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学革命派的阵地（1917年3月—1920年）
《新青年》第二卷第六期即最后一期的出版，正是陈独秀受聘为北京大学文科学长的时候。该杂志正式在北京编辑出版应自第三卷开始。第三卷的六期，起于1917年3月1日，迄于同年8月1日。该卷新的作者，除日后名字不大彰显者外，主要有章士钊、钱玄同、蔡元培、恽代英（1895—1931年）、毛泽东（二十八画生）、常乃德和凌霜诸人。
《新青年》第三卷终刊后，又中断了四个月。1918年复刊是为第四卷。第四卷的新作者主要有周作人、沈尹默、沈兼士、陈大齐、鲁迅、林损（1890—1940年）、王星拱，以及俞平伯（1900—1990年）、傅斯年（1896—1950年）、罗家伦、林玉堂（语堂，1895—1976年）等。
章士钊（1881—1973年）
字行严，号孤桐、秋桐、烂桐上人等，湖南长沙人。16岁为童子师。1901年20岁在武昌寄读两湖书院，认识了黄兴。次年入读南京陆师学堂，在那里认识了陈独秀、赵声、汪孟邹等人。1903年因集体退学风潮，到上海加入了蔡元培等组织的爱国学社，任体操教员，并兼任《苏报》主笔。“苏报案”后与陈独秀等办《国民日日报》。预黄兴、刘揆一等创办华兴会事。1904年与杨笃生等组织以暗杀为主的“爱国协会”，杨任会长，章任副会长。蔡元培、陈独秀曾加入该组织。1905年赴日本东京入正则英语学校。并于1907年从日转赴英国爱丁堡大学及阿伯丁大学研读法律。武昌首义，赶返国，受黄兴、于右任之邀主持《民立报》。9月与王旡生创《独立周报》于上海。1913年宋案发生，章加入反袁行列，任讨袁军秘书长。二次革命失败后，亡命日本。1914年在日本与陈独秀、谷钟秀创办《甲寅》杂志。欧战发生。与黄兴、陈独秀等组织了“欧事研究会”，并任书记。1915年洪宪帝制起，章氏赴云南协助岑春煊参加讨袁。1917年创办《甲寅》日刊（后改名周刊），李大钊、高一涵协助主编。稍后，任北京大学文科教授兼图书馆主任。1918年参加西南护法政府。(30)
钱玄同（1887—1939年）
原名师黄，字德潜，后改夏，字仲季，编辑《青年杂志》时更名玄同，号疑古，浙江吴兴人。父振常，清同治六年举人，同治十年进士。钱玄同自幼跟随在苏州做书院山长的父亲，3岁就读《尔雅》的条文。5岁入塾读书，直到15岁以前，一直受家庭严格传统教育。兄恂，清末驻日本及法、意等国使臣。1903年冬因读章太炎的《驳康有为论革命书》，大受震动，第二年毅然剪去辫子，以示与清朝决裂。1905年入上海南洋公学读书，同年12月赴日本留学，1906年秋，入早稻田大学师范科。与黄侃，周树人、周作人兄弟和朱希祖等从章太炎习国学。与章太炎办《教育今语》杂志。向大众灌输文字学、国学和历史等知识，文章皆属白话文。后加入同盟会。1910年秋从日本回国，先在嘉兴中学、海宁中学和湖州浙江中学任教员。武昌首义后，任浙江教育司科员视学职。1913年，应聘任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国文教员，1915年兼国立北京大学教授。1917年任中华民国国语研究会会员。(31)
蔡元培（1868—1940年）
字鹤卿，号孑民，浙江绍兴人。6岁始入学。14至16岁，受业于同县王懋修，时最崇宋儒。1884年16岁中秀才。1889年中举。1892年中进士，同榜的有屠寄、张元济、汤寿潜、唐文治等，授翰林院庶吉士。传统仕人，重视同科情谊。蔡元培与同科张元济交情终生不渝，蔡元培与陈独秀和刘海粟的关系，或因与汤寿潜和屠寄认识有关。陈氏曾受业于汤；而屠氏是刘的姑丈。甲午战败，开始涉猎西书。1898年任绍兴中西学堂监督，蒋梦麟为其时学生。与人合设东文学社，学习日文。1900年，与上海绅商学各界叶瀚、章炳麟、唐才常、经亨颐、黄炎培等电总署争废立。与吴稚晖、孟森、张相文同习日文。次年任南洋公学特班总教习，学生有黄炎培、邵力子、胡仁源、谢无量、李叔同等。同时，与蒋观云（智由）、乌目山僧等发起爱国女学校，教员有钟宪鬯（观光）、叶瀚（浩吾）和蒋维乔等。办《选报》。1902年，在上海成立“中国教育会”，被推任会长，助南洋公学退学学生组织爱国学校，会员而兼教员的有章士钊、何梅士等。1903年，创办《俄事警闻》。1904年，与钟观光、刘光汉、章士钊、林獬、马鉴等发刊《警钟日报》。是年加入杨毓生、章士钊组织的暗杀团，与陈独秀共事。后光复会成立，被推任会长。1905年，同盟会成立，蔡元培被推为上海分会会长。1907年，留学德国。其时与他交往较密的有顾孟余、夏元瑮、吴稚晖、李石曾、张人杰等。后三人创办了《新世纪》，宣传无政府主义，蔡元培、张继、汪精卫亦倾向之。1909年到1911年在德国莱比锡大学修读。武昌起义，民国成立，被任命为教育总长。教育部职员有蒋维乔、黄侃、钟观光、许寿裳、董鸿袆、周树人、王云五等。唐内阁时，仍任教育总长，范源濂（静生，1875—1927年）为次长。与李石曾、汪精卫等筹组“进德会”。1913年办《公论》报。1916年在法国发起“法华教育会”，办《旅欧杂志》。1916年底被任命为北京大学校长。(32)
周作人（1885—1967年）
初名櫆寿，后名起孟、岂明（启明），号知堂。浙江绍兴人。16岁前习传统学问。1901年17岁入读南京江南水师学堂，并改名作人。1904年、1905年在南京水师学堂读书时，以萍云女士笔名从事西方作品的翻译，并创作短篇小说。1906年夏到日本留学。1907年入读法政大学预科，后改学土木工程。这期间不时从事文学创作和翻译。1908年，与许寿裳、钱玄同、朱希祖等随章太炎习国学，在立教大学攻读古希腊文科。1911年返国。1912年由朱希祖介绍任浙江军政府教育司视学。次年，任绍兴教育会会长，另担任浙江第五中学教员。1915年，主编《绍兴县教育会月刊》。1917年，任北京大学文科教授兼国史编纂处总编辑员。(33)
沈尹默（1883—1971年）
原名君默，字中，后改名尹默，浙江吴兴人。1905年留学日本9个月。1907年至1909年先后在浙江高等师范学校、初级师范学校、杭州第一中学等任教。1909年与在杭州陆军小学任教的陈独秀、刘三等交游甚密，唱游不辍。1913年任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34)
沈兼士（1887—1947年）
名臤。浙江吴兴人。兄志远、尹默皆名于时。1905年留学日本，入东京物理学校。曾与钱玄同、黄侃、周树人等从章太炎学。后加入中国同盟会。归国后执教嘉兴、杭州间。1913年起任教北京大学。(35)
陈大齐（1886—1983年）
字百年，浙江海盐人。6岁入塾，14岁前一直接受传统教育。1900年入上海江南制造局附设广方言馆。1903年夏，考取日本仙台第二高等学校，就读三年，习英、德法律和经济等科。1909年入东京帝国大学文科哲学门。1912年毕业归国。是年秋任浙江高等学校校长。1913年，担任北京法政专门学校预科教授，授心理学和理则学。1914年，应胡仁源之聘，任教北京大学。(36)
鲁迅（1881—1936年）
原名周樟寿，后改名豫才，树人，浙江绍兴人。祖父是进士，父亲是秀才。7岁进本宅私塾就读，11岁入读“三味书屋”。18岁前受传统教育。1899年到1902年，就读江南陆师学堂附设的矿务铁路学堂。1902年春赴日本留学，进弘文学院，结交了许寿裳（季茀）。1903年常在《浙江潮》上撰文，并加入有革命性质的“浙学会”。1904年进日本仙台医学专门学校。1906年夏弃医赴东京，提倡新文艺。1908年从章太炎习国学。加入光复会。1909年出版了与弟周作人合译的《域外小说集》，介绍西方文学。7月回国，后任浙江杭州两级师范学堂化学和生理教员。1910年入绍兴府中学任监学，兼教生物学。1912年支持《越铎日报》的创办。3月，得许寿裳推荐在南京临时政府任教育部员，5月赴北京任教育部社会教育司第一科科长。(37)
王星拱（1888—1949年）
字抚五，安徽怀宁人。父亲是秀才。1902年考入由敬敷书院改为的安徽高等学堂，1908年得录取为安徽第一批公费留英学生，入读英国伦敦大学帝国理工学院，专攻化学。1916年得硕士学位归国后，被延聘入北京大学。推动新文化运动。(38)
比对前二卷的作者，第三、四卷新加入《新青年》撰稿的作者最值得注意的是，除鲁迅及个别人外，几尽是北京大学的教员和学生，在第四卷尤其明显。这表明陈独秀进入了北京大学主持文科后，《新青年》迅即成为北大革新力量的言论阵地；反过来，《新青年》杂志倡导的新文化运动，得当时全国最高学府一辈教授的加盟，声威更盛。一刊一校为中心的新文化倡导力量因而形成。
第三、四卷另外值得注意的，恽代英、常乃德、毛泽东、傅斯年、罗家伦、俞平伯、林玉堂、俞颂华、凌霜等，皆是北京大学为主的北京高等院校的学生和职员，相对于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来说，他们是五四时期青年新一代，也是其后发生的五四运动的活跃分子。这新的一代加入《新青年》撰稿行列，表示了该杂志已达到创刊初旨，要唤醒青年，凭借这股力量，推动中国新的改革。进一步说，新文化倡导力量和新兴革新青年力量的结合，标志着《新青年》迈进了一个新的阶段。新文化运动自此之能发展得如火如荼，与新文化倡导中心力量的形成和其与新兴的青年革新力量的结合，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
《新青年》第五卷是从1918年7月到12月。该卷六期的新作者有欧阳予倩、朱希祖（1879—1944年）、陈衡哲（1890—1976年）、李剑农等。第六卷是从1919年1月到11月，新撰稿者有李次九、任鸿隽、王光祈（1892—1936年）、周建人、陈启修（1886—1960年）等。第七卷是从1919年12月到次年5月，新的作者有杜国庠、潘力山、张慰慈、张崧年、孙伏园、高君宇和戴季陶等。
从第五卷到第七卷，也是五四运动前后的一段时期，《新青年》的新撰稿作者属于北大教员或学生的有朱希祖、陈启修、马寅初、高君宇、张崧年、孙伏园等。其他则是全国各地较活跃的知识分子和青年。这表明了《新青年》不仅在北大继续吸纳和凝聚革新力量；其吸纳全国革新力量使该杂志更具全国性的基础，终能鼓动起全国范围的新文化运动。
1919年5月4日五四事件的发生，固是前此的新文化运动孕育的结果；反过来，五四运动也大大助长了新文化运动的扩大。不过，以启蒙运动为主调的新文化运动前期的思潮，经五四事件，随之迅速转化，倾向于以社会和政治批判为主导。第六、七两卷《新青年》的内容正是新形势下的过渡时期的反映。
《新青年》第八卷从1920年9月起，明显成为倡导唯物思想和社会主义运动的刊物。杂志的编辑出版，经三年多后，再由北京南迁返上海。这个时期的《新青年》作者，面目一新。主要作者有李季、李汉俊（1890—1927年）、杨明斋（1882—1938年）、周佛海、李达（1890—1966年）、沈玄庐、沈雁冰（1896—1981年）、陈望道（1891—1977年）、沈泽民、陈公博（1892—1946年）、成舍我、施存统等。该等作者在当时容或程度不同、深浅有别，都是社会主义的信仰者。到1923年2月第九卷以至1926年7月，《新青年》更成为中共中央的纯理论机关季刊了。
以上简单勾勒了《新青年》作者群的结合过程，相信能从另一个角度，帮助我们认识新文化运动形成和发展的轨迹。
总的来说，《新青年》从创办以至结束，大抵可分三个时期。1915年9月第一卷到1918年6月的第四卷是第一个时期。这个时期的首二卷，由主编陈独秀结合与他深有渊源的一辈知识分子为主力。倡导力量核心日渐形成。这里要指出的，这时期的主要作者几全属章士钊、陈独秀办《甲寅》杂志的作者，所以初期《新青年》之与《甲寅》杂志是有一定人事和思想渊源。吴稚晖即指出：
章陈交谊不是很浅，似乎南京陆师学堂曾做同学？今日章先生视甲寅为彼唯一物产，然别人把人物与甲寅联想，章行严而外，必忘不了高一涵，亦忘不了陈独秀。(39)
自第二卷起，以陈独秀为主接连发表了反孔文章，胡适、陈独秀等人进而提出了文学革命的要求，新文化运动因为有这两个具体内容而引起了舆论的重视，也带来了强烈的反响。自三、四卷由于北大革新派加入《新青年》行列，一校一刊做基地的新文化运动倡导核心势力形成。杂志之由陈独秀个人独自主编，变成自第六卷起之由陈独秀、胡适、钱玄同、高一涵、沈尹默、李大钊六人轮流主编，体现了核心势力的形成。新文化运动前期的《新青年》杂志，从撰稿多寡，内容重要性去衡量，具代表性的作者是陈独秀、高一涵、刘叔雅、高语罕、易白沙、刘半农、胡适、李大钊、杨昌济、吴虞、沈尹默、鲁迅、周作人、陶履恭、蔡元培、王星拱等人。对这个核心的进一步分析，会更清晰显露五四前期新文化运动的一些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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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分期，学术界有不同的看法。大体以1919年5月4日“五四事件”为前后期的分界线的看法比较普遍。本书大体以此划分，另以1915年《青年杂志》的面世为新文化运动的肇始（参看孙思白，《试论五四文化革命的分期及其前后期的转化》，载《历史研究》1963年第2期）。Chow Tse-Tsung，The May Fourth Movement-Intellectual Revolution in Modern China，p. 1,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60，李新、陈铁健编，《伟大的开端1919—1923》，页3，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
(2) 《新青年》（共十四册），大安株式会社影印本，1962年，日本东京。(https://www.daowen.com)
(3) 拙著《新文化运动前的陈独秀》，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79年。王光远编，《陈独秀年谱》，重庆出版社，1987年。
(4) 高一涵，《辛亥革命前后安徽青年学生思想转变的概况》，载《辛亥革命回忆录》（四），页435，中华书局，1963年，北京。高一涵，《回忆五四时期的李大钊同志》，载《五四运动回忆录》，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中华书局，1957年，北京。
(5) 易培基，《亡弟白沙事状》，载《国学丛刊》第一卷第二期，页142—144。《记韩衍》，载《辛亥革命回忆录》（四），页417。
(6) 沈寂整理，《芜湖地区的辛亥革命》，载《辛亥革命回忆录》（四），页379。周作人《知堂回想录》（下），页494，香港三育图书文具公司，1971年。张嘉、李鹏编，《安徽历史名人》，页298、页299，黄山书社，1986年，合肥。《安徽文史资料选辑》（第五辑），页131—135。《刘文典全集补编》，黄山书社，2008年。张文勋，《刘文典》，《民国人物传》（卷五）。
(7) 李正西、洪啸涛，《朱蕴山》，黄山书社，1988年。李宗邺，《回忆高语罕》，载《芜湖党史资料》第三期，页8—10，1983年7月。
(8) 拙著《新文化运动前的陈独秀》。前引高一涵，《辛亥革命前安徽文教界的革命活动》一文。《安徽近现代史辞典》，页437，中国文史出版社，1990年。
(9) 王云凡，《记谢无量先生》，载《文史资料选辑》（八），中国文史出版社，1986年。吴嘉陵，《谢无量》，载《四川近现代人物传》第一辑，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5年。《谢无量（1884—1964）》，《中国佛教人物传》，页281。《作者简介》，《谢无量书法》，四川美术出版社，1988年。
(10) 刘海粟，《女画家潘玉良》，载《齐鲁谈艺录》，页239，山东美术出版社，1985年。
(11) 见《北京大学日刊》1920年4月14日第二、三版陈延年（陈独秀长子）与瘦影的通信。又见《陈独秀研究参考资料》第一辑，页59，安庆市历史学会编印，1981年。
(12) 《青年杂志》首卷六期刚完刊即有易名的提议，并非经停刊半年后才做的决定。事缘上海青年会曾写信给杂志发行人即群益出版社东主陈子寿，訾责该杂志与他们出版的《上海青年》雷同，要求及早改名。陈子寿商得主编陈独秀同意，遂自第十二卷起改为《新青年》（汪原放，《回忆亚东图书馆》，页32、页33，上海学林出版社，1983年）。陈独秀1916年8月13日致胡适之书信中也曾提及此事，说“《青年》以战事延刊时日，兹已拟仍续刊。依发行者之意，已改名《新青年》，本月内可以出版。”〔见《胡适来往书信选》（上），页3，中华书局，1979年〕
(13) 韩一德、姚维斗，《李大钊生平纪事》，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7年。高一涵，《李大钊同志传略》，载《回忆五四时期的李大钊同志》。高田升，《李大钊日本留学时代之事迹和背景》，载《集刊东洋学》第42号，1979年。彭伯助，《我所知道的汤化龙》，载《辛亥革命回忆录》（七），页85。顾颉刚，《中国社会党和陈芝龙的死》，载《辛亥革命回忆录》（六），1983年。张次溪，《李大钊先生传》，香港神州图书公司影印本。北京大学图书馆北京大学李大钊研究会编，《李大钊史事综录》，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拙著《李大钊与辛亥革命》，《开卷》第三卷七期，1987年12月。
(14) 耿云志，《胡适年谱》，中华书局，1986年，香港。
(15) 徐瑞岳著，《刘半农研究》，江苏古籍出版社，1987年。娄献同，《刘半农》，见《民国人物传》（卷三），中华书局，1981年，北京。鲍晶编，《刘半农研究资料》，天津人民出版社。
(16) 李肖聃，《本校校长教授杨怀中事迹》，《杨怀中先生遗文》。曹典球，《杨昌济先生之传》。章士钊，《杨怀中别传》。皆见王国兴编，《杨昌济文集》，湖南教育出版社，1983年。王兴国，《杨昌济的生平及思想》，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
(17) 《马君武先生文集》，中国国民党党史会编，1984年。莫世祥主编，《马君武集》，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年。曾诚，《马君武》，见《民国人物传》（卷七），中华书局，1993年。
(18) 柳亚子编，《苏曼殊年谱及其他》，北新书局，1927年12月，上海。郭烙人，《爱国诗僧曼殊评传》，载《法音》，1983年第一期。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朱信泉、娄献阁主编，《民国人物》（第十二卷），中华书局，2005年，北京。
(19) 唐振常，《吴虞研究》，载《章太炎吴虞论集》，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年。
(20) 涂上飙，《陶孟和》，见熊尚厚、严如平主编，《民国人物传》，中华书局，2002年，北京。
(21) 李鹏、张嘉编，《安徽历史名人》，页270，黄山书社，1986年。劳章，《光明甫先生事略》，光仁洪、光积矩，《忆明甫老人》，载《安庆文史资料》第十五辑。
(22) 杨恺龄编，《民国吴稚晖先生敬恒年谱》，台湾商务印书馆，1980年。
(23) 李张纪南，丈夫李寅恭是安徽合肥人。1909年与章士钊夫妇、杨昌济同船赴英留学〔吴光新，《章士钊与吴弱男》，载《文史资料选辑》（十三），1987年〕。自第三卷起，李寅恭在《新青年》撰写了多篇文章。程宗泗留学日本，宏文学院普通科毕业，回国后主持思诚学堂。
(24) 程演生，字衍生，天柱山人，安徽怀宁人。毕业于安徽高等学堂。曾留学法国。1918年任教于北京大学〔吴文质，《陈独秀遗简》（一），载《安徽史学》，1985年第1期〕。
(25) 吴稚晖，《陈独秀·章士钊·梁启超》，见《吴稚晖先生文粹》第一册，页316，台北华文书店影印本。
(26) 柳亚子，《苏曼殊及其友人》，见柳编，《曼殊全集》第五册附录，页76，北新书局，1928年12月三版，上海。
(27) 芜湖市文化局编，《芜湖古今》，页136，安徽人民出版社，1983年。
(28) 见汪原放，《回忆亚东图书馆》，页45注［1］。石原臬，《闲话胡适》，页61—64，安徽人民出版社，1985年初版。耿云志，《胡适与陈独秀》，载《胡适研究论稿》，页271、页272，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以上各书大都以陈胡识于民国后即陈氏办《新青年》时。不过陈在清末曾为汪孟邹编《安徽白话报》，该报后李辛白主编，胡适曾投稿。另胡适与同乡许怡荪交情极佳，而许与高一涵同时期在日本明治大学读书关系极密切。高氏在这期间助章士钊、陈独秀办《甲寅》杂志，而胡适为《甲寅》杂志撰稿，这都是人事渊源的蛛丝马迹（胡适，《许怡荪传》，见《名家传记》，新绿文学社，1937年）。
(29) 见徐瑞岳编著，《刘半农研究资料》，页82。
(30) 王森然，《二十二家评传》，台湾文海出版社，1973年影印本。章士钊，《与黄克强相交始末》，见《辛亥革命回忆录》（二），页138，1962年。章士钊，《赵伯先事略》，载《辛亥革命》，页312，中国史学会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章士钊，《苏报案始末记叙》，见《辛亥革命》（一），页389。又见白吉庵著，《章士钊传》，作家出版社，2004年。
(31) 钱秉雄，《片断的回忆——忆父亲钱玄同》，载《文史资料选辑》第32辑，北京出版社，1987年。培德，《为新文化冲锋陷阵——五四时期的钱玄同》，载《五四运动与北京高师》，页206—207，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0年。吴奔星编著，《钱玄同研究》，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年。
(32) 陶英惠，《蔡元培年谱》（上），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76年。唐振常，《蔡元培传》，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周天度，《蔡元培传》，人民出版社，1984年，北京。
(33) 《周作人年谱》，载张菊香、张铁荣编《周作人研究资料》（上），天津人民出版社，1986年。
(34) 前见沈尹默，《我与北大》一文。另马国权编，《沈尹默论书丛稿》，香港三联书店，1981年。
(35) 沈尹默，《我与北大》一文。葛信益，《沈兼士先生的学术贡献和爱国精神》，载《风云录》，页71，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5年。
(36) 周进华，《经师人师——陈大齐传》，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
(37) 《鲁迅年谱》，安徽人民出版社，1979年。蔡元培之知有鲁迅，是蔡在德国读到《域外小说集》时（《记鲁迅先生轶事》，载《鲁迅先生纪念集》，文化生活出版社，1927年，上海）。
(38) 金杏村，《毕生尽瘁于教育事业的王星拱先生》，载《安徽史料选辑》（第五辑），页84—87。
(39) 前见吴稚晖，《章士钊·陈独秀·梁启超》一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