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承（杭州师范大学艺术教育研究院）：
非常感谢张春田老师为这次交流所做的安排，使我有机会与在座的老师一起探讨关于中国抒情传统的一些学术话题。我们现在所说的中国抒情传统是在上世纪下半叶由两位海外华人学者陈世骧先生和高友工先生率先提出来的一个学术命题。这个学术命题提出来以后在海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围绕着这一命题，以陈世骧和高友工为首形成了一个学术研究的脉络、一个同气相求的学者群体。所以我在写这本书的时候，是把这个学者群体当作一个学派来对待的，专门梳理了它的思想脉络与发展态势。该学派不仅在美国，而且在台湾、香港、新加坡等地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以至于今天的许多海外华人学者，甚至包括一些非文学艺术专业的学者，当谈及中国古代的文学艺术的时候，往往认可中国文学艺术的主流就是抒情（以抒情诗为统御）的传统，并视之为具有共识性的判断。这是在海外的情况。而在中国大陆，学界对于海外的中国抒情传统这一学术命题，并没有产生积极、强烈的反响。我们大陆学者知道海外有这么一个中国抒情传统的话题，大概是在本世纪初的时候，陆续见到有一些学者在引进和宣说这方面的内容。但是据我所知，至少在古代文学、古代文论、古代美学这几个领域里，好像我们大陆学者对这么一个由海外学者提出来的学术命题并不是十分认可。这当然与大陆的整体学术环境以及研究方式有关，古典领域的研究一般都比较成熟，我们大陆治古典的学者自有一套相对独立完善的研究方法，对于海外的一些时新的概念、观点一般都比较审慎，不会过于热衷。比较例外的是中国现当代文学，这个学科的大陆学者好像对于海外抒情传统学派的认可度相对较高。我想可能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在最近几年，两位海外中国抒情传统思想的倡导者王德威、陈国球到中国大陆来发表了一系列相关演讲与论著。尤其是王德威，他在中国现当代文学领域里具有较高的国际声望，所以他发表的讲座和论著，一般都会引起大陆的青年现当代文学研究者比较多的关注，当然王德威的重点在于中国抒情传统遭遇现代性之后的转化与延续问题。另一个原因，也是更深层次的，我认为，可能和中国抒情传统这一学术命题的历史渊源有关。类似于中国古典文学以抒情诗为特色和主流这样的观点，其实最早是由“五四”新文学运动的文学家和文学研究者提出来的。他们当时基于新文学创作的需要，要对中国古代的文学遗产作一个判断以示传承，所以就以西方文学的文体观念和发展特点为参照，作出了中国古代文学是以抒情诗为主流传统的判断，然后才以此为基础开展具有中国主体特色的新文学（主要是新诗）创作，这就使得现当代文学成为最早也最容易接受抒情传统说法的领域。
以上就中国抒情传统命题在海外和中国大陆所产生的影响，做了一个概要式的介绍。接下来我想分三个部分来谈关于中国抒情传统的话题。第一，我想先简单回顾一下我自己研究这一领域的背景和过程；第二，谈一谈我这本书的整体架构和主要内容；第三，谈一谈我对中国抒情传统这一学说的实际看法。
先从我自己的学术经历开始谈。我在博士论文选题的时候，最初就准备做关于海外中国抒情传统学术谱系的研究，类似于一种学案研究。但是在博士论文的写作过程中，我发现这个论题实在是比较大，包括它涉及的理论难度、历史跨度、人员规模都很大，所以当时我写了一篇综述性的小论文（《在比较语境中发明中国美学——域外华人学者揭橥的中国抒情传统谱系》，《文艺理论研究》2007年第5期）以后，就把博士论文的论题作了压缩，集中到一个个案上面，这就是对高友工的抒情美学的研究。我在2008年春天完成了关于高友工研究的博士论文，论文正式出版是在2009年12月，就是《高友工与中国抒情传统》（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我在写博士论文的时候，主要还是以介绍和描述为主，因为当时高友工的文集还没有在中国大陆出版。大约在我完成博士论文以后，在2008年5月，北京的三联书店出版了高友工的文集，把原台湾版的文集引进到大陆，这就是高友工著《美典：中国文学研究论集》。我博士毕业以后到杭州师范大学参加工作，同时在职在浙江大学做博士后研究，继续开展对海外中国抒情传统学术谱系的研究。2010年，我非常幸运地获得了国家社科基金的资助，得以在更加优越的条件下进行这一研究。课题于2013年底完成，最后书的出版是在2015年。
这本书的研究对象，是在海外华人学者中所形成的以研寻中国抒情传统为职志的这一学者群体的思想成就。全书分三编，第一编《中国抒情传统学派前史》追溯了海外华人学者提出中国抒情传统命题的历史渊源，其中文学方面的渊源上溯至“五四”新文学运动，哲学方面的渊源则追至台湾新儒家。第二编和第三编叙述这一学者群体或曰学派的发展历史，这一历史大致可以分成两段，即中国抒情传统论题在美国的提出，以及在台湾及其他华语地区的展开。在美国，主要有该学派的两位奠基人陈世骧与高友工，以及高友工的弟子，对这一论题作出了早期建构，关于这条线索的勾勒构成了本书的第二编《中国抒情传统学派之初兴》。后面一段，主要是台湾、新加坡等地的学者接受了陈世骧和高友工的影响，对中国抒情传统论题予以进一步发展与延伸，对这块内容的演述构成了本书的第三编《中国抒情传统学派之流布》。
第一编《中国抒情传统学派前史》共分三章。第一章主要论述王国维和梁启超的情感美学与后世中国抒情传统论的关系。第二章论述“五四”新文学运动如何在建构中国文学史的过程中孕育了中国抒情诗传统的观念。我在这一章中考察了胡适、周作人、朱自清、闻一多、林庚等人的中国文学史观，提出：“五四”新文学运动的本质是现代文学革命，“五四”学人的中国古代文学史研究，或多或少受到现代文学革命理想的影响。面对这一事实，虽有朱自清等少数学者保持着反思与警醒，在以现代文学视域反观中国古代文学的同时，十分注意尊重、还原古代文学的原初语境，尽量使文学史的结构呈现多层次化、细节化的特征。但这样的做法在“五四”学人中并非主流，那种直接以现代文学尤其是新诗创作的标准——主要源自西方浪漫主义文艺思潮——反向构建中国古代文学史，从而呈现一个单向度的历史轨迹的做法显然更能予人以知性的愉悦，更加深入人心。中国抒情传统论往往与后一种做法具有更密切的亲缘关系。第三章论述海外中国抒情传统学派的哲学渊源。我认为海外华人学者提出中国抒情传统这一学术命题，在文学上的渊源是“五四”新文学运动——其影响主要体现在陈世骧身上；在哲学上的基础则源自台湾新儒家——这一影响主要体现在高友工身上。在我看来，台湾新儒家美学的两位最重要的学者——方东美和徐复观，正代表了新儒家思想内部的两条不同的学术进路，前者对天道给予价值预设并将它作为审美活动的基点，后者则将审美活动看作个人心性的投射。方东美虽然是高友工在台湾大学学习时的哲学老师，但高友工所建构的中国抒情美学体系却主要是从徐复观的心性象征论中吸收了养分，而并没有延续方东美的天地有情论的思路。
第二编《中国抒情传统学派之初兴》开始详细介绍中国抒情传统学说如何在美国被提出并得到初步发展。这一编共四章，主要论述了四个人物：陈世骧、高友工、孙康宜、林顺夫。
渊承“五四”学脉的加州伯克利大学教授陈世骧是海外中国文学研究的早期开拓者之一，他在“美国亚洲学会”年会上发表的《中国的抒情传统》一文，对于海外华人中国抒情传统学派具有实质性的纲领作用。
普林斯顿大学教授高友工是海外华人中国抒情传统学派的一代宗师，中国抒情美学的理论奠基者和体系建构者。他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返台讲学、发表论文，掀起所谓“高友工旋风”、“高友工震荡”，直接导致了台湾一批年轻学者因常年集会研讨其“抒情传统”议题而逐渐形成一个同气相求的学术群体。高友工的中国抒情美学体系由两个维度构成，一是共时态的理论建设，二是历时态的各种艺术体类的美典（即美感经验之典式）研究。在理论建设部分，高友工大量调用西学资源，包括分析哲学、心理学美学、英美“新批评”、意象派与象征主义诗论、结构主义诗学、语言学、符号学、原型批评、意识批评等思想方法与阐释工具，打造了一个被认为可以同时兼容中国美学与西方美学之主要特征的理想框架。然后他在此理想框架中展开中西比较，用西方文学批评概念“象征”作为具有普遍意义的范式，来“重构”中国美学史上各个时期、各种艺术体类的抒情美典，以此结撰成他心目中的中国抒情美学传统。后来的海外华人的中国抒情传统撰述，几乎都是在高友工这一思想框架基础上所作出的延伸与发展。即使后人对抒情传统学说有所变化与质疑，也需从高友工的理论根基处开始辨析。所以高友工相当于整个学派的核心和标志性人物。
孙康宜和林顺夫是高友工在普林斯顿大学任教时所指导的两名博士生。他们两位现在均已成为北美汉学界的顶尖学者。其中，孙康宜现为耶鲁大学东亚语文讲座教授，曾应邀主编《剑桥中国文学史》。如果说，高友工所谓抒情美典是以其揭橥的律诗美典为代表的话，那么孙康宜的代表著作《抒情与描写：六朝诗歌概论》和《晚唐迄北宋词体演进与词人风格》，可以被分别视作高友工《律诗的美学》一文的前史和后续。密歇根大学教授林顺夫的代表作《中国抒情传统的转变——姜夔与南宋词》同样也可以被视作《律诗的美学》的后续。不过在孙康宜和林顺夫的著作中，其实都已经开始展露出一些非抒情的中国诗歌经验，只是他们仍在“抒情诗”的文体范围内予以阐述。(https://www.daowen.com)
20世纪下半叶，陈世骧、高友工都曾受邀赴台讲学，并在台湾及香港的学术期刊上发表相关论文，深刻影响了台湾地区的中国古典文学艺术研究。尤其是高友工的数度返台，引起媒体的关注与青年学者的热情追随，首先在台北积聚起一个以“中国抒情传统”为主要议题的定期研讨会；随着这些青年学者逐渐成长，各自发表有关抒情传统的论著并在台湾中文学界占据重要地位，一个初具学派规模的学术谱系渐趋成形。到了20世纪末、21世纪初的时候，这一学术谱系在更广泛的华语学术圈内得到进一步发展壮大。本书第三编《中国抒情传统学派之流布》即对上述内容予以演述。
台湾中文学界对高友工的回应具有明确的谱系式自省。其中，新竹清华大学蔡英俊教授，相继执教于台湾的东吴大学、清华大学、淡江大学的吕正惠教授，台湾大学张淑香教授这三位学者对中国古典诗学的论述为中国抒情传统学说作出了正面的、积极的阐发。台湾大学教授郑毓瑜对中国抒情传统的新解不但极大地拓展了该论题的诠释空间，也在客观上反映了该论题先天存在的一些难以圆通之处。而当年辗转于台湾多所高校后又栖身大陆的龚鹏程教授则旗帜鲜明地对抒情传统论提出了批评和反对，并别出心裁地倡议建构一个中国“文字传统”的脉络。
本书的最后一章谈及近年在中国抒情传统论方面用功最勤的萧驰和王德威。任教于新加坡国立大学的萧驰在敦促海外中国抒情传统论者肯认彼此在学术传承上的联系性和共识性方面做了很多工作。不过在萧驰的中国诗学研究中，不断涌现出对中国抒情传统论的不利证据和明显反证，尽管他仍把这些非抒情的诗歌经验归入“抒情诗”文类。哈佛大学教授王德威以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者的身份介入中国抒情传统研究，使原本在中国大陆古代文学研究界并没有引起广泛反响的中国抒情传统论，转而在大陆的现当代文学研究界引起热议。王德威之所以选择“抒情”作为他重释中国现代文学史的主要面向，是因为他不满于以往现代文学研究过多关注革命、启蒙主体的倾向，于是反其道而行之，去探索现代性境遇下那些地位颇显尴尬的抒情主体（亦即抒情文学艺术家）是以何种方式存在于历史当中的。至于抒情传统原本在中国古典文艺及美学中的合法性，则王德威并没有加以论证，他对“抒情传统”的定义主要借自郑毓瑜的“抒情”新论。
以上对我的《中国抒情传统学派研究》全书的内容作了极其简要的回顾。下面我再简单谈谈我自己对于中国抒情传统这一学说的看法。
我们其实可以明显地在高友工的思想体系中感受到结构主义形式论的研究方法和道德情感象征论的研究结论之间的矛盾张力，这其实也就是审美自主论和情感表现论这两种不同的美学立场在高氏体系中所造成的困境。高友工后学在研究中国抒情文学的过程中“意外”地揭示了许多并不抒情的诗歌经验，从客观上表明思想情感表现型作品和审美自主型作品在中国文学艺术史上其实是以极其错综的方式同时存在的，譬如尽管比兴言志、吟咏性情、情景交融的诗作所在多有，但也有许多山水诗的自然意象并无比兴寄托，作者只是单纯描写以获取对于景物的纯粹审美的印象；同样有许多咏物诗也只是为了造就对物象的纯粹感性直观；还有一些作品出于语言文字的形式审美驱动而产生了以文造情甚至文字游戏的现象……海外中国抒情传统论者的问题在于对复杂多样的中国文学史作了一种夸大的、遮蔽性的、一元论的历史解读，他们不但忽略了文的传统，而且为了塑造出抒情传统这样一个跨越文类的主流的大传统，把许多原本并不抒情或不以抒情为主的文学作品也强制阐释成了抒情作品。但尽管如此，我仍然认为海外的抒情传统学说具有很大的学术价值，其价值在于论证了最能代表中国特色的诗歌经验。
我自己的文学史观是这样的：首先，我不认为抒情传统具有那么大的辐射力，我认为文的传统，包括散文和叙事文体，同样强大，同为中国古代文人士大夫的文化血脉；其次，如果仅就诗这一文体而言，我承认尽管中国历史上存在大量不以抒情为要旨的诗，但抒情诗确实是诗歌史上最具代表性的诗体。因为很明显，中国叙事诗的发展相对而言时段短、数量少；以纯粹描写为要旨的那部分山水诗、咏物诗，以及以文造情、文字游戏的诗作，也并没有在文人士大夫当中获得最高的认可。获得最高认可并具有持续性影响的仍是那些吟咏性情、兴寄遥深的诗作。所以我也不赞成龚鹏程等学者把抒情传统学说看成是一个“戏论”的提法。
在我这本书的《代序》当中，徐岱老师曾提出一个关于抒情伦理的话题，他的意思是中国古典抒情诗的伦理格局太小。对此我非常认可，毕竟西方文学的伦理关怀是直接面对个体命运乃至人类命运的行动抉择，其处理的伦理困境更加复杂、深刻。中国古典抒情诗的伦理关怀主要在于一种人格象征，或相忘于江湖而孤芳自赏，或担责于庙堂而烛照当世，定位单纯明确，无须复杂地展开。这是抒情诗的文体所决定了的，它不可能像叙事文体那样通过对人类行动的模仿以及不受格律限制的长篇叙述而穷究复杂的社会人生的终极问题，并作出开放式的解答。当然中国抒情传统论者或许会辩称这就是中国抒情诗自身的风格特点所在，究竟这一特点是中国文学的“长处”还是“短处”，我想只能见仁见智了，就我个人而言是希望能够客观看待中国文学的价值，包括坦然承认其局限。
如果仅就“中国诗史”这一单一文体的历史而言，我认为抒情传统在一定程度上是存在的，当然这里的“诗”（poetry）是一个西方意义上的概念，不仅包括《诗经》、楚辞、乐府诗、古体诗、近体诗，也包括词、散曲，以及杂剧、传奇等戏曲文学中的唱词。在这一“诗”的历史中存在大量不以抒情为宗旨的诗，但言志缘情、比兴寄托、情景交融的诗终究得到最多的认可，隐然形成了一个相对独立的具有延续性的传统。这其中，最受推崇的一般公认为是意在言外的意境诗，这类诗以意象式写作来获取某种情感氛围，自然意象获得了表面上的直接描写，其要旨却在于人情化了的自然意象所营造的情感流动的心灵空间。值得注意的是，每一个具体的意象可能可以被看作是一例象征，但是，象征式意象的使用最终是为了熔铸一个整体的有机的意境，因此象征只是阶段性的手段，通过意象的结构化组织而实现超越于个别象征意象之上的整体的不可言诠的意境才是目的。所以，符号化的象征并不是意境诗所追求的最终目标。这是我对中国抒情诗之美学特点的一些理解，略不同于高友工等学者的观点，但也可以说是借鉴、吸收了他们的阐释和思想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