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元培的出掌北大
蔡元培之愿意在北洋军阀统治下的北京担任北大校长，显然要实施和贯彻所怀抱的文化教育的理想。(10)一到校视事，则亟亟于延请人才以协助改革。至于蔡氏之用人方针，几无异议，说他贵能“兼容并包，崇尚自由主义”。五四时代的北大学生杨晦说：
蔡先生来本校，将其教育理想次第实施，极力提倡兼容并包与思想自由主义。在教职员方面，新旧派别，无不网罗，五光十色，应有尽有。(11)
其他同时期的北大学生多有此相同的看法。(12)蔡元培自己日后回忆说：
我对于各家学说，依各国大学通例，循思想自由的原则，兼容并包。无论何种学说，苟其言之成理，持之有故，倘不违自然淘汰命运，即彼此相反，也叫他们自由发展。例如，陈君介石、陈君汉章一派的文史，与沈君尹默一派不同；黄君季刚一派的文学，又与胡适之一派不同；那时候各行其是，并不相妨。对于外国语，也力矫偏重英语的旧习，增设法、德、俄诸国文学系，即世界语亦列为选科。(13)
另如郑天挺等以蔡氏之“兼容并包”，容易被人误解只是包容反动落后的人物，而力言蔡氏在北大之在学术流派上的兼容并包。他说：
过去中国学术上流派很多。经学有今、古文学派的不同，蔡先生同时聘请了今文学派的崔适，也聘请了古文学派的刘师培。在文字训诂方面，既有章炳麟的弟子朱希祖、黄侃、马裕藻，还有其他学派的陈黻宸、陈汉章、马叙伦。在旧诗方面，同时有主唐诗的沈尹默，尚宋诗的黄节，还有宗汉魏的黄侃。在政法方面，同时有英美法系的王宠惠，也有大陆法系的张耀曾。其他学科，同样都是不同派兼容并包。这是蔡先生在北大兼容并包的较多的一面。(14)
在学术流派上之兼容并包，确是蔡元培主持北大的主张，但非蔡氏主持北大用人之唯一原则。
五四时代的另一北大学生许德珩的看法，相当代表了另一种看法。他认为蔡元培的“所谓兼容并包并不是新旧一揽子全包，而主要是罗致具有先进思想的新派人物，对那些腐败守旧人物则尽量排除”(15)。
许的看法，虽无具体例证佐实，却是事实。以下根据史料爬剔，试对蔡氏主持北大的用人情况做些具体的分析。
蔡元培晚年追述他初履北大校长之职如何整顿校政说：
教学上整顿，自文科始。旧派教员中为沈尹默、沈兼士、钱玄同诸君，本已启革新的端绪；自陈独秀君来任学长，胡适之、刘半农、周豫才、周岂明诸君来任教员，而文学革命、思想自由的风气，遂大流行。(16)
蔡氏这段回忆，虽则简略，叙事却相当真确。他主持北大，延聘教职员是整顿校政关键，也是推动新文化运动的机运。蔡氏整顿之初，安排人事之先是在文科。蔡元培自己也说了。当时的北大学生如杨晦、顾颉刚等也强调此中印象。杨氏以为“自1917年起，北大改革最大的是文科，这三个系的性质已经有了明显的区别。……这三个系新聘请来的进步教授也最多”。所以使“北大是新文化运动的领导中心，文学院实居主导地位”(17)。另一位“在北京大学本科就读，正是北大学术风气转变最剧烈的时期”的经历者杨亮功即说：“一个大学学术思想之转变，因而推动了全国学术思想之转变，这并非是意外之事。但是北大学术思想转变的中心是在文科，而文科的中国文学系又是新旧文学冲突之聚点。”(18)不过不论是研究者或日后回忆录，对蔡氏进北大后延聘的具体人物，说得笼统模糊，有欠准确，不能真正从中体现出新人物在北大结集的实况。以下就1919年五四事件前北大文科教员的具体状况，列表介绍，(19)并以此为线索，显豁当时北大改革以至成为新文化运动大本营的一些人事上的因缘和因素。
4 蔡元培在1916年9月1日由黎元洪的教育总长范源濂电促归国，担任北大校长。同年11月初归国，12月中才到北京。12月26日被任命为北大校长。次年1月4日到北大视事，十日后即1月14日正式委任陈独秀为文科学长（见高平叔编著，《蔡元培年谱》，中华书局，1980年，北京）。其实早在蔡氏被任命为北大校长的当日早上，蔡氏亲自到旅馆拜候并邀请陈独秀担任北大文科学长。而且一连几日到访聚谈，可见蔡之邀陈，情之恳，意之切了（见《回忆亚东图书馆》，页36）。尤有意思的，陈蔡切晤的当日，蔡元培应信教自由会之邀在中央公园的演讲，讲词在《新青年》二卷五期以“记者”名义做记录，以《蔡孑民先生在信教自由会演说》为题发表，这显然是陈独秀听讲后的手笔。这是一非常有象征意义的面晤。蔡之邀陈入北大，陈之首次发表蔡之文章在《新青年》，表示一校一刊革新力量的结合的开始。
顺便要指出的，杂志二卷五期出版日期是1月1日。三、四日间印好是不可能的，该期应有延误。蔡元培一到北京立刻邀请陈独秀入北大，其中缘由，蔡元培日后回忆说：
我到北京后，先访医专校长汤尔和君，问北大情况。他说：“文科预科的情形，可问沈尹默君；理工科的情形，可问夏浮筠君。”汤君又说：“文科学长如未定，可请陈仲甫君；陈君现改名独秀，主编《新青年》杂志，确可为青年的指导者。”因取《新青年》十余本示我。我对于陈君，本来有一种不忘的印象，就是我与刘申叔君同在《警钟日报》服务时，刘君语我：“有一种在芜湖发行的白话报，发起的若干人，都因困苦及危险而散去了，陈仲甫一个人又支持了好几个月。”现在听汤君的话，又翻阅了《新青年》，决意聘他。从汤君处探知陈君寓在前门外一旅馆，我即往访，与之订定；于是陈君来北大任文科学长。
〔《我在北京大学之经历》，载《五四运动回忆录》（上），页174〕不过，对于蔡氏如何邀聘陈独秀，沈尹默的说法颇有出入。沈说：
1917年，蔡先生来北大后，有一天，我从琉璃厂经过，忽遇陈独秀，故友重逢，大喜。我问他：“你什么时候来的？”他说：“我在上海办《新青年》杂志，又和亚东图书馆汪原放合编一部辞典，到北京募款来的。”我问了他住的旅馆地址后，要他暂时不要返沪，过天去拜访。
我回北大，即告诉蔡先生，陈独秀到北京来了，并向蔡推荐陈独秀任北大文科学长。蔡先生甚喜，要我去找陈独秀征其同意。不料，独秀拒绝，他说要回上海办《新青年》。我再告蔡先生，蔡云：“你和他说，要他把《新青年》杂志搬到北京来办吧。”我把蔡先生殷勤之意告诉独秀，他慨然应允，就把《新青年》搬到北京，他自己就到北大来担任文科学长了。
我遇见陈独秀后，也即刻告诉了汤尔和，尔和很同意推荐独秀到北大，他大约也向蔡先生进过言〔《我和北大》，载《五四运动回忆录》（续），页166〕。沈氏说法有可怀疑的。首先，上面根据汪孟邹日记，蔡、陈在京初晤是在1916年12月26日，当日蔡氏才正式被任命为北大校长，所以沈氏所说“1917年”“我回北大，即告诉蔡先生”以及通过沈传话予陈，皆非事实。估计沈氏是时间记错。陈独秀是在1916年11月26日从上海启程到北京。事缘与亚东主人和至友汪孟邹为书店招股而到北京的。换句话说，陈之逗留北京距初晤蔡元培已有近一个月。其间沈尹默在琉璃厂遇上陈独秀分别向蔡元培和汤尔和进言。蔡元培在正式任命为北大校长前，曾依汤尔和推荐，赴北大有商于沈尹默（前见《我与北大》）。据蔡元培回忆他是从汤尔和处得知陈独秀在京和知道所住旅馆地址的。另外，马叙伦也曾提及是他推荐陈独秀任职北大的（《我在六十岁之前》）。但他所说也有可怀疑的不实地方。不过也提及向汤尔和进言。由蛛丝马迹，在北京似有以汤尔和为中心的浙江人士在教育界有左右势力的存在。蔡、陈之进北大，都经由他们策划的。
最后要再说的，陈独秀与蔡元培1904年曾参加杨毓生和章士钊主持的革命暗杀团体，相处一个月（陈独秀，《蔡元培先生逝后感言》，载《蔡元培先生全集》，页1438，台湾商务印书馆，1968年）。
1 马叙伦，字彝初，改字夷初，号石翁，浙江杭州人，祖父三考出身，当官三十年。父亲为县学生员。11岁到13岁，在苏州、温州、杭州就读，受严格传统学问训练。15岁进新式学堂养正书塾就读，曾受教于陈黻宸（介石）。1907年在求是书院就读，开始新式教育并接触西方进步书刊。与汤尔和、杜士珍为同学。课余从事藏书楼，时来演讲会等活动。其间曾协助陈介石办《新世界学报》。后与邓实（秋枚）、黄节（晦闻）办《政艺通报》和《国粹学报》。其后在广东任教两广师范学堂、两广方言学堂。清末曾加入革命秘密组织。后回杭州任教于杭州两级师范学堂，并任《浙江日报》主笔，1910年参加了南社。1911年在日本经章太炎介绍入同盟会。预杭州辛亥起事，后任都督府秘书。几个月后协助章太炎办《大共和日报》。1912年任浙江第一师范教员。后应汤尔和之邀，在国立北京医学专门学校任国文教员。1915年起在北京大学任教（见马叙伦，《我在六十岁之前》，生活书店，1947年，重庆。寿墨卿，《马叙伦先生事典》，载《文史资料选辑》第35册。卢礼阳，《马叙伦年谱》，见《南社研究》（五），中山大学出版社，1994年）。
1 梁漱溟，广西桂林人，生于北京。梁氏之以24岁进北大任教，过往以讹传讹，说梁氏初投考北大未见取录，后乃转而被聘为教授。据梁漱溟自己说，他到北大任讲席始于1917年。蔡元培之知梁氏是因为他在《东方杂志》上的《究元决疑论》，遂邀他到北大讲印度哲学。并谓蔡元培为什么援引梁氏是因蔡元培“感觉到我富于研究兴趣，算个好学深思的人，放在大学里总是好的。同时呢，他对于我讲的印度哲学、中国文化等等自颇感兴味，不存成见。这就是一种气度。这一气度完全由他富于哲学兴趣相应而具来的”（《忆往谈旧录》，页90、页91，中国文史出版社，1978年）。这是很有识见的看法。但梁氏1911年开始参加革命运动，又从国民党领导张耀曾活跃北京政坛，与章士钊等相识，由范源濂推介晋谒蔡元培等等人际和政治态度，相信也是蔡之延聘他的一些考虑因素。
2 黄晦闻，字玉昆，号纯熙，又号名节，广东顺德人。弱冠，事同县简朝亮，与邓秋枚（实）为同学。1901年与潘达微、谢英伯等创办“群学书社”（后易名为“南洋公学会”）。1902年赴开封应顺天试不逮。到上海，参与邓秋枚主编之《政艺通报》，着力介绍西方文明和强国思想。1908年在上海与同学邓实、马叙伦、刘师培等创立“国学保存会”，并办《国粹学报》。同年并创办《广州旬报》，自任总编辑。居上海期间，与一辈能诗的革命文人苏曼殊、刘师培、黄宾虹、刘三、诸贞壮和陈独秀极投契。为“南社”社员。1909年加入同盟会，武昌起义后，广东光复，都督胡汉民聘黄节任广东学堂监督。1912年与谢英伯、潘达微等组织“天民社”，创办《天民日报》，任广东第一中学校长。积极预身反袁活动。1917年秋起任教北京大学（陈敬之，《南海诗人——黄晦闻》，载《掌故月刊》总28期，1973年12月，香港。《黄节年谱》，马以启编，《黄节诗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8年。《黄节年表简编》，见刘斯奋选注，《黄节诗选》，广东人民出版社，1993年）。
1 1914年在北京大学任教的朱希祖曾拟延请周作人任教，事因所教是英文，无兴趣而罢。1917年则由许寿裳或朱希祖向蔡元培推荐。蔡元培在清末已留意到周氏兄弟，民初因得许寿裳荐介，鲁迅才到北京教育部任职〔周作人，《知堂回想录》（上），页294，香港三育图书文具公司，1971年。许寿裳，《亡友鲁迅印象记》，页29，香港上海印书馆，1973年〕。
2 胡适之进北京大学，乃陈独秀向蔡元培推荐。陈在给胡适的信中说：“蔡孑民先生已接北京总长之任，力约弟为文科学长，弟荐足下以代，此时无人，弟暂充乏。孑民先生盼足下早日回国，即不愿任学长，校中哲学、文学教授俱乏上选，足下来此亦可担任。”〔《胡适来往书信选》（上），1917年1月〕
1 刘半农在1917年秋，由陈独秀推荐到北京大学任法科预科教授，负责国文和文法教学（前见《刘半农传略》）。据鲁迅说刘半农之“到北京，恐怕是在《新青年》投稿之后，由蔡孑民先生或陈独秀先生请到的”（《忆刘半农》，《鲁迅全集》第六卷）。另外，在北大任教与蔡元培同科中进士的屠寄是刘半农国学业师，都可考虑在内。徐瑞岳则认为“陈独秀和原常州府中学堂校长屠元博的力举，年仅26岁，只有高中肄业学历的刘半农，遂在1917年夏，被蔡元培破格聘请为国立北京大学预科教授”（《刘半农研究》，页83，江苏古籍出版社，1987年）。
2 据章士钊告诉梁漱溟，蔡元培和陈独秀于接北大事，他恰去日本，经函电邀聘，立即应聘到校（《忆往谈旧录》，页85）。
1 钟宪鬯，浙江镇海人，名诸生。1887年中秀才。曾留学日本，回国后创科学仪器馆、实学通艺馆、理科传习所等。自1902年已与蔡元培共事革命和教育工作。在上海和蔡元培及叶浩吾创中国教育会于上海。次年，又与蔡元培等创“爱国女学校”。后任江阴高等学堂理化教员（李书华，《碣卢集》，页81、页91，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钟观光传》，载《褒扬全集》卷八）。民国建立蔡氏任教育总长，邀钟宪鬯进部。到蔡元培掌北京大学，钟氏偶来京，蔡氏即聘他为教授（蒋维乔，《化学研究先驱者钟观光》，载《浙江文史资料选辑》第29辑，浙江人民出版社，1985年）。
1 张相文，20岁补博士弟子，后任师范教职，授徒于常州、苏州、无锡一带。1899—1903年在上海南洋公学讲授国文与地理。编有《初等地理教科书》《中等本国地理教科书》，是中国最早编定的教科书。1909年任天津北洋女子高等学校校长。1908年创中国地理会，并任会长。民国后被选为众议院议员。1917年应北京大学之聘，任教授兼国史馆编导（刘绍荣，《中国现代地理学的创倡者——张相文》，《风云录》，页48）。
2 杨昌济是经由章士钊推荐给蔡元培的。杨氏是在1918年进北大（王兴国，《杨昌济的生平及思想》，页174，湖南人民出版社）。
杨昌济，字怀中，号华生，册名昌济。湖南长沙人。祖父父亲皆秀才，长期当塾师。杨昌济在14岁前，一直受教于父亲。学习中国经典，尤其是宋明理学和曾国藩的著作。1889年中秀才。授私塾并考过乡试，未中试。入读岳麓书院。甲午战后思想转变，主动投身“戊戌革新运动”，积极参加谭嗣同等人组织的“南学社”和“不缠足会”。1903年4月入日本东京弘文学院普通科，1906年从东京弘文学院毕业，升入东京高等师范学校。得杨毓麟和章士钊之荐，时任清政府欧洲留学生监督蒯光典调赴欧洲留学。1909年到英国，入读苏格兰阿伯丁大学学习教育。学成回湖南受务教育。1918年，应蔡元培之邀，到北京大学担任教授之职（《杨昌济辑》，民主与建设出版社，2016年，长沙）。
1 刘师培之入北大，是由陈独秀延聘的。虽则在五四时期，一为新文化运动的统帅，一被奉为国故派的领袖，其实私底下，“两人感情极笃，背后也互相尊重，绝无间言”（陈觉玄，《陈独秀先生印象记》，载《大学》，1942年9月，第一卷第九期）。与晚年陈独秀来往密切的台静农也说：“关于申叔之入北大教授，据我听到的，还是陈独秀先生的意思，当袁世凯垮台后，独秀去看他，借住在庙里，身体羸弱，情况甚是狼狈。问他愿不愿教书，他表示教书可以，不过目前身体太坏，需要短期休养。于是独秀跟蔡先生说，蔡先生也就同意了。申叔死后，他的太太何震发了神经病，时到北大门前喊叫，找蔡先生，找陈独秀，后来由陈独秀安排请申叔的弟子刘叔雅将她送回扬州（《早期三十年的教学生活读后》，载《龙坡杂文》，页163，台湾洪范出版社，1988年）。晚清，刘师培初抵上海得识陈独秀、张继等。时陈独秀在《国民日日报》，在他们的影响下，刘才走向革命运动，其后多有共事关系，来往甚密。在日本，曾与章太炎和陈独秀等办“社会主义讲习所”（拙著《新文化运动前的陈独秀》）。当民国成立，刘师培因曾依附端方，为革命政府追捕议罪。陈独秀联同安徽都督府秘书科邓艺荪、李德膏等上书总统孙中山，希望对刘师培能“矜全曲为宽宥”“延读书种子之传，俾光汉得以课生著书赎罪”（见《临时政府公报》，1912年第2期）。刘氏病卒也是由陈独秀主持料理其丧事。
1 何炳松，浙江金华人。12岁进金华府中学堂肄业，1906年至1912年在浙江高等学堂读书。1913年官费留学美国。初入伯克利加利福尼亚大学读史学，后进威斯康星大学攻读政治学和史学，1914年改入普林斯顿研究院。1916年得硕士学位回国，任浙江省视学，1917年应蔡元培之聘任教北大（赵镜元，《史学家何炳松》，载前见《浙江文史资料选辑》第29辑，页109。房鑫亮等，《何炳松年谱》，见《何炳松论文集》，商务印书馆，1990年）。
1 林辉锋，《崔适生平事迹述略》。
1 刘三，原名宗和，字季平，号江南，别字离垢，江苏上海县华泾镇人。21岁补县学生员，在南京陆师学堂就读，与章士钊等为同学。1900年前后，与陈独秀交识。后赴日本入东京成城学校习骑兵。1903年拒俄运动为义勇队员。并为江苏留日学生办《江苏杂志》总撰述。同盟会成立，加入同盟会。1906年归国，在上海华泾与从兄刘东海及秦毓鎏办丽泽学校，以培植革命人才。与陈去病、柳亚子和高天梅等在上海组织了“南社”。1907年任江苏陆军小学监督，推动革命，两年后转浙江陆军小学教员，陈独秀亦在该校任教，积极参与二、三次革命。1917年任教北京大学（马叙伦，《刘三先生传》，刘绣，《回忆父亲刘三三轶事》）。有谓刘三之入北大乃沈尹默的推荐（《沈尹默先生轶事》，载《大公报》1982年4月18日）。
2 陈黻宸之甥，承陈之教。进北大后任教前后达20年，与黄侃、黄节、陈汉章交往最密。刘叔雅之入北京大学是陈独秀介绍的（《安徽史料选辑》第五辑）。
根据上表，1919年五四运动前的北大文科在职教员名录及有关资料，相信尚有遗漏，但大体具备了。北大文科教员中，许寿裳、黄侃、朱希祖、贺之才、陶孟和、陈大齐、陈汉章、崔适、马叙伦、钱玄同、林损、张相文、朱宗莱、辜鸿铭、马裕藻、沈尹默、沈兼士等大都在1912年到1915年期间进入北大任教。辜鸿铭和陈汉章则早在清末已入北大，民国以后进入的，大都是浙江人士，又大多是章太炎的弟子。这与前说何燏时、胡仁源主政时援引很有关系。这些人与胡氏属同年纪一代人，不少有留学外国的经历，从学术嬗变去观察，属新一代学者。这种情况的出现，固然是民国后学风有变，时势使然。遂使这批学者替代了原桐城派学者的势力。不过，其时北洋政府教育部和北大之内，浙江人士势力大而造成的援引，也是重要的人事渊源，可做进一步的考究。这也是为蔡出任北大校长做了先容。
根据上表我们也清楚看到，蔡元培主持北大后才延聘入校的教职员是陈独秀、黄节、周作人、李石曾、梁漱溟、胡适、刘半农、章士钊、吴梅、叶瀚、杨昌济、刘师培、程演生、何炳松、王星拱；另外属理科的国文教员有刘叔雅、刘三，法科的有李大钊、高一涵，以及庶务主任李辛白（1875—1951年）等人。(20) 这时期进入北大任教职的，《新青年》杂志的重要作者占了一个很大的比例，陈独秀不用说，胡适、周作人、刘半农、杨昌济、程演生、刘叔雅以及高一涵、李大钊、王星拱皆属之。经此考察，显示了蔡元培之用陈独秀，以及蔡、陈两氏援引胡适诸人，不纯出于学术上的“兼容并包”的考虑。援引思想先进、用心改革文化教育和致力整顿社会风气的志士，自是蔡元培和陈独秀在北大初期用人的重要倾向。其实，在1917年1月18日，蔡元培履任校长不久，他曾致函吴稚晖，申明了他的用人方针。这是一封最能反映蔡氏当时用人思想的文字记录。信中说：
大约大学之所以不满人意者，一在学课之凌杂，二在风纪之败坏。救第一弊，在延聘纯粹之学问家，一面教授，一面与学生共同研究，以改造大学为纯粹研究学问之机关。救第二弊，在延聘学生之模范人物，以整饬学风。(21)
所以蔡元培接手北大之初，有两项用人原则。一在纯学术的考虑，讲求“兼容并包”，以充实北大学术研究和教育水平。一在以“模范人物整饬学风”。过去我们只注重前者，忽略后者，事实上，蔡氏在北大用人之初，似考虑前者较多。而所谓“模范人物”验证所援引入北大的人物，应包含了学问思想以及用心社会、专志革新的含意。也只有具备了第二项用人原则，蔡元培才能将《新青年》提倡新文学的力量导入北大，使之与北大原有改革力量结合，才使北大成为了新文化运动的大本营。这应是不争的事实，也是倡导新文化力量结集的一大关键。另一方面，陈独秀之掌北大文科，促使了北大原有革新力量成为《新青年》作者，这一刊一校革新力量的结合，才使新文化运动形成了一个集团性的力量。顺带一谈的是，蔡元培自知要主持北大，则亟亟邀请吴稚晖、李石曾、汪精卫这些一同与他搞“工读”、提倡“进德会”、鼓吹无政府主义的同路人进北大，改革校政。其中邀吴稚晖任学生监督，汪精卫任国文教授皆不就，只李石曾入了北大。相信在蔡氏心目中也是基于“以模范人物，整饬学风”的用心。
当然，自蔡元培和陈独秀主持北京大学校政后才进入的人物，不尽是支持新文化运动，甚至有持不同见解的。其中如章士钊、叶瀚、黄节、钟宪鬯、刘三、刘师培、梁漱溟、吴梅皆属之。作为学术导师的考虑固然是原因，但这些人物与蔡、陈等早有交谊，甚至在早期思想和政治主张上是同路人这点渊源是不能忽略的。同样我们固然也不能否认，这批人物，除了梁漱溟、刘半农、吴梅个别人外，大都是留学日本、欧美多年，是学有专长，有丰富文化活动和教育经验的新型学者。当然政治立场上有相同背景，这些也是重要的。换句话说，北大文科之能形成一股新文化运动的中心力量，不是一种历史的偶然组合，而是有意识的主动组合，其活跃分子尤然。与《新青年》作者一样，我们应摆脱寻常人际关系作理解的短视，扩大历史视野，我们即会发现，这新文化运动的中心力量，实在是20世纪形成的具有强烈文化思想意识的革命知识分子的代表，是20世纪初最先进的一股革新力量。以下各章，分别对这股力量的形成和特性做出分析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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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萧超然等编著，《北京大学校史1898—1948》（增订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8年。他们出掌北大的时间分别是：严复是1912年2月到10月；马良是1912年11月到12月；何燏时是1912年12月到1913年11月；胡仁源是1913年12月到1916年12月〔《国立北京大学纪念刊》（上），台湾传记文学出版社影印本〕。
(2) 萧超然等编著，《北京大学校史1898—1948》（增订本），页1，北京大学出版社，1988年。
(3) 何燏时，浙江诸暨人，曾入读浙江著名新学校求是书院。1886年留学日本。1905年毕业于东京大学，与周树人有来往。1906年任职教育部兼京师大学堂教习、工科监督等。后任校长，1913年辞职。
(4) 蔡元培，《我在教育界的经验》，载《五四运动回忆录》。胡仁源，字次珊，一字仲毅，浙江吴兴人，曾任北大工科学长，并代理校长。1901年在上海南洋公学就读，为蔡元培所赏识。何燏时辞职后，胡氏即任代理校长，直到蔡元培被任命为北京大学校长后辞职。另夏氏与蔡交往见俞子夷《蔡元培在光复会草创时期》，载《辛亥革命回忆录》（七），页517。
(5) 杨亮功，《早期三十年的教学生活》，页13，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80年。
(6) 沈尹默，《我和北京大学》，载《五四运动回忆录》（续编），页159—160，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年。
(7) 根据马叙伦说，邀请时在德国的蔡元培出任北大校长的经过是这样的。“一天，我的那位陈老师［黻宸］，说起国会里许多浙江同乡（陈老师这时做众议院议员），想到蔡鹤卿（蔡元培的别字，后来改作孑民）回来做浙江省长（这时蔡先生在德国），打了电报去，他回电说，回来是可以的，但不愿做官。我就和汤尔和说，北京大学的校长胡仁源有点做不下去，何妨把蔡先生请回来替代他。汤尔和说这是很好的，但是蔡先生不是办事之才，你可以帮助他；我说，人家恭恭敬敬把我请得去，完全不拿僚属看待我，我现在怎样可以就说辞职？但是我有办法，我们只须把北大内部布置好了，就不使蔡先生为难，以后更无问题了。我想找陈仲甫（就是陈独秀）来做文学院长，是很适当的，理学院让夏元瑮担任，声望够的（他是夏曾佑先生的儿子，德国留学生，本是北大教授，研究相对论），法学院长仍旧不动吧，另外请沈尹默在实际上帮忙。汤尔和连声说好。第二日，他就和教育总长范源濂说了，范先生正找不到北大校长，开心得了不得，一面打电报请蔡先生回来，一面便向总统黎元洪说明，绝无问题的发表了。”（《我在六十岁以前》，页62、页63，生活书店，1947年）不过胡适告诉周策纵说，他看过汤尔和的日记，中有蔡掌北大以及汤与蔡元培、陈独秀的关系之记载，认为马叙伦的说法不可靠（见Chow Tse-tsung，The May Fourth Movement，Harvard University Press，pp.138—139，1960）。胡氏因无具体说明其中不同，难做根据。马叙伦上一段话，具体内容上确与事实有出入。如“文学院院长”“理学院院长”的说法不确，当时只称“学长”。又夏元瑮在蔡任校长前已任理科学长等等，皆不符事实。但是马叙伦与汤氏是结拜兄弟，在京来往极密，汤尔和看来又是是时颇能操纵北京教育界的一个关键人物。汤氏与马曾讨论过北大人事也似非不可能。另张星烺说是其父亲张相文向时任教育总长和次长的范源濂和袁希涛（观澜）推荐的结果（见《泗阳张纯谷居士年谱》或张相文《南园丛稿》，页27），民初时，范源濂即要委章士钊任北大校长，因章力辞而罢。范、蔡、章皆熟人之故〔章士钊，《孤桐杂志》（七），载《青鹤杂志》四卷十四期，1935年6月〕。至于沈尹默另有一种说法。谓沈步洲通过教育总长范源濂和次长袁希涛向北洋政府推荐的〔前见《我和北大》，载《五四运动回忆录》（续），页160—162〕。范氏曾说道：“蔡先生很伟大，他到北大做校长是我做教育部长时，民五冬天从欧洲请回的。民国元年我到教育部做次长，却是他邀请的。”至于蔡之邀共和党范源濂做次长，主要考虑当时是“国家教育创制的开始，应撇开个人的偏见，党派的立场，给教育立一个统一的基础的百年大计”（梁容若，《记范静生先生》，载《工商经济史料丛刊》1883年第二辑，页24，文史资料出版社）。当然，蔡、范二人在1903年前后的相知，共事拒俄运动，自是互相了解信任的基础。
(8) 江东则指出：“当时，国学宗师章太炎门下的新派渐起，在北大教员中，钱玄同、沈兼士、马幼渔、黄侃等，都是新派代表。沈尹默与沈兼士是同胞兄弟，因此，也就被认为是章氏门生了。新派是反对袁世凯的。”〔《沈尹默与章士钊》，载《学林漫录》（十一），1985年，中华书局，北京〕
(9) 《时报》，1915年4月3日，1917年3月6日和4月13日。
(10) 唐振常，《蔡元培传》，页122—123，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8月。
(11) 《五四运动与北京大学》，见《青年运动回忆录》，页56，中国青年出版社，1979年。
(12) 罗章龙，《回忆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载《新文学史料》1979年第3期，页9。何思源，《五四运动回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北京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文史资料选编》（四），1979年。缪培基说：“由于蔡校长之兼容并包主义，大公至诚的精神，国内鸿儒硕学都集中在北大。”（《为什么庆祝北大卅一周年》，载《国立北京大学卅一周年纪念刊》，台湾传记文学出版社，1971年）
(13) 蔡元培，《自写年谱》（三）手稿，蔡元培先生哲嗣蔡怀新先生藏。
(14) 《蔡先生在北大的二三事》，载《文史资料选辑》第二十八册，页64。
(15) 许德珩，《五四运动六十周年》，载《五四运动回忆录》（续编），页40。又郑天挺，《蔡先生在北大的二三事》，载蔡建国编《蔡元培先生纪念集》，页191—192，中华书局，1984年，北京。《忆我们的老校长蔡元培》和顾颉刚《蔡元培先生与五四运动》见上及蔡建国编，《蔡元培先生纪念集》，页159、页182。
(16) 蔡元培，《自写年谱》（三）手稿，蔡元培先生哲嗣蔡怀新先生藏。但在1919年前，鲁迅尚未到北大任教。五四当事人回忆文章中，常见人物时间的讹误，用者必须考核才可作准。
(17) 《五四运动与北京大学》，载《五四运动回忆录》（上），页219，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年。
(18) 杨亮功，《早期三十年的教学生活》，页13，台湾传记文学出版社，1980年。
(19) 表中资料主要根据《北大日刊》1917年11月28日、29日《文科本科现行科程》，30日《专任教员题名》，12月5日、12日、15日、16日记事；1918年1月1日、5日《文本科第二学期课程表》，2月8日、6月20日、7月3日、10月23日记事；1919年1月25日、4月15日、6月4日、12月21日记事等。另《国立北京大事纪念刊》（二）等等。《北大日刊》所载也不见得完整，特别是一些兼任教员，所以也分别参考了其他资料，分别见各人物注释中。
(20) 李大钊1917年11月入北大是经章士钊的推荐，接任其图书馆主任之职。李大钊自在日本《甲寅》杂志投稿开始，与章士钊、高一涵、陈独秀等人往来密切。所以章氏的推介，因“时校长为蔡孑民，学长陈独秀两君皆重守常，当一说则行”（《李大钊先生传序》，见张次溪，《李大钊先生传》，页5，香港神州图书公司影印本）。另有说李大钊之就北大图书馆长职，乃汤化龙向蔡元培引荐的，但可疑。高一涵是在1918年到北大，先在北大丛书编辑委员会工作，1921年才任北大教授（前见《漫谈胡适》一文）。李辛白，原名修隆，字燮枢，安徽无为县人。1901年入南京高等警官大学堂。1904年参加陈独秀、柏文蔚组织的“岳王会”，投身革命。1905年留学日本，就读早稻田大学，是首批加入同盟会的人。诗人。1907年与范鸿仙创办《安徽白话报》于上海，在清末已与高一涵、胡适友善。1911年7月，胡有寄李辛白书可见；〔《胡适日记》（一），页53，台湾商务印书馆，1977年第四版〕曾任龙圣祠巡警都员。武昌首义后，任芜湖军政府民政部长。1912年与吴伯岚等三四人办《共和报》。“后来陈独秀、胡适到北京大学，李辛白亦随之，至北大任职。”（石原臬，《胡适与陈独秀》，《胡适研究丛录》，页82，三联书店，1988年，北京）1917年任北大庶务主任，后改任职出版部主任，支持新文化运动，另为“进德会”会员和“书法研究会”发起人。1919年办《新生活》周刊，很有影响〔黄华康，《李辛白先生传略》，载《安徽史料选辑》第五辑，页42—44。《民立报》（32册）884号，1913年7月14日。马俊如、张永松，《新文化运动的先驱——李辛白传略》，见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安徽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人物春秋》，安徽人民出版社，1987年〕。
(21) 《复吴敬恒函》（1917年1月18日），载《蔡元培全集》（卷二），页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