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文化运动倡导力量的形成
由一、二两章关于《新青年》杂志和北京大学新文化运动倡导力量的结集过程的分析中，我们不难发现，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相互间有着相当接近的背景，他们早在杂志创刊和进入北大前已有颇密切的人际关系。
近年的研究，已突破长期以来认为以《新青年》和北京大学为中心的新文化倡导力量，除蔡元培外是“辛亥革命之外的力量与辛亥革命时期的人物属于两个不同世代”的说法，(1)并开始探究他们与各种政治势力的关系，或试图为他们归属某种政治势力做定位。日本学者斋滕道彦认为，检讨民国三年组成的“欧事研究会”与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的关系，为今后的课题。(2)而另一日本学者末次玲子也强调了“欧事研究会”和“共和维持会”的旧国民党系谱与新文化运动的密切关系，并认为这是民国后孙中山派遗留下来的对辛亥革命持不同解决方案的一政治系谱。(3)他们这种派别印象主要根据“欧事研究会”内有蔡元培、陈独秀、章士钊和吴稚晖等人。另谷钟秀、杨永泰等人组织了“共和维持会”，并在1915年创办《中华新报》，陈独秀是执笔者之一，陈独秀又是1917年5月6日成立的“政余俱乐部”的成员。斋滕、末次二氏指出新文化运动部分人物与民国初年政治势力的关系是有意思的；但作为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的政治系谱的根据，显然过于穿凿附会了，而作为政治势力和思想流派的溯源，也未触摸到核心。所以，如果用既存政治组织和势力去给新文化运动倡导者做定位，显然是徒劳无功的。
前二章详列新文化运动倡导者的履历，反映出以《新青年》和北京大学为基地的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与辛亥革命有不同程度的关系，这是很值得注意而且是理解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渊源和性质的关键，这也是过往的研究极其忽略的。
试举例，如蔡元培、陈独秀、鲁迅、苏曼殊、高语罕、潘赞化、钱玄同、易白沙、刘叔雅、沈兼士、沈尹默、李大钊、陈大齐、高一涵、刘半农、程演生、谢无量、马君武、李辛白、光升、李石曾、吴稚晖、杨昌济等人都在不同程度上参与了晚清民初的反清反军阀的革命运动，称得上是革命党人。
再具体分析，蔡元培、陈独秀、谢无量、鲁迅、苏曼殊、潘赞化、马君武、杨昌济、陈大齐、吴稚晖、刘叔雅等在20世纪初年，革命运动在日本和国内勃兴之初，这些人物已是运动的参与者和推动者。其中不乏一方面革命运动的组织者和领导人。蔡元培自1902年起组织“中国教育会”，1903年组织“爱国学社”。1904年担任“光复会”会长，1905年担任“同盟会”上海分会会长。民国建立后担任教育总长的事迹，较为人熟知了。陈独秀在辛亥革命中的事迹及其对该运动的贡献，是近十年研究的新成果。1900年，陈氏已然具有反清思想和活动。1902年与苏曼殊、张继等人在日本组成了有革命性质的团体“青年会”。1903年在拒俄运动中，陈氏是安徽该运动的最主要的组织者。1905年初创办了“岳王会”并任该会总会会长。“岳王会”在辛亥革命中的重要性有不逊于“光复会”和“华兴会”的地方，是安徽、江苏革命力量的母体。尤其在革命武装力量依倚极深的新军的组织上，“岳王会”中人行之最早，华中和广东新军革命力量的奠基者，大都是该会中人。武昌首义后，陈独秀任安徽革命政府的秘书长之职，在安徽政务上擘划良多。他也是安徽二次革命的积极策动者。所以陈独秀绝对是一个与辛亥革命运动相终始的资深革命人物。
其次，较蔡、陈、吴、马等人年纪较轻，但在清末民初积极预身革命活动的有刘叔雅、高语罕、易白沙、李大钊、高一涵、刘半农、李辛白等。其中刘叔雅、易白沙、李辛白等有相当的革命地位。其他即使如胡适、周作人、吴梅等虽未预身具体革命活动，在清末民初，始终算是站在同情革命派立场的。
上面一番史料的疏解，充分反映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指导势力不仅不是辛亥革命之外的力量，而应是辛亥革命力量的一部分。换句话说，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指导势力与辛亥革命运动也不是两个世代，而是同一世代的人；两个运动在人物谱系上有一种承接的渊源。
作为辛亥革命运动党人的五四时期新文化运动的指导者，个别人物如蔡元培、陈独秀、刘叔雅、潘赞化等在辛亥革命运动中，在革命力量的组织、革命行动的推动上有较大的贡献。但总的来说，这批人包括蔡氏和陈氏，都是倾向学问钻研、学有专精的知识分子；在革命工作上又是较长于思想言论的鼓吹，教育文化的推广方面。尤其在辛亥革命后期，经多次革命行动的挫折，他们较疏离于日趋实际组织军事力量以图起事的革命主流力量。
与这批原属辛亥革命力量的一部分的五四新文化倡导力量相比，值得注意的是，同样任教职于北京大学的，尤其是文科教授中对新文化运动持不同态度的另一批人也是辛亥革命时期的革命党人。随手举之，如黄侃、朱希祖、马叙伦、黄节、刘三、叶瀚、贺之才、吴梅、沈兼士、章士钊、马裕藻、梁漱溟皆属之。所以，以北京大学和《新青年》杂志为中心的五四前期新文化运动的指导者，固然是辛亥革命时期的革命党人，属辛亥革命力量的一部分；同样在北京大学内，其后创刊了《论衡》杂志为据点的维护传统文化的章太炎、黄侃、马叙伦、刘师培、黄节等同样是辛亥革命党人，在这一点，他们的背景与新文化运动倡导者相近，年龄亦相近。这两批赞成和反对新文化运动的原辛亥革命党人之间，在进入北大前，不少有师生、师友或共事革命的同志关系，交谊并不寻常。甚至可以说，如果不用太对立的立场看待他们，在北洋军阀政府牢笼下的北京大学，能在蔡元培主持下，校政教务有大兴革，来自新文化运动倡导者以及来自维护传统的文化保守派的支持，相信也是原因。其关键当然是同样有辛亥革命党人的背景。然而在五四前后，他们之间在文化思想上，却明显分裂成两个阵线。熟悉辛亥革命史的人容易看出，这种分野不能以华兴会、光复会等革命派别予以划分。章太炎和蔡元培同是光复会的首领，鲁迅、钱玄同、沈兼士与黄侃同是章门弟子，陈独秀与刘师培、刘三、黄节交谊匪浅。民国后，陈独秀是“欧事研究会”中人，刘叔雅却入“中华革命党”。所以两派的不同，最合理和顺当的解释还是来自思想的分野。新文化运动倡导者代表的是20世纪近代主义西化思想；章太炎、黄侃代表的是维护传统的国粹思想。这方面的详细分析将留待下文。
我们不愿以辛亥革命时期原有的革命团体和派别去界定新文化运动的倡导势力，另一方面，这新文化指导势力与孙中山所领导的主流派在民国后确有疏离的现象，其理由和情况简述如下。
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倡导和指导者，主要是以《新青年》和北京大学所结集起来的知识分子为主；五四运动的发端，及始于以北京大学等高等院校为主的青年学生，这都是共识的历史事实。到了五四前后，无论是倡导新文化运动的知识分子抑或是推动救国运动的青年学生，在当时错综复杂的政治派系和势力中，隐然勃兴成一股新的革新力量。
过往，关于孙中山及当时的国民党之与推动五四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的新兴革新力量的关系，颇有不同的看法。
首先，以罗家伦和黄季陆等人所代表的看法，颇强调了这个运动及其推动力量之与孙中山的关系，(4)不少史家也承其说。(5)其中黄季陆的看法最能概括这种观点。他认为：
五四运动的成因，实导源于中山先生领导的国民革命的发展与继续。这是一个争议不息的问题，不得不加以剖析。要对这一个问题有充分的了解，蔡元培先生所领导的北京大学和他本人的历史，他与中国革命及其与中山先生个人间的关系的明白，是十分重要的。(6)
他以蔡元培在考虑接受当时北京政府的任命为北京大学校长时，在上海曾遭受部分旧日同志的反对。相对于此，孙中山对蔡元培之担任北京大学校长一职却予以赞成的这件事，遂谓“证明中山先生真有眼光和风度。使蔡元培把革命的精神传播到北京去。若再加以蔡先生新任北京大学校长之后与孙中山函件的交往，更知孙中山所依赖于蔡先生的地方，是早有安排和打算的。”黄氏进一步说：(https://www.daowen.com)
蔡先生在北京大学的工作，是革命党隐伏在北方文化教育方面的一着棋。民国八年的五四爱国运动，如果说北京大学是当时思想策动的中心，那么其中心人物无疑也就是蔡元培先生。五四运动的真实意义是国民革命的发展和继续，是固蔽的思想、文化的突破，亦即是另一种形式的首都革命。把当日旧势力集中的北京沉闷的局势翻造过来，影响及全国，使国民革命获得蓬勃便利的发展。当然，隐伏在北方的革命棋子不止蔡先生一人，其他的人和其他的因素很多，蔡先生不过是显著的代表者。……据我所知蔡先生在北大期间所聘请的教授中尚有陈独秀、石瑛、王雪艇、张颐、贺子才、马叙伦、朱家骅、李石曾、吴稚晖诸先生，都是中山先生领导的革命同盟会会员。他们各自到校的时间虽无暇考证，但他们当中有的是新文化运动及影响五四运动的积极分子，有的是民国十五年北伐前在北京主持对军阀斗争的领导人物。(7)
归结上述所说，黄季陆之强调孙中山之与五四运动的关系，其根据是蔡元培等人与同盟会的关系。这种根据不仅迂曲笼统，且词多臆测，缺具体资料的证明。
辛亥革命时期，蔡元培是孙中山的重要革命同志；在五四新文化运动和爱国运动中，蔡元培也担当了“护法”的角色，这都是众所周知的。然而这层关系并不能证明孙中山领导和影响了五四运动，其理也甚明。何况，由现今资料所见，蔡元培出掌北京大学校长非乃孙中山和当时的国民党作为革命策略的着意安排。蔡元培出掌北京大学校长后之与孙中山的来往书信，所道及的都是无关乎实际政治的其他事情。(8)五四时代的蔡元培毋宁说是有意摆脱现实的政治，而专志于文化思想和教育工作。甚至可以说，这是蔡元培、李石曾、吴稚晖等倾向无政府主义的国民党人与孙中山的关系最是疏离的一段时期。(9)1917年3月15日，蔡氏履任北大校长不久所给汪精卫一函中，就明白表示说：
在弟观察，吾人苟切实从教育着手，未尝不可使吾国转危为安。而在国外经营之教育，又似不及在国内之切实。弟之所以迟迟不进京，欲不任大学校长而卒之任之者，亦在此。……弟进京后，受各政团招待时，竟老实揭示不涉政界之决心。(10)
印证这段时期蔡元培的思想和行动，他所说“不涉政界之决心”的思想态度是真实的。蔡元培的这种要摆脱实际政治活动，而从文化教育入手去改造当时中国的愿望，是五四运动前以北京大学和《新青年》为中心的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的共通的思想和态度。
上引黄季陆列举蔡元培出掌北大所聘用的教授中属同盟会会员者，如陈独秀等并非同盟会会员，石瑛、贺子才等确是同盟会会员，然而在五四运动中无甚表现，不大活跃。除此而外，时任教于北大而隶属同盟会籍者尚大有人在，如黄季刚、黄晦闻等，他们在五四运动中并不活跃，甚至是反对新文化运动的。
当然，如果做历史性的分析，五四运动的发生，曾受过孙中山及其所领导的革命运动的影响，或谓蔡元培等原辛亥革命党人在北大推动新思潮运动，客观上为以后的政治形势的发展起了作用，都是无可置疑的。这样的历史性的分析跟具体地说五四运动来自孙中山的领导和影响，层次不同。
相对于黄季陆和罗家伦等人的观点，关于孙中山之与五四运动的关系，另有不同的看法。例如，长期以来，与国共两方面的政治人物有过密切的来往，而且谙于近代政治掌故的曹聚仁，即认为：
其实领导五四运动的文化人，并没有一个是属于国民党的，而且，孙中山本人就主张保持旧文体，不十分赞成白话文的，他也在提倡什么旧道德，和新青年派的反封建观点是相反的。站在新文化的激进线上，研究梁启超派所创办的北京《晨报》和上海《时事新报》的学灯，其在文化上所尽的人力，远在国民党的上海《民国日报》（觉悟）之上。至于共产党的成立，那是后来事。那时的陈独秀乃是属于新青年社，并不曾参加社会主义团体。五四运动乃是一群知识青年觉悟了以后的集团行动，几乎和任何团体没有直接关系的。(11)
曹氏这一段话，虽然不全都妥帖，不过有两点看法是很值得注意的。第一，他认为孙中山和当时的国民党与五四新文化运动和爱国运动没有什么关系；第二，五四运动是一群觉悟后的知识青年的集团行动，与当时的政治团体没有直接的关系。这两个看法颇合乎历史事实。日本的中国问题专家橘朴在其《作为中国民族运动的五四运动的思想背景》一文中也认为：在民国后特别是1917年，青年学生已成为改革的中心力量。当时作为中国的民族革命运动的指导者和赞助者，最具影响力的，首先是北京大学一派，其次是孙中山一派。文中橘朴进一步说，辛亥革命之后，孙中山一派因受袁世凯为中心的军阀势力的压制，到1916年在中国思想界无多大的改进；反而同年末的文学革命的勃兴，直到1923年，北京大学一派却成为青年学生最大的指导势力，云云。(12)
曹聚仁和橘朴的看法，虽乏资料的详细佐证，但确实能道出五四前后思想界的变化。其时，青年学生已成为一股新的革新力量，而《新青年》和北大的新文化运动的指导势力也有别于孙中山及其所领导的政治势力。
20年代初期，在中国政治运动中曾起过举足轻重的地位的苏联驻中国代表马林，也有与曹聚仁和橘朴接近的看法。他在1923年撰写的一篇文章《中国国民党运动之过去及将来》中，道：
当爱国精神表现的时候，当国民革命发达的时候，我们看不见辛亥革命的国民党。例如：民国八年学生大运动的时候国民党在什么地方？民国四年反对日本二十一条要求运动中，有没有国民党？很可以举许多例来指出国民党在学生会、商会和别种团体对列强屈辱中国做示威运动的时候，没有能在其中指导和促进。无怪乎五四运动的学生把国民党忘掉，去年北京双十节纪念在中央公园开会，学生工人到者数千人，连创造民国的国民党的名字也没有提起。国民党所以不能得五四学生运动的领袖，不是没有理由的。(13)
马林的看法应是基于一种观察，相当反映了当时的实在。总的来说，1917年起学生的爱国运动渐趋活跃而且形成一股新兴的革命力量。以北大和《新青年》为中心的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也尽然成为青年运动的指导力量。相对于此，孙中山和当时是中国政治主导势力的国民党，在五四期间特别是1919年以前，对这股新兴的力量不仅不能做有效的指导，甚至呈现了疏离的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