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民初时期的北大
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倡导中心，《新青年》杂志而外是北京大学。北京大学之能结集一批文化运动的倡导者，使北京大学成为推动新文化运动的大本营，蔡元培出任北京大学校长，无疑是人事上的关键。
北京大学的前身是京师大学堂，始办于1898年。该校的创建是戊戌维新运动中，改良派要求废科举办学堂、采西学以补中学的教育改革的产物。初办时期，入读的人大都是有举人、进士科名的小京官，校舍设在马神庙。
1900年八国联军侵占北京，京师大学堂一时停办。1902年12月复校，并增加了速成科，分仕学、师范二馆。翌年又增加了进士、译学和医学三个馆。1910年改为分科大学，设经、文、农、工、商和格致等科。
1912年辛亥革命后，京师大学堂改称为北京大学。进入民国以至1916年12月蔡元培出任校长，先后担任过校长或代理校长职的依次为严复（几道，1854—1921年）、马良（相伯，1840—1939年）、何燏时（1878—1961年）、胡仁源（次珊，1883—1942年）等。(1)
蔡元培是在1916年12月26日被任命为北京大学校长，次年1月4日到校视事。当时的北大已有20年的历史了。在20年这不算长的历史中，北大的嬗变深刻而又具体地反映了近代中国思潮发展的脉络。
简单地说，京师大学堂的创办，是在戊戌维新的气运下，在改良派和开明官僚主张设学堂采西学的教育革新要求下产生的。从倡议创办迄于清朝覆亡，预其事或主其事的有康有为（长素，1858—1927年）、梁启超（卓如，1873—1929年）、首任管学大臣孙家鼐（燮臣，1827—1909年）、继任的许景澄（竹筼，1845—1900年）、张百熙（埜秋，1847—1907年）、李端棻（苾园，1833—1907年）、总教习柯劭忞（凤荪，1850—1933年）、劳乃宣（季瑄，1843—1921年）、吴汝纶（挚父，1840—1903年），另张筱浦、译书局总办严复和副总办林纾（琴南，1852—1924年）、经史教习孙诒让（仲容，1848—1908年）、副总教习辜鸿铭（汤生，1856—1928年）、屠寄（敬山、静生）、林启、汪凤藻（云章，1851—1918年）、罗振玉（雪堂，1866—1940年）等等。这些人在当时大都算得上是开明官僚和改良派分子。
自创办以来，京师大学堂的发展时遭来自清廷和保守势力的阻碍。惨澹经营，才日见规模。论者有谓在清季，“从教育制度以及教学内容和方法来看，京师大学堂实质上处于由封建的太学、国子学向近代大学转变和过渡的阶段”(2)。不过，严格地说，即使到民国初年，北京大学距真正近代式的大学尚远。其时，由设置的课程到任职者的行止，传统科举制度的遗貌尚深。(https://www.daowen.com)
民国后，北京大学到底进入了一较有发展的时期。最明显可见的，北京大学的主持者由原来的官僚阶层转移到一批开明学者身上。这是从传统官学走向民间的重要转变。经他们的努力，大学有了不同程度的整顿和兴革，学校规模也有所开拓。譬如严复和何燏时的归并科目，精简机构，抵抗拟取消北大的图谋等等。到胡仁源担任代理校长，北京大学规模又有了扩展。分别调整和充实了本科和预科，学生人数也由1913年的781人增加到1916年的1503人。(3)
北京大学之酝酿变革，不全在蔡元培任北大校长之后。从清末到民初，北大主持人对校政都有兴革。当然，蔡元培在建立民国的南京政府和南北议和后的袁世凯北洋政府担任教育总长时，更着意于北大的改造。1912年10月所颁布的“大学令”则直接关乎北大的改革。令中取消了经学科，改通儒院为大学院；更本科毕业科名为学士；设校长和各科学长以代替前此的总监督和各科监督；设评议会以教授治校等等措施，皆促成了北京大学向近代式大学的转化。取消了经学科和改通儒院关系尤大，可以用“惊天动地”去形容。经学是传统中国千年来培育官僚及士人的最高政治原则和最根本的社会伦理根据。现在最高学府断然予以取消，这是近代中国打破传统意识形态桎梏的开天辟地的行动，这也是北京大学迈向近代教育的关键。
不仅从主事者和制度的转变，从学校文风的消长，也透露了民国以后北大的嬗变脉络。清末的京师大学堂时代，先后出任总教习的吴汝纶、张筱浦；任译书局总办的严复，副总办的林纾；民初任文科教务长的姚永概、汪凤藻、马其昶（通伯，1855—1930年）、陈衍（石遗）、宋育仁在当时文坛都是桐城古文派的中坚分子。其时主宰北大文风的自然是桐城古文派。这种桐城古文独尊的形势到胡仁源掌校政，夏元瑮（浮筠）和夏锡琪分别担任理科和文科学长才扭转过来。
胡氏和两夏都是中国新式学堂出现后的首批学生，也是欧美和日本留学生，不满于桐城派学风的独尊，为此特聘了黄侃（季刚，1886—1935年）、马裕藻、沈兼士、朱希祖（逷先）、朱宗莱、沈步洲、沈尹默和钱玄同等章太炎门下弟子到校。章太炎及其弟子所代表的是治学谨严，注重考据训诂的学风。胡仁源和夏元瑮都曾在上海受教于蔡元培、吴稚晖和章太炎等人，学风倾向这一路而不满相对保守的桐城古文学风是可以理解的。(4)自章太炎一系学者陆续进校，北大学风有了明显的改变。对这种转变，其时就读于北大的杨亮功事后回忆说：“最初北京大学文科国学者以桐城派文学家最占势力，到了我进北京大学的时候，马通伯（其昶）和姚仲实（永朴）、叔节（永概）兄弟这一班人皆已离开，代之而兴的为余杭派。”(5)这种人事与学风的变化，当事人之一的沈尹默在日后回忆中，甚至视为北京大学的一种“新旧之争”。由于其时在北大的何燏时和胡仁源、夏元瑮有意聘请章太炎之弟子以代替林琴南等旧人，章太炎弟子因此陆续入北大。(6)有迹象显示，蔡元培之被荐任校长，乃北大及与北大人事关系密切的“新派”如沈步洲、马叙伦、范源濂（静生）、汤尔和和夏元瑮等人策划的结果。也即是北大第一次“新旧之争”的机运造成的。(7)汤尔和、范源濂早在1903年拒俄运动已与蔡有来往，民国建立，蔡任教育总长，次长则是范氏；汤尔和、夏元瑮、沈步洲和马叙伦等都是蔡在上海南洋公学和中国教育会从事革命和教育革新活动的同志。所以除了社会地位和学问以外，蔡之任北大校长，这种人事上的渊源，以及地域上浙派的纽带都不能不做相当程度的考虑。
这里称述沈尹默所说的“新旧之争”，不是泛指校内的新旧人士，而应指其时新派学者和旧派学者的区别，甚至反映到政治倾向上的分野。民初进入北大的文科教员，大都是晚清从事或同情革命活动而在民初倾向反袁的人。(8)
民国以后，北京大学之从教学课程到制度有所更新；章太炎学派之取代了桐城派而促成了北大主流学风等转变，只算是北大革新的一个过渡时期。如全面地衡量，北大的转变，还落后于当时文化教育新趋势的要求。北大之能及时顺应新趋势而做了根本上的改革，应是蔡元培之出掌北大始。蔡元培担任了校长，立刻援引了陈独秀等人，在校内锐意改革校政学风。在校外倡导文化革命，遂使北京大学成了推动新文化的大本营。北大自蔡、陈主持校政前后转变之大，不少专著有详细的介绍，不拟再赘述。这里只用二则报章之新闻报道做具体而微的反映。1915年一则标为《北京两学堂之怪状》的新闻，写道：“北京大学之腐败笔墨难尽”，到1917年同报的新闻即说：“北京大学自蔡元培掌校以还，于校政异常整顿”，又另一则说：“国立北京大学自蔡孑民整顿以来，形式上精神上大有可为。”(9)前后两年间的毁誉，何止天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