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汇编”与“文学史依赖”：“当代文学史料学”的难度与可能
当代文学史料研究的重要性与深远意义，在前文所列举的研究者的论文中已经有较为全面的讨论，本文不再赘述。就目前已经展示出来的研究成果看，当前的当代文学史料研究还是存在局限的，当然这本身也展示了建立“当代文学史料学”的难度。
第一个局限是在选取范围与整理方法上，现在的当代文学史料研究多为研究资料的收集与综合，做成了“资料汇编”，而不是成熟的“史料整理”。整理者们收集了许多与研究对象有关的访谈、研究论文（多是作品评论），这些都是能够反映研究对象综合情况的重要资料。在当代文学研究中，这种大规模的资料收集，较早的是“中国当代文学研究资料”丛书，该丛书编辑阵容庞大，所编资料的体量巨大。[25]后来，又有山东文艺出版社的“中国新时期文学研究资料汇编”[26]和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当代作家研究资料丛书”[27]。
作家、文学现象的研究资料汇编当然是意义重大的史料，它们能够吸纳最新的研究成果，呈现某些“学科共识”。“资料汇编”的方式在编纂中具有较强的可操作性，但实际上对编者有极高的要求。如果整理者对于这些资料缺乏明确的问题意识，也没有进行扎实的考证、辨伪，那么所谓的“整理”就只是一种缺乏研究价值的“照单收录”，这样的“史料”显然会泥沙俱下。尤其是对于当代文学而言，各种资料浩如烟海，“照单收录”就极易做成“大杂烩”，变成费力不讨好的事情。即便可以动用巨大的人力物力去做这样的“照单收录”的工作，也有可能造成学术资源的浪费。尤其是现在很多史料研究是分别立项、“各自为阵”的，没有集中优势资源做重要的整理工作。例如前面所列举的“中国新时期文学研究资料汇编”和“中国当代作家研究资料丛书”这两大套丛书，它们几乎是在同一时间出版的，编选的对象有重复，资料收录也有重叠之处。(https://www.daowen.com)
第二个局限是目前的史料研究过于依赖“文学史共识”。现有的史料成果与文学史研究的成果高度一致，这种一致性有利于当代文学的学科化，但是也有将史料学变成单纯的文学史研究的注释材料的危险。以目前出版的吴秀明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料丛书”为例，一个显著特征就是“十七年”和“文革”时期的史料极其丰富，而对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资料把握较少，到90年代、21世纪的资料，则几乎没有展开。主编者本人也意识到了这个问题：“从史料实际情况来看，似乎是时间愈远愈清楚，愈近反而愈糊涂、叙述起来愈难。”[28]材料繁多，叙述难度相对就大。然而，在史料整理过程中，重要的不是史料数量多少，而是选择史料的标准是否明确。90年代以来文学相关材料事实上的“充裕”，与史料整理结果的“贫乏”，形成了鲜明的反差。这种反差其实也不难解释：关于90年代以来的文学史叙述并没有形成“共识”。与此相应的是，50—70年代的史料，都没有超出当代文学史研究所形成的“共识”。确切地说，是90年代的当代文学史叙述的“材料注释版”。这方面，谢冕、洪子诚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料选：1948—1975》作出了示范，但也形成了某种“成规”。在《中国当代文学史料选：1948—1975》的“前言”中，编选者解释“我们将史料选取的时间跨度，限定在50至70年代中期这个时期内，这是由于编选者时间精力的限制，也考虑到70年代后期以来的文学，尚需做进一步的审察和清理”。[29]该书是“中国当代文学教学参考书”，其史料选编，与《当代中国文学概观》（1986年，后改为《中国当代文学概观》）的文学史论述是配套的。这些材料也逐渐支撑起了后续的洪子诚的“一体化”叙述。从该书出版（1995年）到当下，已经过去了20多年，“进一步的审察和清理”的工作显然并不够理想。
当代文学领域的“文学史共识”是一个阶段内学者探索的结晶。在这些“共识”的基础上，史料研究可以变得有目的可循，也显得“直接有效”，可以避过很多弯路。只是，如此一来，史料不再是从历史现场而是从已有的文学史判断中得来的——这显然是颠倒了“史”与“料”的关系。显而易见的是，这种“颠倒”又是极具学术生产性的，几乎每一个“文学史论断”背后都能找到无数的“材料支持”，依据已有的“文学史叙述”，学术生产开始了“自我循环”。从长远来看，那些依赖于“文学史共识”的史料研究，以后可依赖的“共识”也许会越来越少，或者说未来学者寻找共识的努力应该会超过寻找史料的努力。正如贺桂梅在评价洪子诚的文学史研究时所表达的疑惑：“我们能否拥有一部包罗万象、百科全书式的文学史？在我们这个社会分化加剧、知识立场的分化也趋于激进的时代，也许将更多地出现的，会是某一种文学史：左派的文学史，纯文学的文学，或新媒介的文学史。”[30]
值得注意的是，从研究材料内部出发，以史料来突破“文学史共识”的尝试并不是没有发生过。洪子诚在《史料与注释》的自序中谈到：“最初的想法是尝试以材料编排为主要方式的文学史叙述的可能性，尽可能让材料本身说话，围绕某一时间、问题，提取不同人，和同一个人在不同时间、情境下的叙述，让它们形成参照、对话的关系，以展现‘历史’的多面性和复杂性。”但后来“因为材料掌握上的限制，也因为对这一写作方式的合理、有效性产生怀疑，就不想再继续下去”。[31]他的解释也道出了这种“以史料突破叙述”的难度，这不仅涉及材料处理，还有文体上的探索。我们当然不能简单地认定洪的这种努力比资料汇编式的史料研究要有学术价值，但他确实为当代文学史料研究提示了一种可能深入的方向——从史料内部出发去探索、更新文学史叙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