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后倡导力量与孙中山的结合
1919年五四运动的发生，是新文化运动指导力量和知识青年与孙中山及其领导的革命运动由疏离而走向合流的转捩点。这种新形势的造成，与孙中山个人所起的作用是分不开的。
正如论者所指出，孙中山虽然没有“积极地领导五四运动”(28)，可是五四运动一经发生，孙中山还是表示同情，不断予以声援和支持。诚然，对民国以来的有些学生运动，孙中山不时予以声援。如同早在1915年，学生为反对“二十一条”条约，孙中山就曾应学生的请求，发电声援。(29)1918年5月，北京学生发起一两千学生向国务院请愿的事。这是民国以来学生的第一次大规模的请愿运动，孙中山发电支持。(30)这些支持都比较着眼于当时对北洋军阀的对抗的作用上。不过，学生爱国运动所显示的力量为孙中山所正视和给他明显的影响，是1919年的五四运动。五四事件发生，孙中山即电当时的执政者段祺瑞和广东政府，要求释放被捕的学生。5月8日南京华侨学生代表大会决议请各方争回青岛，维持国权，请予赞助。孙中山即批示：“代答奖励：云此间有一分之力，当尽一分之力也。”(31)9月8日批示北洋大学湛伊勋的来函，他表示要“代答嘉奖之，学生思想当然如此，深望结合同学同志为最后之奋斗，以达最后之破坏目的”(32)。五四事件后，北京等地的学生联合会的代表集合在上海筹备成立全国学生联合会。孙中山赞成学生联合起来，扩大学生运动。全国学生联合会在上海成立，孙中山曾给予经济上的支持，并应学生的邀请到联合会演讲。(33)五四运动期间，作为一个中国革命的先行者和革命领袖，孙中山这种对学生爱国运动的支持的态度，无疑给爱国学生带来鼓舞和信心。不过由现今孙中山留下的文字来看，1919年间，孙中山对五四运动和新文化运动并没有太多公开的积极支持。直到1920年初，才见有积极和较全面的评价。(34)
所以五四运动期间，学生领袖或出于自己的主动或应孙中山的邀请，纷纷拜会了孙中山及其干部，双方借此交换了对国事的意见。当时的学生领袖如许德珩、张国焘、何世桢、程天放、段锡朋、罗家伦、康白清、何葆仁等都一次或多次与孙中山及其他国民党要人会晤过。其中除了个别学生领袖因面晤了孙中山而立刻加入国民党外，其他大都是拜会和对国事前途交换意见的性质，孙中山与新兴的知识分子的革新力量的合流，还有着一个互相认识的过程。五四期间，孙中山与爱国学生的直接来往和思想的交流，无疑促进了相互的了解和加深了相互的影响。在当时这些曾面晤过孙中山的青年学生的日后回忆中，不乏记述了他们在如何解决当前中国的方法和思想上，与孙中山时有不同的看法而引致争论，终于互相了解进而互相影响的记叙。(35)
同样，由现今所见资料，孙中山及其重要干部与北京大学和《新青年》杂志为中心的新文化运动的指导者的接触和联系，也多在五四运动之后。
当陈独秀被北洋政府逮捕和传出胡适被捕的消息，孙中山就表示了关心。(36)戴季陶在致胡适的信中，对陈独秀的被捕，表示了“非常伤感”。(37)廖仲恺在陈独秀出狱后，去函致意。(38)沈定一、戴季陶和廖仲恺为他们在上海创办的《星期评论》和《建设》向北大同人蔡元培、陈独秀、蒋梦麟和胡适恳切约稿。(39)孙中山一再通过戴季陶、廖仲恺等人寄上他的《孙文学说》和《实业计划》给胡适，请胡适在《新青年》和《每周评论》做介绍和批评。孙中山对胡适的著述，也鼓励有加。(40)陈独秀因北洋政府压迫在1920年初离开北京到上海，似乎与孙中山近身人物如朱执信、戴季陶往来也多。(41)另外，众所周知，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的指导者之一的李大钊是促成国民党的改组和此后的国共合作的关键性人物，他与孙中山的初次会晤，也是在1919年五四运动之后。(42)自此，李大钊与孙中山则保持相当密切的关系。同样，五四事件后，蒋梦麟到北京代理蔡元培执行校务不久，即收到孙中山给他的信，要他“率领二千子弟，助我革命”。(43)以下诸项资料，都说明了孙中山及其同志加强与新文化指导势力的联系，是在五四事件之后，同时反映了其间孙中山对这股新兴革新力量寄望之厚和争取之殷。
孙中山及其亲近的党人之与新文化运动和爱国运动的新兴的革新力量有意识地加强联系，是在五四事件之后。不过这并不表示自此而后孙中山和国民党即与这股新兴力量结合起来。两者的合流进而使中国革命进入另一个新的阶段，尚经三四年的发展过程。毋庸讳言，孙中山之对五四运动有充分的认识也有一个发展的过程，即是随着五四运动所产生的影响的扩大和意义的显豁，孙中山则由最初之只侧重学生力量的本身而逐渐受进步思潮的影响，促进了其革命思想的发展。孙中山这种革命思想的发展，也是他能结合新兴力量的基础。种种迹象显示，1922年到1923年间，孙中山在全国特别是在知识青年间已重新确立了其作为革命领袖的地位，而知识青年结集到孙中山为首的革命运动中去者渐众。(44)当然，在这个结合的过程中，五四运动以后组成的中国共产党起了一个重要的推动作用。国共合作而造成的国民革命运动是其结果。
五四运动后，孙中山所以能重新赢得新兴力量的拥护，与上面所说他在五四运动期间给予的声援和支持是很有关系的。另一方面与五四运动后，知识青年日益要求趋向从事实际政治和社会运动的动向，也有密切的关系。孙中山的丰富革命经验和领导能力最能结集政治力量。
五四运动前夕，由于国内外政治形势的逼拶和新思潮的冲击，无论是专注于倡导文化思想运动的指导势力，还是纯粹从事爱国运动的青年学生，要从事实际政治和社会运动的倾向，一方面促成了新文化运动指导势力和知识青年团体的分化，另一方面也有利于与一直坚持不懈、努力于实际革命运动的孙中山的合流。这种因要求从事实际政治运动而致新文化运动和爱国青年团体的分化，可以从《新青年》同人和“少年中国学会”的分裂情况反映出来。
关于五四运动后《新青年》同人之所以分裂，胡适屡屡言之，其中他说：
在民国六年，大家办《新青年》的时候，本有一个理想，就是二十年不谈政治，二十年离开政治，而从事教育思想文化等等，非政治的因子上建设政治基础。但是不容易做到，因为我们虽抱定不谈政治的主张，政治却逼我们不得不去谈它。民国六年第二个学期，陈先生来到北大，七年陈先生和李大钊先生因为要谈政治，另外办了一个《每周评论》，我也不曾批评他。(45)
诚如胡适所说，陈独秀和李大钊等创办了《每周评论》，确反映了新文化运动倡导者之由纯粹的文化思想的运动进而走向实际政治改革的新动向。在五四前夕，陈独秀就已经一再在文章中强调不能不谈政治。(46)五四后，陈独秀要谈政治的态度愈益坚决。这种要谈实际政治和仍然维持回避现实政治而只从事文化教育工作的分别，促成了《新青年》同人的分化，当然也不能否认两者之间也存在着政治观点的歧异。陈独秀和李大钊所代表的是要积极走向现实政治运动；而胡适所走的是要坚持纯粹文化思想活动甚至是走向“整理国故”的路向。前者在从事社会主义运动的同时，日益与孙中山所领导的革命运动接近；而相反，谓被迫谈政治的胡适在其所创办的《努力》周刊上，则对孙中山及国民党多有攻击。这种分野具体而微地透过李大钊给胡适的一封信反映出来。上文所及1922年初李大钊给胡适的一封信的态度，仍以《新青年》为一独自的力量而区别于国民党，但是同年8月李大钊致胡适一信中，态度有了很大的变化。信是这样的：
适之吾兄：
学潮如何结束？中山抵沪后，态度极冷静，愿结束护法主张，收军权于中央，发展县自治，以打破分省割据之局。洛阳对此可表示一致，中山命议员即日返京。昨与溥泉、仲甫商结合“民主的联合战线”democratic front与反动派决战。伯兰稍迟亦当来京，为政治的奋斗。《努力》对中山的态度，似宜赞助之。弟明日与仲甫赴杭一游，一二日即回沪去洛返京矣。余容面谈。请将此情形告知梦麟、一涵诸同人。
弟
李大钊(47)
李大钊在信内之明揭要原北大和《新青年》的同志，一同赞助孙中山组成“联合战线”与北洋军阀斗争的意向，对于曾并肩从事新文化运动的胡适仍尽力争取。这种态度，不仅见于李大钊、陈独秀和其他一些新文化运动的推动者；另外如高语罕等，对胡适等埋首国故，背离孙中山所代表的革命势力，很不表示赞同。(48)
至于以陈独秀和李大钊为首的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何以会与孙中山及其政党由疏离而走向结合，可由李大钊在1923年5月10日发表的《实际改造的中心势力》一文见其端倪。李大钊说：
因此势必要作为改造的中心的东西。到底什么是需要的呢？以我个人的见解，就是首自先以中国国民党作为中心，除了使要更大更有力量之外，一点其他道理都没有。现在的国民党还没有什么实力，然而这个团体尚有容纳我们考虑问题的包容力。而且孙文是很有理解人们主张的理解力，加上我们对它不适当之处的改良，继而使该党形成为更加有力的团体。(49)
由此可知，不仅见到新文化和爱国运动新兴势力与国民党合流的理由和趋向，也由之可反映对于促成这种汇流，孙中山个人所起作用的重要。
这个新兴革新势力的分化和重组，不仅见于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即在一般从事爱国运动的学生团体中也有同等的现象。五四时代另一活跃分子黄日葵在五四事件后翌年，对这种青年学生的分化做出了分析。他认为：
五四运动之前年，除《新青年》杂志为教授所主持者不计外，学生方面有两种大的倾向，……一种倾向是代表哲学方面，另一种倾向是代表政治社会问题方面。前者是《新潮》杂志社，后者是《国民》杂志社。《新潮》于思想改造、文学革命上，为《新青年》的助手，鼓吹不遗余力，到如今这种运动已经普遍化了。《国民》杂志这一群，始初以反抗国际帝国主义（日本）之压迫这点爱国的政治热相结合。在杂志上可以看出他们对于政治问题、社会问题是特别注意的。他们在民国七年为军事协议问题发起中国第一次的政治示威运动，八年发起五四运动，并为这个运动的中坚。五四运动以后，这一群的倾向越发分明了，他们显然是社会主义——尤其是布尔什维克主义的仰慕者了。
新潮社一派，隐然以胡适之先生为首领；国民杂志社一派，隐然以陈独秀先生为首领。前者渐渐倾向于国故整理的运动，……陈独秀先生一源，现在在做实际的社会革命运动。(50)
这种分析不全是个人的观点，“少年中国学会”的分化就是黄日葵所说的印证。
当然，实际政治和社会运动的要求是一种动向，而这股五四新兴革命力量能与孙中山为首的既存政治势力结合，必然有着可结合的思想基础。正如李大钊所说“加上我们对它的不适当之处的改良”。这种造成了结合的思想基础可由五四运动对孙中山的具体影响见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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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曹聚仁，《文坛五十年（巳）集》，页104、页107，香港新文化出版社。闻一多，《五四运动的历史法则》，载《闻一多全集》（三），页32，日本大安株式会社影印本，1967年。陈旭麓，《论五四初期的新文化运动》，载《历史教学问题》（月刊），1959年第5期。
(2) 《五四北京学生运动断面》，载《五四运动史像の再检讨》，页159，日本中央大学出版部，1986年。
(3) 《五四运动と国民党势力》，载前见《五四运动史像の再检讨》一书，页287、页288。
(4) 罗家伦，《对五四运动的一些感想》及《蔡元培先生与北京大学》，载《逝者如斯集》，页5、页55，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67年9月初版。又罗家伦，《从近事回想当年》，载《罗家伦先生文存》（一），页147，1976年，台北。黄季陆，《蔡元培先生与国父的关系》，载《传记文学》第五卷第三期，1964年9月初版，台北。又罗敦伟说“五四运动所提政治方面的口号，都与国民党的政纲相同，很快的会流于国民革命运动”云云。见《五四运动总清算试探》，载《五四新文化运动的评价》，页43、页45，台北环宇出版社，1974年再版。
(5) 陈春生，《新文化的旗手——罗家伦传》，页41，台北近代中国出版社，1985年9月。又吕芳上，《朱执信与中国革命》，页231，台北东吴大学中国学术奖助委员会，1978年。陶英惠，《蔡元培与北京大学》，《“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五期，1976年7月，台北。李云汉说：“因五四运动后动于北平，北大又为其大本营，其时北大校长是蔡元培（孑民）先生，蔡为国民党员秘密到北方工作的，故以北大为中心爆发之五四运动，孙中山焉有不知之理？!”其证据只是以五四后孙中山对五四运动的支持做说明（《中国现代史专题研究报告》第一辑，页9，中华民国史料研究中心，1970年12月出版，台北）。
(6) 罗家伦，《对五四运动的一些感想》及《蔡元培先生与北京大学》，载《逝者如斯集》，页5、页55，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67年9月初版。又罗家伦，《从近事回想当年》，载《罗家伦先生文存》（一），页147，1976年，台北。黄季陆，《蔡元培先生与国父的关系》，载《传记文学》第五卷第三期，1964年9月初版，台北。又罗敦伟说“五四运动所提政治方面的口号，都与国民党的政纲相同，很快会流于国民革命运动”云云。见《五四运动总清算试探》，载《五四新文化运动的评价》，页43、页45，台北环宇出版社，1974年再版。
(7) 罗家伦，《对五四运动的一些感想》及《蔡元培先生与北京大学》，载《逝者如斯集》，页5、页55，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67年9月初版。又罗家伦，《从近事回想当年》，载《罗家伦先生文存》（一），页147，1976年，台北。黄季陆，《蔡元培先生与国父的关系》，《传记文学》第五卷三期，1964年9月初版，台北。又罗敦伟说“五四运动所提政治方面的口号，都与国民党的政纲相同，很快的会流于国民革命运动”云云。见《五四运动总清算试探》，载《五四新文化运动的评价》，页43、页45，台北环宇出版社，1974年再版。
(8) 蔡元培分别在1917年4月14日，1918年11月18日、同年12月，1919年1月9日、同年1月21日致函孙中山共五通。第一通是覆撰黄兴墓碑事；第二、三通除了推介友人外，乃向孙中山鼓吹和平主义；第四、五通在咨询孙中山关于辛亥革命时期会党的史迹。无一道及实际政治活动。见高叔平编，《蔡元培全集》（卷三），页220、页232、页241、页243等，中华书局，1984年，北京。
(9) 正如周策纵在其关于五四运动的专著所指出的：“在事件发生之时，他们大都倾向于社会主义和民族主义，蔡元培、吴稚晖和党的组织关系实际上并不密切。”（The May Fourth Movement，p. 217，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60）傅斯年在其《五四偶谈》一文中指出说：“当年蔡孑民先生已就北大，其形势如入虎穴。蔡先生之办学，兼容并包，原非徒为国民党而前往，这个中间自然还有一段故事，恐怕是吴稚晖先生知道最清楚。”〔见《傅斯年选集》（八），页1323，台北文星出版社，1967年〕再结合1917年1月18日蔡元培覆吴稚晖函，蔡元培之就任北大校长时曾先商于吴稚晖，信内又邀吴任学监主任。这里真有一段故事，可供考证〔见《蔡元培全集》（卷三），页10—11）。傅斯年所说是知道底蕴的，但他不愿明白说出。我们再引对当时政坛内情知之甚详的梁漱溟一段回忆，傅斯年不愿明说的内情，就朗现无遗了。梁曾说：同盟会里面的人的思想是多种多样的。孙先生虽自有一套学说和具体主张，却全然不能以此统一其党人的思想意志。大约不同于他的，至少可分为两派：一派是无政府主义者，例如吴稚晖、蔡元培、李石曾、张静江、张继等许多人物都是，乃至汪精卫亦接近于此。……又一派则是资产阶级和民主政治思想，换言之，就是倾向欧美近代政治，特别是美国式的议会政治，宋教仁即是代表。由之，蔡元培甫掌北大，即要援引汪、李、吴诸人到北大，其中意趣倾向，可思过半了（《忆往谈旧录》，页41，中国文史出版社，1987年）。
(10) 《致汪兆铭》（1917年3月15日），载《蔡元培全集》（卷三），页26。信内所及与1918年蔡元培致孙中山函的内容相同，主张应着重民生和教育作为建国根本的思想，显然与孙中山所坚持政治革命的思想有分歧处。
(11) 曹聚仁，《五十年来的回想》，页104—106。
(12) 《中国民族运动としての五四运动の思想背景——学生运动の意义及效果》，载《中国研究——橘朴著作集》（第一卷），劲草书房，昭和四十一年一月（1966年），日本。(https://www.daowen.com)
(13) 孙铎（马林），《中国国民运动之过去及将来》，原载《前锋》第一期，今引自《二大和三大》，中国现代革命史资料丛刊，页381，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8月初版，北京。
(14) 见《新青年》第一卷五期，1916年1月。
(15) 见《新青年》卷二第一期，1917年2月1日；第七卷第一期，1919年12月1日。
(16) 胡适在1935年所撰写的《纪念五四》一文中说：“七年［1918年］的《新青年》杂志是有意不谈政治的。不谈政治而专注意文艺思想的革新，那是我的主张居多。陈独秀、李大钊、高一涵诸先生都很注意政治的问题。蔡先生也是关心政治的改善的。这种政治兴趣的爆发是在欧战终了（七年十一月十一日）的消息传来的时候。”（见《独立评论》144号）陈独秀在1920年9月1日撰写的《谈政治》中也说：“本志社员中有多数人向来主张绝对不该谈政治，我偶然发点关于政治的议论，他们都不以为然。但我终不肯取消我的意见，所以常劝慰慈、一涵两先生做关于政治的文章。”（见《新青年》八卷第一期，1920年9月1日）
(17) 现据能见的史料的蛛丝马迹，《新青年》杂志同人的分化不自1919年五四始，1918年底已见明显。最典型的事例是1918年12月，陈独秀和李大钊已办了《每周评论》谈现实政治；1919年5月15日创办的《新中国》的撰写人不少也是《新青年》杂志中人，主要有胡适、高一涵、陶履恭、陈启修等，其他人有朱谦之、张君劢、包天笑、李髯等。其宗旨：“故欲以新政治、以新道德、以新学术而造新思想者，其势逆。以新思想而造新政治，而造新道德，而造新学术者，其势顺。”所以文章主要以介绍西方资本主义政治理论和思潮为主，少及政治。1919年4月李大钊《致胡适》函中，有“所说《新青年》同人中，也不多愿我们做《新中国》。既是同人不赞成，外面又有种种传说，不办也好”的话。以下以日本“黎明会”去说明不同主张而结合的例子。这都是可意味的（见《李大钊文集》，页936，人民出版社，1984年12月初版，北京）。
(18) 《致胡适》，载《李大钊文集》，页951。胡适也认为“当时在北方的新势力中心只有一个北京大学”〔见《胡适回忆〈新青年〉新白话文运动》，载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五四运动回忆录》（上），页168，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年3月1版〕。
(19) 《五四对我的影响》，载《五四运动回忆录》（下），页1003。
(20) 《国民党与社会党》，载《东方杂志》第二十一卷第一期，商务印书馆。
(21) 《我的回忆》，页43—44，明报月刊出版社，1974年，香港。
(22) 《五四时期期刊介绍》（一），页235，人民出版社，1958年，北京。
(23) 张允侯等编，《五四时期的社团》（一），页219—220，三联书店1979年4月1版，北京。
(24) 《少年中国学会规约》，载《五四时期的社团》（一），页226。
(25) 《五四时期的社团》（一），页286。
(26) 许德珩，《回忆国民杂志社》，载《五四时期的社团》（二），页37—38。
(27) 据屈武的回忆说五四发生后，孙中山应学联的邀请做演讲，“当时听讲的学生，大多数同意孙中山先生的主张；有少数人认为学生运动应该是‘纯洁’的，不应连到政治漩涡中去；更有个别的无政府主义分子乘机捣乱。据我记忆所及，就有名温世琳、华林的，在会上发言反对孙中山先生，说什么‘过去你利用我们给你抬轿子，抬来抬去没有什么结果，国事愈闹愈糟，就是你们这般人搞坏的，无党派的学生，今后要干自己干，再不会上你们的当’”〔见《激流中的浪花——五四运动回忆片断》，载《五四运动回忆录》（下），页864〕。康白情在1919年8月25日给戴季陶的一封信，内中也表示孙中山提倡的“革命”的不合“新的革命党”〔见《建设》杂志第一卷三期〕。朱德关于1921年和朋友孙炳文与孙中山会晤的一段回忆。孙中山劝朱德他们回滇军帮助他，朱和孙炳文都拒绝，谓孙先生和国民党员们动辄与军阀搞同盟的战术，已经失掉了信心〔《朱德回忆五四前后的思想和活动》，载《五四运动回忆录》（上），页41〕。这都是其中的反映。
(28) 李时岳、赵矢元，《孙中山与中国民主革命》，页232，辽宁人民出版社，1984年。
(29) 《覆北京学生书》（1915年5月），载《孙中山全集》（第三卷），页174—175，中华书局，1984年，北京。
(30) 许德珩，《回忆国民杂志社》（二），页38。
(31) 《批陈汉明函》和另《批陈汉明函》（1919年5月12日），见《孙中山全集》（第五卷），页53、页54。
(32) 《批谌伊勋函》，见《孙中山全集》（第五卷），页110。
(33) 据许德珩等回忆，在1919年6月16日全国学生联合会成立，就在这以后不久的一天，他们邀请了孙中山到学生会演讲，讲演地点是上海环球中国学生会（见《孙中山先生对五四学生运动的同情和支持》，载《五四回忆录》（下），页537；今查《孙中山全集》，该天并没孙中山演讲的记录，只在同年10月8日，才有孙中山应邀到环球中国学生会演说的记录，页1380）。
(34) 所以遂有学者以孙中山对五四运动表示相当冷淡的说法〔见Lyon Sharman，Sun Yat-sen：His Life and lts Meaning（Standford University Press，1968）p. 221，Y. C. Wong，Chinese. Intellectuals and the West，1872-1949，（The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1966）pp．331—334〕。到1920年，孙中山已比较深刻理解五四运动和新文化运动所包含的更广泛的意义和重要性（Chow Tse-tseung，The May Fourth Movement，p. 1957，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60）。孙中山之屡为研究者所引用的1920年1月29日《致海外国民党同志函》中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评价可充分得到反映〔见《孙中山全集》（第五卷），页207—211〕。
(35) 张国焘，《张国焘回忆录》，页67—74。许德珩，《孙中山对五四学生运动的同情和支持》，载《五四运动回忆录》（下），页637—638。何世桢，《对孙中山先生的片段回忆》，载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上海市委员会文史资料工作委员会编，《辛亥革命七十周年》，页17—18，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程天放，《我初次谒见总理》，载《程天放早年回忆录》，页38—39，传记文学社，1968年11月11日初版，台北。罗家伦，《我所认识的戴季陶先生》，载《逝者如斯集》，页144。屈武，《激流中的浪花——五四运动回忆片断》，载《五四运动回忆录》（下），页864。朱仲华，《仲辉先生的教诲》，载《和平老人邵力子》，页47，文史资料出版社，1985年10月，北京。
(36) 《沈定一致胡适》（1919年12月16日），《胡适来往书信选》（上），页77，中华书局，1979年，北京。
(37) 《戴传贤等致胡适》（1919年7月2日），《胡适来往书信选》（上），页61。《沈定一致胡适》（1919年12月16日），《胡适来往书信选》（上），页77。
(38) 《戴传贤、沈定一致胡适》（1919年9月22日），《胡适来往书信选》（上），页71。《廖仲恺致胡适》（1919年10月20日），《胡适来往书信选》（上），页74。
(39) 《戴传贤致胡适》（1919年7月2日），《胡适来往书信选》（上），页63—64。《廖仲恺致胡适》（1919年7月11日），《胡适来往书信选》（上），页71。
(40) 《廖仲恺致胡适》（1919年7月19日），《胡适来往书信选》（上），页65。
(41) 左舜生，《近三十年见闻杂记》，页19，台北中华艺林文物出版有限公司，1976年。
(42) 张静如、杨树升，《李大钊对国共合作的贡献》，见中国史学会编，《中国国民党“一大”六十周年纪念论文集》，页181，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1月初版，北京。
(43) 《追忆孙中山》，《新潮》，页70，传记文学出版社，1967年9月初版，北京。
(44) 根据朱务善等在1923年12月所做的《本校二十五周年纪念日“民意测量”》的第六个问题，调查被访者心目中国内大人物是哪几位？结果以孙中山、陈独秀、蔡元培三人票数最多。该次调查的被访者大部分是青年学界。〔原载《北京大学日刊》1924年3月4至7日，又见《五四时期的社团》（二），页234〕。《努力》杂志第二十九期，1922年11月19日根据上海的The Week by Review举行读者选票结果，居中国政治组十二个大人物首位的是孙中山。又根据范体仁，《纪念五四运动前后的若干团体》所说：“中国大学学生王汝舆（昆仑）于1940年在《中苏文化》的中山先生逝世15周年纪念特刊所著《我初亲谒中山先生》说‘民国十年到十一年之间，北京青年才开始鼓动着政治蓬勃……’。”并谓1924年以后北大学生和北京大中小教职员加入国民党渐多（载《五四运动回忆录》（下），页193—194）。
(45) 见《独立评论》149号。
(46) 见63页注1，又可参考茅盾，《新青年谈政治之前后》，载《茅盾散文速写》，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北京。
(47) 《致胡适》（1922年8月），载《李大钊文集》（下），页955。直到1919年五四运动发生，孙中山与陈独秀尚未认识，1920年军政府倡办西南大学，陈独秀被指为创办人之一。到1922年孙中山要改组国民党，孙中山就指定陈独秀起草《国民党宣言》，其后又要派陈独秀为宣传部长（见何世桢，《对孙中山先生的片段回忆》，《辛亥革命七十周年》，页20；又见柏文蔚，《五十年经历》，载《近代史资料》，1979年第3期）。
(48) 《高语罕致胡适》中说：“所以先生的‘二十年不谈政治’的话，我和希平先生［刘希平］皆不敢绝对赞同；因为现在中国闹得乱七八糟，正是杜甫所说‘白狐跳梁黄狐立’的时候，政治若想他们有几希清明之望，还全仗着我们以教育做生活的人常常对着一般青年谈谈，才有打破军阀官僚政治之一日。”〔《胡适来往书信选》（下），1924年3月21日〕
(49) 《实际改造的中心势力》，载《李大钊文集》，页659，1923年5月。
(50) 黄日葵，《在中国近代思想史演进中的北大》，原载《北京大学二十五周年纪念册》（1923年12月17日），今转引自《五四时期的社团》（二），页35—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