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文学研究转向：从“文学史”到“文学史料”
当代文学史料研究的成果在2016年集中问世，有一定巧合，其实也有某种必然性：当代文学史料研究的工作其实早就在进行了，现在是一个集中“爆发”。目前可见的资料显示，早在1991年，张颐武就提出了建立“当代中国文学史料学”的设想[5]，只是这种设想并没有落于实践。真正在研究中意识到当代文学史料的重要性并作出有力探索的学者是吴秀明和程光炜，他们从自己的研究出发，深感当代文学学科史料研究的不足。他们分别申请并获批了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吴主持的重点项目是“中国当代文学文献史料问题研究”（2010年），程主持的是“当代文学文献史料长编”（2011年）。吴秀明在2005年就撰文讨论了当代文学史料建设的问题[6]。后来，他进一步认为当代文学史料研究是当代文学研究在研究思路、格局、向度和方法上进行一次带有革命性意义的重要“战略转移”[7]，是“一场迟到了的‘学术再发动’”[8]。程光炜在《当代文学中的“鲁郭茅巴老曹”》[9]《当代文学的经典化研究》[10]等文章中就强调了当代文学史料之于当代文学研究的重要性，他还倡导当代文学的“资料整理”[11]，更是作了《莫言家世考证》系列（8篇）[12]的尝试。可以说，建设“当代文学史料学”是一批当代文学研究者的“光荣与梦想”，现在是梦想的“收获期”。
从学科发展来看，“当代文学史料学”是当代文学学科发展到一定阶段后的必然产物，是当代文学研究“文学史转向”之后的又一次自我调整。韦勒克、沃伦在他们那部著名的《文学理论》中提出，对文学本体的研究可以分为“文学理论”、“文学批评”和“文学史”三部分。[13]从事当代文学研究的学者一般认为，当代文学分为文学批评和文学史研究两大部分：“一是当代文学批评，文学现状研究，另一是文学史研究。另外，当代文学有时还会被理解为现实的文学体制，文学机构，文学现象。”[14]只是，在具体的当代文学研究中，文学批评和文学史研究并不是均衡发展的。在20世纪50—70年代，虽然也有各种各样的《中国当代文学史》面世，但多是因教学或政治“献礼”的需要而产生的[15]。这一时期所谓的当代文学研究，基本上都是“当前文学批评”，而且多是以政治为标准的阐释或“阶级斗争”意识形态的图解。在这种评价框架里，“‘当代文学’是‘现代文学’克服问题和弱点而上升的产物”[16]，是“新文学”进化的理想形态。当代文学研究中的“当前文学批评”一翼发展尤为迅猛。与此相对，当代文学的文学史研究却一直没有大的突破，反而遭受各种质疑。最突出的就是唐弢等人在1985年的“当代文学不宜写史”[17]讨论中，“时间距离”和“稳定形态”成为是否能写文学史的标准，“不宜写史”的解决之道落实到了“当代文学述评”，以“史料积累”的形式进入稳定的“新文学”构成之中。李杨认为：“80年代占统治地位的主流文学观以所谓的文学发展‘断裂论’来结构文学史，将左翼文学完全同启蒙文学对立起来，根本不承认50—70年代文学的价值，‘新时期文学’被表述为对被中断的‘五四’文学的回归，正是基于这一认识，‘当代文学研究’才被实际等同于以当下文学创作为对象的‘新时期文学研究’，‘当代文学’被等同于文学批评。”[18]程光炜更是指出，当代文学学科中有“十分深厚的批评心态……批评已经成为当代文学的一个特殊的存在方式、表达方式和学科的基本特征”。[19]
当然，作为当代文学研究的重心的文学批评在发展中也存在诸多问题。突出表现为对文学理论的生搬硬套以及对文本的过度阐释，当代文学批评逐渐“成为西方理论的二次重现。我们从前门请走了别、车、杜，又从后门请进了德里达、福科、罗兰·巴特、杰姆逊、海德格尔、罗布一格里耶、马尔库塞”。[20]近年来，文学评论者意识到了问题所在，提出了诸如“从阐释走向实证的中国当代文学批评”[21]、“文学史视野中的价值评估”[22]等主张，力图突破文学批评的困境。(https://www.daowen.com)
综合来看，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将自己的研究兴趣由‘文学理论’与‘文学批评’转向了所谓的‘文学史问题’，这已经成为文学研究从20世纪80年代的知识语境转向90年代的一个重要标志”，即所谓的“文学史转向”。[23]李杨的“文学史转向”的命名，精确地描述了20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的当代文学研究的发展轨迹。但需要指出的是，“文学史问题”的发现并非自然而然的事情，某种意义上来说正是“文学理论”处理“中国经验”的结果，也是“文学批评”的内在深化之后的可能性。20世纪80年代的“重写文学史”主张以及90年代由海外传入的“再解读”思潮，为当代文学开辟了文学史研究的新空间，也打开了如何处理“知识”与“历史化”的新问题。[24]在这个大的背景之下，文学史研究特别是左翼文学史研究得到了发展。文学史研究的发展带来了史料搜集与整理工作的发展。但现在的当代文学史研究，所依据的材料与理论资源，几乎都是90年代“文学史转向”所积累下来的。随之而来的“十七年”“延安文艺”研究有些是在“重复生产”，有的则是在“深挖边角料”。到了21世纪，这些材料依然有其价值，但也有被消耗殆尽的危险，需要“源头活水”的补充。
从“文学史研究”到“史料研究”，是当代文学学科化的背景下发动起来的自觉“转向”。它可能是一次重要的“战略转移”，为当代文学的“学科化”打下坚实的基础；但也可能是一种“无奈逃避”，在“文学史转向”之后，当代文学史研究未能有所拓展，从“文学史”到“史料”，也有可能陷入“自我生产”的怪圈之中。当然，当代文学史料研究的成效究竟如何，还需较长的时间段来观察，它也可能与当代文学一起永远处于“未完成状态”，需要不断被重新激活、归置。本文的讨论只是就当前的当代文学史料研究状况做出初步观察，力图讨论其难度以及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