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参与方法的史料研究：当代文学史料的“当代性”
就目前的实践来看，对于当代文学史料的发掘、解读的能力是当代文学史料研究急需提升的。[32]这方面可供参考的或许是现代文学史料学，现代文学经过多年的发展，已经形成了相对系统化的“现代文学史料学”。程光炜曾强调：“当代文学研究‘历史化’的重要路径之一是如何‘现代文学化’，也即像现代文学研究那样如何在作家作品的周边营造和叙述各种各样的‘故事’。没有这些故事，作家作品的经典化是无法完成的，对其历史定位也不可能真正实现。”[33]作家与作品的经典化是学科化的必要途径，但正如程光炜自己在此前就已经意识到的，现代文学的学科化是几代人努力的结果，也是付出了一定的代价的：从研究状况来看，现代文学在逐渐脱离自己的时代而“退到书斋”，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已经变成了古代文学”。[34]而当代文学“学科化”的史料研究是不是也有使当代文学“退回书斋”而失去当代文学特征的危险呢？
目前来看，当代文学史料研究虽然存在不足，但参与者已经有了相当程度的“当代性”的自觉。这种自觉首先就是有一种身为“当代人”，要记录当下，为“后来者”做准备的意识。例如，程光炜曾设想：“因为很多50后作家的年龄都已在60岁以上，趁着他们记忆还清楚的时候，不妨先试做一些个案，先把史料文献留下来。遇到不清楚的地方，还可以当面向他们咨询、求证、辨伪和辑佚……第二，与这个问题相关的，有一个史料文献整理和叙述的‘简与繁’的问题。我的看法是不妨先‘繁复’一些，力求翔实穷尽，进一步挑拣、筛选和剔除的工作，也留待下一代研究者去做。就是先抢救材料，多多益善，堆积在那里没关系，等经过数十年的努力，做成一个当代文学史料文献的巨大仓库之后，后面人的工作压力就会大大减轻了。”[35]程的这些建议是从自己的研究经历出发的，是必要而且可行的。他本人在此之前也做了一些探索工作，例如他在《长城》上主持的“重返八十年代”栏目中的80年代编辑访谈，就在尝试为80年代文学研究留下宝贵的一手材料。
当然，单纯“做记录”只是一种理想化的说法，而且在实际操作中，“记录”“考证”无不是带有强烈的“当下特征”的。“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当代语境以及整理者的情感立场，会使得一切史料都是“当前史料”。因而当代史料学本身也是一种具有“当代性”、“前沿性”的学术工作，是一种“参与历史”的方法。理想状况下，“资料汇编”也应该是一种建构历史叙述的方式。“对于‘新时期文学三十年’来说，‘资料’整理的重要价值也许就在于，它以‘再叙述’的特殊方式，并以强烈的主观愿望（尽管所有编选者都声明自己的‘客观’和‘公正’）参与到当前文学史的叙述当中。”[36]史料虽然是由材料构成，但是也面临着呈现与叙述的问题。“所有的历史叙述都是后设性的，历史因为我们的现实需要而被不断地重新叙述。重要的已经不是有没有这样的预设，有没有历史的偏见，重要的是对于这种后设性的自觉反省。因为没有这种后设，历史就无法叙述。”[37]目前的“史料学”缺乏对“后设性”或“建构性”的反省，有时候会用一些“约定俗成”的概念来规划新材料。例如，《中国当代文学史料问题研究》中对于“台港文学史料”的叙述，基本上都是延续之前大陆及港澳台地区几个阶段的叙述模式，吸收了部分成果，但对台港文学其后的研究缺乏必要的拓进，还停留在“政治意识形态”、“市场意识形态”、“文化意识形态”[38]等相对印象化的笼统描述上。对于台港文学史料的梳理做的还是研究资料的梳理，而且这种梳理明显是“不在场”的，离“记录港台文学”的理想目标差距不小。要摆脱这些局面，需要对这个时代的“共识”进行“清算”，需要研究者具备一种阿甘本所说“同时代性”：“同时代性也就是一种与自己时代的奇异联系，同时代性既附着于时代，同时又与时代保持距离。更确切地说，同时代是通过脱节或时代错误而附着于时代的那种联系。”[39]在某种意义上来说，当代文学研究应该与时代保持一种紧张关系，史料的整理与研究应该具备超离于时代语境的“参与”意识，形成某种突破“文学史共识”的可能性。
当代文学研究中的理论阐释走到极端确有其害处，但是一味退回到“故纸堆”，刻意追求“学科化”，缺乏当代参与意识的整理，也有其弊端。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文学史转向”是策略性的，“史”的必要，弥补了以前当代文学研究格局的不足。但在长期而言，这种“史的必要”的热度，也有可能促成新的“学术政治”，造成某种压抑。例如对文学史的过分推崇，对当前文学批评的轻视。理想状态下，“文学史”应该是和“文学批评”有机结合的，没有批评家眼光的文学史叙述只能是“资料记录”，往往变成材料堆砌，难以建构起有效叙述；没有文学史视野的文学批评则缺乏成熟的参照体系，常常会定位失当，难辨优劣，难以发挥文学批评应有的作用。
当代文学史料学孕育于当代文学学科诞生之时，在“文学史转向”之后，持续深化，在最近两年结出了硕果。总体来看，当代文学史料学是富有学科意识的、立足于已有经验的总结和探索。但是因为之前准备的不足，这种探索有失于浮躁的可能——尤其是以过去的经验来看，学术生产的“跟风”是不可避免的。当代文学研究要摆脱“批评化”而真正成为一门学科，建立和发展史料学是必要的途径，但如果停留在20年前的“文学史共识”的基础上去批量重复生产而不是自主探索发现史料，那么这样的“史料”就有变成“边角料”的危险，所谓“史料学”就很可能就沦为一个热闹的“学术增值点”而已。
从实践来看，有不少有价值的“史料”都是在具体的研究中“带”出来的，是在探寻具体问题时候的“柳暗花明又一村”的发现，而很少是在缺乏问题意识的情况下“上穷碧落下黄泉”刻意搜罗的结果。当代文学的史料研究者需要对研究经验进行系统化处理，从而归纳出有当代文学学科特点的史料研究方法，进而建立起“当代文学史料学”。但这种归纳与总结还是应该落实到研究问题上，避免一哄而上地“为史料而史料”。而应该以问题为导向，带着当代文学的问题参与史料的整理和研究，建设真正有当代文学特色与价值的当代文学史料学。
【注释】
[1]李强（1990—），北京大学中文系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当代文学。
[2]吴秀明主编：《中国当代文学史料问题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年。该书共64万字，分为绪论学科视域下的当代文学史料及其本体构成、上编当代文学史料的存在与叙述、下编当代文学史料若干问题专题探讨。
[3]据笔者统计，截止到2017年第2期，《东吴学术》的“年谱丛书”栏目已刊出“当代著名作家系列”：何平的《范小青文学年谱》，王侃的《余华文学年谱》，廖述务的《韩少功文学年谱》，赵凌河的《施蛰存文学年谱》，张学昕的《苏童文学年谱》，梁海的《阿来文学年谱》，张光芒、王冬梅的《铁凝文学年谱》，汪雨萌的《史铁生文学年谱》，梁鸿、蒋书丽的《阎连科文学年谱》，朱厚刚的《劳马文学年谱》，马梅萍、黄发有的《张承志文学年谱》（后又出了修订稿），李桂玲的《莫言文学年谱》（上、中、下），罗振亚、李洁的《翟永明文学年谱》，崔婷的《托尼·莫里森文学年谱》，傅元峰、李倩冉的《杨键文学年谱》，徐强的《汪曾祺文学年谱》（上、中、下），初清华的《林白文学年谱》，郜元宝的《贾平凹文学年谱》（上），郭艺的《小海文学年谱》，禹权恒的《刘震云年谱》。还有研究者“学术年谱”，其中“当代著名批评家系列”有：金理的《陈思和学术年谱》，杨斌的《李泽厚学术年谱》（上、中、下），陈舒劫的《南帆文学年谱》，黄轶的《丁帆学术年谱》，张晓琴的《陈晓明学术年谱》，晏晨的《张法学术年谱》，刘锋杰、李春红的《刘再复学术年谱》（上、中、下），魏华莹的《程光炜学术年谱》；马永翔、邱建忠、冯乐的《何怀宏学术年谱》（上、中、下）。以及海外汉学界有影响的译者，如史国强的《葛浩文文学翻译年谱》。除了这种类乎“纪传体”的文学年谱外，还有“以年系事”的“文学编年纪事”，如邢丽凤的《新世纪文学编年纪事（2001—2004）》《新世纪文学编年纪事（2005—2007）》。《东吴学术》于2014年推出了“年谱丛书”，编撰者在原有文本的基础上扩充了很多内容。相关背景知识还可参考布莉莉、黄发有的《〈东吴学术〉“学术年谱”与当代文学史料研究》（《小说评论》2016年第1期）。
[4]根据吴秀明的观察，近年来，从国家到地方有关部门开始重视当代文学史料工作，并予以立项资助。如2014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中，就有“新中国文学史料综合研究、分类编纂与数据库建设”一项；2015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指南中，首次将当代文学史料（具体题目为“50—70年代中国当代文学史料整理与研究”）列入。学术刊物也普遍加大了对当代文学史料的用稿，《文学评论》《文艺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等经常刊登当代文学史料方面的研究文章，《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还设有固定的“文献史料”栏目，几乎每期都刊发当代文学史料方面的文章（吴秀明：《一场迟到了的“学术再发动”——当代文学史料研究的意义、特点与问题》，《学术月刊》2016年第9期）。
[5]张颐武：《当代中国文学史料学：起点与机遇》，《当代文学参考资料与信息》1991年第2期。
[6]吴秀明、赵卫东：《应当重视当代文学的史料建设——兼谈当代文学史写作中的史料运用问题》，《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5年第5期。
[7]吴秀明：《史料学：当代文学研究面临的一次重要“战略转移”》，《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2年第2期。
[8]吴秀明：《一场迟到了的“学术再发动”——当代文学史料研究的意义、特点与问题》，《学术月刊》2016年第9期。
[9]程光炜：《当代文学中的“鲁郭茅巴老曹”》，《南方文坛》2013年第5期。
[10]程光炜：《当代文学的经典化研究》，《文艺争鸣》2013年第10期。
[11]程光炜：《“资料”整理与文学批评——以“新时期文学三十年”为题在武汉大学文学院的讲演》，《当代作家评论》2008年第2期。
[12]分别是《创作——莫言家世考证》（《新文学史料》2015年第3期）、《家庭——莫言家世考证之二》（《文艺争鸣》2015年第4期）、《教育——莫言家世考证之三》（《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5年第8期）、《劳动生涯——莫言家世考证之四》（《当代作家评论》2015年第2期）、《参军——莫言家世考证之五》（《当代文坛》2015年第3期）、《故乡朋友圈——莫言家世考证之八》（《南方文坛》2016年第3期）、《茂腔和说书——莫言家世考证之九》（《现代中文学刊》2016年第4期）、《高密剪纸和泥塑——莫言家世考证之十》（《东吴学术》2016年第5期），至本文截稿时，其六、七并未公开发表。
[13]［美］勒内·韦勒克、奥斯丁·沃伦著，刘象愚、邢培明等译：《文学理论》，浙江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27页。
[14]洪子诚：《问题与方法：中国当代文学史研究讲稿》，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3页。
[15]目前可查的20世纪50、60年代的“当代文学史”性质的著作有北京大学中文系文学专业1955级学生集体编著的《中国现代文学史当代文学部分纲要（初稿）》（1959年内部铅印）、山东大学中文系师生集体编著的《中国当代文学史》（山东人民出版社，1960年）、华中师范学院中文系本来是为了国庆十周年献礼于1958年开始编著的《中国当代文学史稿》（科学出版社，1962年）等。此外，早在王瑶的《中国新文学史稿》（新文艺出版社，1953年）附录部分便有“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文艺运动（一九四九年十月—一九五二年五月）”，可看作是对“当代文学”最早的总结。
[16]洪子诚：《问题与方法》，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8页。(https://www.daowen.com)
[17]唐弢：《当代文学不宜写史》，《文汇报》1985年10月29日。施蛰存：《当代事，不成“史”》，《文汇报》1985年12月2日。
[18]李杨：《为什么关注文学史——从〈问题与方法〉谈当代“文学史转向”》，《南方文坛》2003年第6期。
[19]程光炜：《文学史二十讲》，东方出版中心，2016年，第80页。
[20]曹文轩：《丢不下的尴尬：中国当代文学批评理论资源的贫困化》，《北京文学》1998年第1期。
[21]李遇春的《从阐释到实证》（《南方文坛》2010年第3期）、《走向实证的中国当代文学批评》（《文学教育·上》2012年第4期）。
[22]黄发有：《当代文学批评的方法论思考》，《当代文坛》2017年第2期。
[23]李杨：《为什么关注文学史——从〈问题与方法〉谈当代“文学史转向”》，《南方文坛》2003年第6期。
[24]程光炜：《当代文学的“历史化”》，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203—224页。
[25]这套丛书是由杭州大学、苏州大学在1978年5月发起并联合全国30几家单位共同协作编辑的，1986年完成，曾被列为国家重点科研项目。参加单位有复旦大学、四川大学、扬州师院、山东大学、安徽师大、武汉师院、广西师大、上海图书馆、上海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等。该丛书顾问有茅盾、周扬、巴金、陈荒煤、冯牧。由福建人民出版社、江苏人民出版社、解放军文艺出版社、浙江文艺出版社、贵州人民出版社、少儿出版社、湖南人民出版社、四川人民出版社、山东人民出版社等20多家出版社陆续出版。共收当代作家的研究专集和合集200余种。该丛书共分六类：一、作家研究专集或合集，内容有作家生平、创作，评论文章选辑，作家著译系年，评论文章目录索引；二、按文体编辑的作品研究专集，内容有综合评论文章选辑、重要作品评论、建国后某种文体作品的系年、综合评论文章目录索引；三、文艺运动和文艺论争研究专集；四、文学大事年表研究专集；五、文学期刊目录索引研究专集；六、中国当代作家作品总目索引研究专集和中国当代作家作品评论总目索引研究专集。
[26]山东文艺出版社出版的“中国新时期文学研究资料汇编”丛书，由孔范今、雷达、吴义勤、施战军主编，分为甲、乙两种：甲种是关于中国新时期文学思潮、流派、文体等方面的综合研究资料汇编，乙种是中国新时期代表性作家的个人研究资料汇编。每卷除精选各个领域最优秀的研究成果外，还将以附录方式展现相关研究成果的整体索引。该丛书釆取开放的体例，大部分出版于2006年。具体包括吴义勤主编，房伟、胡健玲编选的《中国新时期小说研究资料·上》；胡健玲主编，陈振华编选的《中国新时期小说研究资料·中》；胡健玲主编，王永兵编选的《中国新时期小说研究资料·下》；王志华、胡健玲编选《王安忆研究资料》；王金胜，胡健玲编选的《余华研究资料》；孔范今、施战军主编，路晓冰编选的《中国新时期文学思潮研究资料》（上、中、下）；陈晨编选《中国新时期新文学史研究资料》（上、中、下）；《新时期新文学史研究资料·甲种》；孔范今、施战军主编，马兵编选《林斤澜研究资料》；李莉、胡健玲编选《韩少功研究资料》；路晓冰编选的《莫言研究资料》；陈晨编选的《苏童研究资料》；黄轶编选的《张炜研究资料》；张清华主编，毕文君、王士强、杨林编选的《中国新时期女性文学研究资料》；雷达主编，李清霞编选的《陈忠实研究资料》；梁颖编选的《贾平凹研究资料》；李文琴编选的《路遥研究资料》；赵学勇主编，郑国友编选的《中国新时期报告文学研究资料》；程金城主编，徐慧琴编选的《中国新时期散文研究资料》；胡健玲主编，孙谦编选的《中国新时期儿童文学研究资料》；常文昌主编，郭旭辉编选的《中国新时期诗歌研究资料》；雷达主编，黄薇编选的《中国新时期戏剧研究资料》；2009年，吴义勤主编，房伟、胡健玲编选的《铁凝研究资料》。
[27]天津人民出版社的“中国当代作家研究资料丛书”由杨扬主编，主要包括：2005年，杨扬编的《莫言研究资料》；郜元宝、张冉冉编的《贾平凹研究资料》；葛红兵、朱立冬编的《王朔研究资料》；2007年，汪政、何平编的《苏童研究资料》；洪治纲编的《余华研究资料》；2008年，廖述务编的《韩少功研究资料》；2009年，宋炳辉、张毅编的《王蒙研究资料》（上、下）；张新颖、金理编的《王安忆研究资料》（上、下）；韩袁红编的《王小波研究资料》（上、下）。
[28]吴秀明：《学科视域下的当代文学史料及其基本形构》，《文学评论》2014年第4期。
[29]谢冕、洪子诚：《中国当代文学史料选：1948—1975》，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第1页。
[30]贺桂梅：《文学性与当代性——洪子诚的当代文学史研究》，《文艺争鸣》2010年第9期。
[31]洪子诚：《材料与注释》，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2页。
[32]程光炜：《文学史研究的兴起》，福建教育出版社，2008年，第270页。
[33]程光炜：《贾平凹与琴棋书画》，《当代文坛》2013年第2期。
[34]程光炜：《当代文学的“历史化”》，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80—83页。
[35]程光炜：《当代文学考证中的“感情视角”》，《文艺争鸣》2016年第8期。
[36]程光炜：《“资料”整理与文学批评——以“新时期文学三十年”为题在武汉大学文学院的讲演》，《当代作家评论》2008年第2期。
[37]旷新年：《犹豫不决的文学史》，《文学史视阈的转换》，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370页。
[38]吴秀明主编：《中国当代文学史料问题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年，第196—226页。
[39]吉奥乔·阿甘本著，王立秋译：《何为同时代？》，《上海文化》2010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