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前倡导力量与政党政治
由现有资料所见，以北京大学和《新青年》为中心的新文化运动的倡导力量，在五四运动前，与孙中山及其领导的政治势力关系不大。反而有一种要求摆脱和超越包括当时的国民党在内的既存的政治势力的言论，五四运动前在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的文章中，屡有所见。譬如，时任北京大学文科学长同时是《新青年》杂志的创办人的陈独秀，在所撰《1916年》一文中，即揭示要“从事国民运动，勿囿于党派运动”。他认为“政党政治，将随1915年为过去之长物，业不适用于今日中国也”(14)。另在《答汪叔潜（政党政治）》一公开信中，陈氏强调要区别政党政治和国民政治，表明《新青年》所从事的是求国民觉悟的国民政治。甚至在1919年12月1日《本志宣言》中，陈氏仍强调“我们主张的是民众运动社会运动，和过去及现在各派政党，绝对断绝关系”。(15)胡适日后屡屡提及，说当时《新青年》杂志同人有“二十年不谈政治之理想”的一番话，是为人所熟悉的。(16)如果我们不怀疑胡适这番话的真实性，又将这句话理解为不具体谈现实政治和从事实际政治活动的话，这句话确实反映了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在五四前期的态度。
随着新文化运动的影响力的扩大，以北大和《新青年》所结集起来的一群人隐然成为进步青年最有力的指导力量，也因此在他们间逐渐形成了相当浓厚的自成势力的集团意识。1919年五四运动的发生，同时表现出这个指导势力有了明显的分化。(17)即使在公开分化的五四后期，他们的自成势力的集团意识仍旧存在。1922年初，距全力协助孙中山推动国民党的改组为时不远，且因《问题与主义》而两人公开论争的时候，李大钊曾给胡适一封信，内中说道：
现在我们大学一班人，好像一个处女的地位，交通、研究、政学各系都想勾引我们，勾引不动就给我们造谣；还有如国民系看见这些系的垂涎，便不免起点醋意，真正讨厌。(18)
这种以北大为中心，自别于各党派甚至包括了国民党在内的派别思想，不难在这封信充分反映出来。
国民党与五四运动关系不大，新文化运动其中的一个倡导者沈尹默曾有过一段论述：
当时国民党方面只有孙中山先生重视这一运动，能利用它革新了自己的思想，订定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关系后来的革命是很大的。其外的党人们，则不见受到多大的影响，甚至有些元老们如戴季陶等还有点漠视这个运动，因而嫉视到北大，并且非难到蔡孑民先生，这是要争革命首功的心理所造成的思想，那便不足道了。(19)
所论虽指的是五四运动后的事，这也反映了国民党与五四运动之间的疏离情况。五四运动后国民党中除了孙中山外，廖仲恺、朱执信和邵力子等人也注重五四运动且深受影响。
这个原属辛亥革命党人的新文化运动的指导力量，五四前后之所以自别和疏离在当时仍代表革命实力派和主流派的国民党，革命派系的分歧、文化修养和教育背景的不同、地域性的人际关系的影响，都是部分的理由。然而经二次革命的挫败，国民党或中华革命党仍一如过往，专注于上层的政治活动并诉之于军事行动，在革命思想和方法未见有改弦更张的情况下，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却代表了思想界的新趋势，他们对如何挽救和改造中国在思想和方法上都有进一步的认识，这应是他们与国民党势力疏离的最重要的理由。当然民国成立后，国民党的腐败也足令进步的知识分子和爱国学生感到失望而加以离弃。这种事实，其时的国民党重要干部于右任就曾慨然分析过，说：
中国政治界之黑暗，亦可极矣。爱国之政治家必相互结合以自厚其势力，庶可以与此黑暗势力相搏斗，国民党即从事于此等搏斗之一种结合也。国民党之搏斗，十余年未有奏效，考察其故，以为有二：一、国民党本身之刷新也。国民党自以同盟会完成辛亥革命之功，旧时同志既不免偶染官僚恶习，而民国初立，入党之分子更不免有复杂冒滥；中间经二次革命之顿挫，党员穷困，亦多失其所宗。故其与党也，遂不免貌合神离，为后诟病。……二、有力同志之未尽加入国民党也。民国自被袁氏蹂躏，一般学人颇质疑于政治活动之未足以救国，及后稍有觉悟，又多泛滥于高远无着落之各派社会主义。近两三年，始渐闻有认定应为政治活动之社会党（即陈独秀君所组织），然此等社会党对于国民党不免若即若离。(20)
于右任这段描述民国初年政局和国民党当时处境的话，有助于我们对新文化运动倡导势力与当时国民党甚至孙中山疏离的情状的理解。(https://www.daowen.com)
这种要摆脱既存的政治势力，连同孙中山及其领导的政治势力在内也予以疏远的心理，自二次革命失败后，不仅见诸新文化运动的指导者，即使在一般的爱国知识青年中间，也很普遍。
五四运动的张国焘，对其时青年人这种心理状况有过一段回忆性的描述。他写道：
当时一般青年愤恨日本的侵略，对于段祺瑞的亲日卖国行为，尤为切齿，可是他们目击现实政治的混乱和腐败，多表示鄙薄不愿与闻。即对孙中山所领导的国民党，也因其混乱及反日面目的不够鲜明，不寄予甚大的希望。虽然青年们觉得反日爱国行为为不可放弃的天职，可是没有组织，发动不起来，甚至有些人惧怕会因此卷入现实政治漩涡中去。部分青年从事新文化运动，也有不多谈现实政治的倾向。(21)
张国焘的回忆录，虽然常见有主观的见解和虚饰自己的内容，不过这段刻画五四运动前知识青年对政局和既存政党的冷淡的情形，却相当真实。这种具体材料难于遍举，其中“少年中国学会”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可资说明。
“少年中国学会”是五四时期所“出现的历史最久，会员最多，分布最广，分化也最明显的一个社团”。而且社团成员，大都是五四运动中的活跃分子，代表性很强。被认为在五四运动中，“出力最多”(22)。该会发起人之一的王光祈在1918年6月30日发表的《本会发起之旨趣及其经过情况》中说：
本会同人何为而发起斯会乎？盖以国中一切党系皆不足有为，过去人物之使人绝望，本会同人固欲集合全国青年，为国创造新生命，为东亚辟一新纪元。故少年中国学会，中华民国青年活动之团体也。(23)
甚至“少年中国学会”会章的第十四条也规定“凡会员有下列行为之一者，由评议部提出警告书，送交该会员，劝其从速悔改”。这条规定的其中一项会受警告的行为是“与政党有接近嫌疑，因而妨害本学会名誉者”(24)。即使到了1919年初，“少年中国学会”这种摒弃既存政党及疏远当今政治人物的态度，依旧执着。在《1919年1月23日上海会员在吴淞同济学校开会纪略》中，再次申明该会“会员觉得现在国中一切党派系过去人物，全不足有为，故意从青年下手，造成健全团体”(25)。这里所说的“一切党派”自然包括了孙中山及其所领导的革命党。同样，作为“少年中国学会”的重要成员的许德珩，回忆五四运动时期他接触了孙中山，也说到“我们那时立志不依靠任何人，完全自主，也不沾染任何一个党派，因此和孙中山只有私人接触，没有要他一个钱”。(26)即使在1919年五四运动之后，学生日渐与孙中山接近，可是不少学生仍有坚持要疏离孙中山及其领导的政党的情绪。(27)
以上的例证，反映了五四时期，尤其是五四事件以前，新文化运动的指导力量与爱国青年之间与孙中山及其领导的革命活动的疏远的状况，并且都有要自造革新势力的倾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