的职位恰好就是社会系系主任。他同年为上海大学社会系编写的讲义《社会哲学概论》，其核心观点正好就是葛兰西大力抨击的、沾染了庸俗进化论的马克思主义社会学[45]。翌年，他更将布哈林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首四章改写成《现代社会学》，作为另一本上海大学社会系的授课讲义。[46]瞿秋白在1923年撰写的《自由世界与必然世界》，其基本观点亦来自布哈林的著作。[4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