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选集》第一版第2卷正文和题解的主要修订情况
《毛泽东选集》第一版第2卷正文和题解的主要修订情况
《毛泽东选集》（以下简称《毛选》1至4卷在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相继出版后，陆续发现一些需要校订的问题，包括正文和注释在内。毛泽东生前于1962年提出要修订《毛选》1至3卷的注释。当时在田家英的主持下，由中央政治研究室和中央档案馆各抽出三位研究人员，即缪楚黄、陈铭康、冯蕙、田逢禄、曹雁行、胡传章，具体进行注释的校订工作。这一工作由于“文革”的爆发而中断，未能全部完成。
1990年5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批准中央文献研究室有关修订《毛选》1至4卷第一版，在1991年建党70周年时出版第二版的报告。在胡乔木指导下，由逄先知主持的修订工作立即全面展开，正文和题解的修订工作由毛泽东研究组承担，注释的继续修订工作由注释组承担。
《毛选》1至4卷第一版的修订工作，是一项严肃而艰巨的任务，是一桩严谨、精细的工作，必须采取十分审慎的态度。参加修订工作的同志深感责任重大，唯恐由于工作上的疏漏而给《毛选》第二版留下疵点。每一处修订，都经过反复思考，再三斟酌，务求精当。不仅查阅大量的文献资料，还向专家请教，并实地或通过信札进行调查。即使改动一个标点符号，也请语言文字学家帮助审定。
正文的修订工作，包括每篇文章题下的日期是否准确，正文中存在的某些史实和文字（包括标点符号）问题。题解的修订工作，主要校订题解中存在的某些史实和提法的问题。当时毛泽东研究组的吴正裕、冯蕙、汪裕尧、赵福亭分别承担《毛选》第1、2、3、4卷的正文和题解的具体修订工作。所有的修订由逄先知负责审定，重要的修订报胡乔木批准。
以下是我当时承担并整理的对《毛选》第一版第2卷的正文和题解的修订的主要情况。（曾编入《毛泽东选集一至四卷第二版编辑纪实》一书，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
《反对日本进攻的方针、办法和前途》的题解，作出了两处修改。
（一）题解中说：“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卢沟桥事变……蒋介石迟迟至事变后十日才在庐山发表谈话，宣布对日抗战。”说蒋介石1937年7月17日的庐山谈话是宣布对日抗战，这是不准确的。蒋介石的这一谈话只是确定了准备抗战的方针，并没有宣布对日抗战。国民党政府在1937年8月13日上海抗战爆发后，才于14日发表了《自卫抗战声明书》，可以说是宣布对日抗战，国民党政府正式对日宣战，是在珍珠港事件后的1941年12月9日。因此，将题解中的“宣布对日抗战”改为“确定了准备对日抗战的方针”。
（二）题解中说：“蒋介石在整个抗日战争时期……采取消极抗日积极反共反人民的反动政策。”这一说法不够准确。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中说：“从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卢沟桥事变到一九三八年十月武汉失守这一个时期内，国民党政府的对日作战是比较努力的。”又说：“一九三八年十月武汉失守后……国民党政府开始了它的政策上的变化，将其重点由抗日逐渐转移到反共反人民。”据此，在题解中的“采取消极抗日积极反共反人民的反动政策”前加上了“从一九三八年十月武汉失守以后，更”15字。
《国共合作成立后的迫切任务》是毛泽东1937年9月29日写的一篇文章。这篇文章有两处文字校订。
（一）文内有一句话：“然而红军改名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抗日战线的战斗序列，又称第十八集团军）的命令，已在平津失守约一个月之后颁布了。”这里的文字表述不够准确，括号内的“抗日战线的战斗序列”可以理解为是说明括号外的“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的。事实上，“抗日战线的战斗序列”是说明“第十八集团军”的，因为第十八集团军番号才是属于抗日战线的战斗序列。全国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国工农红军于1937年8月25日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半个月后，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又于1937年9月11日宣布，按照对日作战各战区的战斗序列，将八路军番号改为第十八集团军番号。这次校订，在“抗日战线的战斗序列”前加了一个“按”字，成为“（按抗日战线的战斗序列，又称第十八集团军）”。
（二）本篇引用1937年9月23日蒋介石对《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发表的谈话，引文中有“余以为吾人革命信赞者”一语。查1937年9月24日《申报》根据中央社电讯刊登的蒋介石这一谈话，其中是“余以为吾人革命所争者”。“所争”二字怎么成了“信赞”二字呢？是否蒋介石这一谈话的其他文本中用过“信赞”二字呢？经查阅台湾国民党中央党史委员会出版的《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和秦孝仪主编的《蒋总统集》，均为“所争”，而不是“信赞”。经过考证，这个错误是由于当时我方电台抄收中央社电讯的抄报弄错的。这样，根据有关的可靠的文献，将“信赞”二字订正为“所争”二字。
《和英国记者贝特兰的谈话》中，有一句话是：“如果说过去日寇差不多不费一点气力垂手而得东四省，现在就非经过血战不能占领中国的土地了。”其中的“垂手而得”四字，在1937年11月13日出版的《解放》周刊第23期第一次发表的这篇谈话中，是“唾手而得”。新中国成立前中共晋察冀中央局和晋冀鲁豫中央局分别编印的《毛泽东选集》中，均收入《和英国记者贝特兰的谈话》，印作“垂手而得”。新中国成立后编辑《毛选》时，这篇谈话的供编辑用的印稿上亦为“垂手而得”。毛泽东在校阅这篇印稿时，亲笔将“垂手而得”改回为“唾手而得”，不知为什么《毛选》印成书又是“垂手而得”。关于“垂手”与“唾手”是否可以通用的问题，1979年出版的《辞海》和《辞源》中，均未见“垂手”可通“唾手”的解释，只有《现代汉语词典》中有“垂手而得”一说。这个问题还请教过著名语言学家，答复说“垂手而得”无书证，还是应用“唾手而得”。鉴于这篇谈话第一次发表时为“唾手而得”，毛泽东在编《毛选》时亲笔将“垂手而得”改回为“唾手而得”，以及语言学家的意见等，这次校订，将“垂手而得”改回为“唾手而得”。
《上海太原失陷以后抗日战争的形势和任务》一文的题解中说：“直到一九三八年十月党的六届六中全会才在基本上克服了这种右的偏向。”将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召开的时间写为“一九三八年十月”，是不够准确的。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召开的时间是1938年9月29日至11月6日。因此，将题解中的“一九三八年十月”修订为“一九三八年九月至十一月召开的”。
《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中说：“太原北部忻口战役时，雁门关南北的游击战争破坏同蒲铁路、平型关汽车路、杨方口汽车路，所起的战役配合作用，是很大的。”从这句话看出，所说的“杨方口”位于山西省北部。经查新中国成立后出版的多种地图集，较多的是“阳方口”，但1957年地图出版社编制出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地图集》（甲种本）中，却是“杨方口”。新中国成立前出版的地名辞书和地图集中也有两种说法，例如，1930年国立北平研究院出版的《中国地名大辞典》中是“阳方口”；1934年为纪念《申报》60周年出版的丁文江、翁文灏、曾世英编的《中华民国新地图》中是“杨方口”。仅从文献资料方面不能得到确定的答案，便询问山西省测绘局地名办公室，他们答复应是“阳方口”。为了万无一失，又请他们再向阳方口所在的宁武县的县志办公室和党史办公室了解：毛泽东写作《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的1938年前后，“阳方口”是否有写作“杨方口”的？宁武县县志办公室和党史办公室的答复是：阳方口从来是用“阳”字，没有用过“杨”字。因此，这次校订，将“杨方口”订正为“阳方口”。
《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是毛泽东1938年10月12日至14日在中国共产党第六届中央委员会扩大的第六次全体会议上的政治报告《论新阶段》的一部分。《毛选》第一版本篇题下署“一九三八年十月”，未署日。而毛泽东1938年11月5日和6日在六届六中全会上所作的结论，其中有两部分编入了《毛选》即《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问题》和《战争和战略问题》，题下分别署为“一九三八年十一月五日”和“一九三八年十一月六日”。为了统一体例，应在本篇题下补上具体的日期。经查阅档案，《论新阶段》政治报告，是毛泽东10月12日至14日在六届六中全会上分四次讲的，报告共八个部分。10月12日下午讲报告的第一、第二、第三部分，10月13日下午讲报告的第四部分，10月14日下午讲报告的第五、第六部分，14日晚上讲报告的第七、第八部分。《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是《论新阶段》的第七部分，是在14日晚上讲的。这次校订，在本篇题下“一九三八年十月”后补上了“十四日”，并在题解中补充了相应的说明。
《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问题》题下署“一九三八年十一月五日”，题解中说“这是毛泽东同志在党的第六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上所作的结论的一部分”。据查，毛泽东在六届六中全会所作的结论，一共讲了五个问题，是在11月5日下午和11月6日下午讲的。5日下午讲结论的第一、第二、第三个问题，《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问题》是结论的第三个问题；6日下午讲结论的第四、第五个问题，《战争和战略问题》是结论的第四个问题。为了向读者说明以上情况，在本篇题解中加写了“结论是在一九三八年十一月五日和六日作的，这一部分是在五日讲的”。
《战争和战略问题》题下署“一九三八年十一月六日”，题解中说“这是毛泽东同志在党的第六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上所作的结论的一部分”。情况与《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问题》一篇类似。因此，也在题解中加写了“结论是在一九三八年十一月五日和六日作的，这一部分是六日讲的”。
《五四运动》一文，发表在1939年5月1日出版的《解放》周刊第70期上，未署明写作时间。《毛选》第一版中，本篇题下署“一九三九年五月”，未署日。毛泽东在《青年运动的方向》（1939年5月4日在延安青年群众纪念五四运动二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说：“早几天，我作了一篇短文，我在那里说过这样一句话：‘革命的或不革命的或反革命的知识分子的最后的分界，看其是否愿意并且实行和工农民众相结合。’”这篇短文就是《五四运动》一文。从以上情况可以看出，这篇文章的写作时间似应在4月底左右，但究竟是哪一天却难以确定。编入《毛选》的文章，题下所署的日期，有的是写作时间，有的则是发表时间。这次校订用了发表时间，在原署的“一九三九年五月”后补上了“一日”。
本篇的题解说：“这是毛泽东同志为延安的报纸写的纪念五四运动二十周年的论文。”“报纸”一词用得不大准确。《五四运动》一文，是为当时中共中央机关报《解放》周刊写的。《解放》周刊在当时也称“解放报”，但严格地说它是期刊。因此，将题解修订为“这是毛泽东为延安出版的中共中央机关报《解放》所写的纪念五四运动二十周年的文章”。
《反对投降活动》一文，发表在1939年7月7日出版的《解放》周刊第75、第76期合刊的“‘七七’纪念特辑”专栏内，原题为《当前时局的最大危机》，是为纪念抗日战争两周年而写的。本篇编入《毛选》时，未写题解。这次校订，加写了题解：“这是毛泽东为纪念抗日战争两周年写的文章。”
《关于国际新形势对新华日报记者的谈话》中，毛泽东说：“我在一九三八年十月的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曾经说过：‘搬起石头打自己的脚，这就是张伯伦政策的必然结果。’”这句话中的“一九三八年十月的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一语不大准确，六届六中全会开会的时间是1938年9月29日至11月6日。“搬起石头打自己的脚，这就是张伯伦政策的必然结果”这句话，是毛泽东在六届六中全会的政治报告《论新阶段》的第六部分《中国的反侵略战争与世界的反法西斯运动》中讲的，毛泽东作政治报告的时间是1938年10月12日至14日。如果“一九三八年十月”是指毛泽东在六届六中全会作政治报告讲这句话的时间，那就是正确的。因此，这次校订，将“我在一九三八年十月的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曾经说过”改为“我一九三八年十月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曾经说过”。
《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是毛泽东在延安同其他同志合作写的一个课本，只完成了第一章和第二章。首次发表在1940年2月、3月和4月出版的《共产党人》第四期和第五期。
本篇第二章《中国革命》的第一节“百年来的革命运动”中，列举了从鸦片战争以来一百年内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重大斗争，其中有“戊戌政变”的说法。在这里用“戊戌政变”是不正确的，应当是“戊戌变法”或“戊戌维新”。这次校订，将上述第一节中的“戊戌政变”订正为“戊戌变法”。同样，《毛选》第2卷的《新民主主义论》一文第四部分中的“戊戌政变”也订正为“戊戌变法”。
本篇第二章第五节“中国革命的性质”中，引用了1942年《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中的一段话：“凡本国人及外国人之企业，或有独占的性质，或规模过大为私人之力所不能办者，如银行、铁道、航空之属，由国家经营管理之。”这里的“航空”一词，在编入不同文集的国民党“一大”宣言中，并不都是用的这个词。编入江苏古籍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国民党第一、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史料》一书的国民党“一大”宣言中，是“航空”二字；编入光明日报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一书的国民党“一大”宣言中，是“航路”二字；台湾国民党党史史料编纂委员会编的《革命文献》第八辑所载的国民党“一大”宣言中，是“航业”二字。“航空”“航路”“航业”这三个词的含义是有差别的。经多方查找，找到了1924年1月30日刊印的《中国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特号》第三特号所载的国民党“一大”宣言，其中是“航路”二字。特号上所刊载的国民党“一大”宣言，极可能是这个宣言的最早的正式刊印本，这个特号实际上是国民党“一大”的会议特刊，是权威的准确的版本。此外，1924年4月国民党中央根据国民党“一大”决议案校订的“一大”宣言校正本中，也是“航路”。据此，将本篇所引国民党“一大”宣言中的“航空”一词订正为“航路”。同样，《毛选》第2卷《新民主主义论》和第3卷《论联合政府》两文所引国民党“一大”宣言中的“航空”一词，也订正为“航路”。
《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文发表后，毛泽东曾给当时任中央军委总政治部宣传部部长的萧向荣写了一封信。信中说：“战士课本写得很好。第一第二第四课看了，可即付印。第三课望送来看，须加修改，要将大资产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亲日派大资产阶级与非亲日派（即英美派）大资产阶级，大地主与中小地主及开明绅士，加以区别。宣传部正在付印的一本书中，我已将《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第二章关于这一部分加了修改，请你向罗迈同志索取一阅。”“在去年十二月写《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第二章时，正在第一次反共高潮的头几个月，民族资产阶级与开明绅士的态度是否与大资产阶级大地主有区别，还不能明显地看出来，到今年三月就可以看出来了，请参看三月十一日我的那个《统一战线中的策略问题》。”[1]毛泽东在这封信中指出，在分析资产阶级和地主阶级对抗日的态度时应注意三种区别，即：在资产阶级中，要将大资产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加以区别；在大资产阶级中，要将亲日派大资产阶级与英美派大资产阶级加以区别；在地主阶级中，要将大地主与中小地主及开明绅士加以区别。在这些区别上来确定中国共产党对他们的政策。在毛泽东的著作中，第一次精辟地分析这三种区别并阐述中国共产党对这些力量的不同政策的，就是《目前抗日统一战线中的策略问题》一文，这是他1940年3月11日在延安党的高级干部会议上的报告提纲。这是中国共产党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的一个重要发展。这一发展主要是根据当时中间派力量的增大和总结了在反对第一次反共高潮中争取中间派的成功经验。
毛泽东给萧向荣的信中所说的“宣传部正在付印的一本书”，经查考是指中共中央宣传部1940年编的《党建论文集》。这本文集的编辑委员会写的前言所署的日期是“一九四〇年十一月十二日”。《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一文是这本文集的开卷篇。信中所说的“我已将《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第二章关于这一部分加了修改”是指毛泽东对这篇文章第二章第四节中论述地主阶级和大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这些部分的修改。进行修改的时间，应在1940年4月至11月之间。主要的修改是在这些部分各加写了一个自然段。这次校订，在《毛选》的《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的正文中，补上了这三个自然段，并作了一条注释，说明这三个自然段“是一九四〇年四月以后毛泽东修改《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文时加写的”。
《新民主主义论》一文，最初是毛泽东1940年1月9日在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的讲演，原题为《新民主主义的政治与新民主主义的文化》，随后进行修改，于同年1月15日定稿，发表在2月15日延安出版的《中国文化》创刊号。1940年2月20日在延安出版的《解放》第98、第99期合刊上登载时，题目改为《新民主主义论》。这次校订，就以上情况为本篇增写了一个简单的题解。
关于《新民主主义论》一文的日期问题，这次修订过程中作了一番考证。1952年出版的《毛选》第2卷中，《新民主主义论》一文题下署“一九四〇年一月”。这篇著作最初是在1940年1月召开的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的讲演。关于讲演的日期，1940年1月20日《新中华报》关于这次文协代表大会的报道和《中国文化》第1卷第2期所载的《记边区文协代表大会》一文，都说毛泽东的讲演是在大会第六日作的。《新中华报》的报道说：大会第六日，“人们久已期待着的毛泽东同志的讲话，这天终于听入到每个人心头了”。《记边区文协代表大会》一文说：“第六日，带病的毛泽东同志来讲话了。”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第一次代表大会于1940年1月4日开幕，会期九天，1月12日闭幕。这样，毛泽东作讲演的日期应为1940年1月9日。另外，1940年2月延安出版的《中国文化》创刊号和《解放》第98、第99期合刊全文刊载这篇讲演，文末均署为“一九四〇年一月十五日”。1940年3月延安解放社出版的《新民主主义论》单行本，文末亦署为“一九四〇年一月十五日”。1940年1月15日应是这篇讲演稿定稿的日期。根据以上情况，《新民主主义论》一文的日期，署为“一九四〇年一月九日”或“一九四〇年一月十五日”，都是可以的；但署“一九四〇年一月”更周全一些，既包容了作讲演的日期1月9日，又包容了定稿的日期1月15日。因此，这次校订未作改动，仍按第一版署为“一九四〇年一月”。至于新中国成立前编印的几种《毛泽东选集》中，在《新民主主义论》一文题下署“一九四〇年一月十九日”，显然是不正确的。
本篇第七个问题“驳资产阶级专政”部分，在论述由于国际国内的条件，中国不可能走建立资产阶级专政的资本主义社会的老路时说：“处在今天的国际环境中，殖民地半殖民地的任何英雄好汉们，要就是站在帝国主义战线方面，变为世界反革命力量的一部分；要就是站在反帝国主义战线方面，变为世界革命力量的一部分。二者必居其一，其他的道路是没有的。”毛泽东1958年9月2日在北戴河会见两位巴西记者，一位是巴西联合报业记者马罗金，另一位是巴西大众日报记者杜特列夫人。谈话中，毛泽东对《新民主主义论》中的上述观点作了修改，他说：《新民主主义论》中有一个观点需要修改。这个观点认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以后，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资产阶级，要就是站在帝国主义战线方面，要就是站在反帝国主义战线方面，没有其他的道路。事实上，这种观点只适合于一部分国家。对印度、印度尼西亚、阿拉伯联合共和国等国家就不适用，它们是民族主义国家。拉丁美洲也有许多这样的国家。这样的国家将来还要多。这些国家既不站在帝国主义的一边，也不站在社会主义的一边，而站在中立的立场，不参加双方的集团。这是适合于它们现时的情况的。毛泽东还说：《新民主主义论》中的这个观点还没有来得及修正，下次出版时就要修正。因此，这次校订，按照毛泽东的遗言，将毛泽东同巴西记者的这一段谈话写成一条注释，放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处在今天的国际环境中……二者必居其一，其他的道路是没有的”的后面。
本篇第13个问题“四个时期”这一部分，讲到国民党的两种反革命“围剿”——军事“围剿”和文化“围剿”，其中说：“这两种‘围剿’，在帝国主义策动之下，曾经动员了全中国和全世界的反革命力量，其时间延长至十年之久，其残酷是举世未有的，杀戮了几十万共产党和青年学生，摧残了几百万工农人民。”“工农人民”这一词组，用在这里不大准确，怀疑这四个字是否有误。经查阅《新民主主义论》的各种版本，发现“工农人民”四个字在有些版本上是“工人农民”。1940年在延安刊印的《新民主主义论》，主要有三种本子。一是首次全文发表在1940年2月15日出版的《中国文化》创刊号上的《新民主主义的政治与新民主主义的文化》，其中是“工人农民”。二是五天以后出版的《解放》第98、第99期合刊所载的《新民主主义论》，其中是“工农人民”。三是同年3月延安解放社出版的《新民主主义论》单行本，其中是“工人农民”。首次刊载这篇著作的《中国文化》创刊号和解放社出版的单行本，从版本的价值来说应是具有权威性的，这两种本子中都是“工人农民”；从上下文的意思看，也是“工人农民”更准确。《解放》周刊登载的《新民主主义论》中，印为“工农人民”，可能是排校方面的差错所致。这次还查阅了新中国成立前编印的《毛泽东选集》，晋冀鲁豫中央局1948年编印的《毛泽东选集》下册所收入的《新民主主义论》中为“工人农民”，晋察冀中央局编辑、1947年3月出版的《毛泽东选集》（卷二）和东北书店1948年出版的《毛泽东选集》所收入的《新民主主义论》中又是“工农人民”。出现这种不一致的情况，是由于编入这篇文章时所依据的底本不同。新中国成立后编《毛泽东选集》时，《新民主主义论》一文所用的底本，看来不是《中国文化》创刊号和解放社出版的单行本，因而沿袭了《解放》周刊所误刊的“工农人民”。这次校订，将“工农人民”订正为“工人农民”。
《必须强调团结和进步》一文的日期，《毛泽东选集》第一版署为“一九四〇年二月十日”，有误。这篇文章是发表在1940年2月7日《新中华报》。这次校订，将“十日”改为“七日”。
本篇题解说：“这是毛泽东同志为延安《新中华报》一周年纪念写的文章。”其中的“《新中华报》一周年纪念”一语，不准确。延安出版的《新中华报》，是1937年1月29日由《红色中华报》改名而来，当时为油印报纸，刊头印有“苏维埃中央政府机关报”。1937年9月9日，《新中华报》改铅印版，刊头印有“陕甘宁边区政府机关报”。1939年2月7日《新中华报》改版出“刷新号”，由陕甘宁边区政府机关报改为中共中央机关报，由五日刊改为三日刊。在这一天的报纸上发表社论《新中华报改革的意义》。1940年2月7日恰好是改版一周年。所以《必须强调团结和进步》一文不是为延安《新中华报》一周年纪念写的文章，而是为该报改版一周年纪念写的文章。据此，对这篇文章的题解作了修改。
《新民主主义的宪政》一文的题解中说：“毛泽东同志在这个演说里揭露了蒋介石这种欺骗，将宪政宣传夺取过来，变为启发人民觉悟，向蒋介石要求民主自由的一个武器。蒋介石因此也就很快地收起了他的欺骗，在整个抗日时期不敢再宣传所谓宪政了。”经查阅有关材料，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的宪政》一文于1940年3月1日在《新中华报》正式发表后，蒋介石仍然继续进行关于宪政的欺骗宣传。例如，蒋介石1940年4月1日在国民参政会一届五次大会的开幕词中，鼓吹大会“对于确立宪政的基础，要有精详的讨论，做切合实际的贡献”。蒋介石1943年9月6日在国民党五届十一中全会的开幕词中，继续鼓吹“实行宪政，完成建国，本来是本党国民革命努力的最大目标，亦是本党五十年来一贯的宗旨”。直到1945年5月召开的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蒋介石仍在进行宪政的欺骗宣传。根据以上情况，这次校订，将题解中的最后一句话“蒋介石因此也就很快地收起了他的欺骗，在整个抗日时期不敢再宣传所谓宪政了”删去。
《团结到底》一文，《毛泽东选集》第一版署为“一九四〇年七月”。这篇文章登载在1940年7月5日《新中华报》的“抗战三周年纪念特刊”专栏内，无写作日期。这次校订，将这篇文章的日期署为“一九四〇年七月五日”，同时还增写了一个简单的题解，说明这是毛泽东为延安《新中华报》写的纪念全国抗日战争三周年的文章。
《论政策》一文的第一个自然段，讲到土地革命后期的许多过“左”的政策，其中说“在经济上消灭资产阶级（过‘左’的劳动政策和税收政策）和富农（分坏地），在肉体上消灭地主（不分田）”。这里一处用“地”，一处用“田”。在党的历史文献中，关于王明“左”倾路线的土地政策，通常的表述是“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论政策》一文，是1940年12月25日《中央关于时局与政策的指示》的主要部分。1941年中共中央书记处编印的《六大以来》上册所载的这一指示中，是“富农（分坏田）”和“地主（不分田）”。中央档案馆保存的这一指示的两份油印件和一份抄件中，也都是“富农（分坏田）”和“地主（不分田）”。只有中共晋冀鲁豫中央局1948年编印的《毛泽东选集》所载的这一指示中，是“富农（分坏地）”和“地主（不分田）”，估计是排印方面的疏误所致。编《毛泽东选集》第一版时，《论政策》一文所依据的底本很可能就是这个版本。这次校订，将“富农（分坏地）”订正为“富农（分坏田）”。
《为皖南事变发表的命令和谈话》一文，《毛泽东选集》第一版所署的日期是“一九四一年一月”。这篇文章有两个分标题，又分别署有日期。其中，《中国共产党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命令》署“一九四一年一月二十日，于延安”，《中国共产党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发言人对新华社记者的谈话》署“一九四一年一月二十二日”。查考当时有关的文献，发现《谈话》题下所署的“一九四一年一月二十二日”有误，应为“一九四一年一月二十日”。命令和谈话是同一天的，都是1941年1月20日。主要依据是：
（一）毛泽东在1941年1月所写的四份电报，都说命令和谈话是1月20日同一天的。1941年1月20日亥时给周恩来、彭德怀、刘少奇的电报中说：“延安军委已于二十日发表命令、谈话，收到望广泛散播。”这份电报是特别重要的依据，1月20日的电报中就说到延安军委已于20日发表谈话，说明这个谈话绝不可能是1月22日的。稍后几天的三份电报，也是有力的佐证。1941年1月23日4时给彭德怀的电报中说：“政治方针中央已决定并在实施（见二十日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命令及谈话）。”1941年1月25日亥时给彭德怀、刘少奇、周恩来的电报中说：“我们对于皖南事变及重庆军委会一月十七日宣布新四军叛变之处置，见一月二十日延安军委会命令及谈话。”1941年1月28日酉时给廖承志的电报中说：“一月十八日中央发言人谈话，一月二十日中央军委命令及谈话，一月二十三日新四军将领就职通电，一月二十四日新四军声讨亲日派通电，均收到否？”
（二）1941年毛泽东主持编的《六大以来》文集，编入了为皖南事变发表的命令和谈话，在《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为皖南事变发表命令与谈话》标题下，署的日期是“一九四一年一月二十日”，分标题《谈话》题下未另署日期。
（三）命令和谈话都是毛泽东起草的，手稿保存在中央档案馆，只短缺最后几页（约占命令和谈话全文的五分之一）。毛泽东手稿是用毛笔书写的。手稿上的总标题是《中国共产党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发表命令与谈话》，分标题有两个：《（一）命令》和《（二）谈话》。总标题下未署年月日，《命令》部分一开头是“中国共产党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命令（中华民国三十年一月二十日于延安）”，《谈话》部分未署年月日。《命令》和《谈话》是一份连续写下来的文稿，是一个整体。在《毛泽东选集》中，《谈话》分为四个自然段，另有34条文字是另起行的（日本帝国主义和亲日派的计划15条，日本帝国主义和亲日派必定要失败的原因七条，要求国民党顽固派必须做到的12条）。在手稿中，谈话是不分段的，也没有一处文字是另起行的，而是从头到尾不分段一气接连写下来的，可以想见当时奋笔疾书的急迫情景。所以，从手稿的情况看来，《命令》和《谈话》也应是同一天的文稿。
根据以上情况，这次校订，将《为皖南事变发表的命令和谈话》题下原署的“一九四一年一月”订正为“一九四一年一月二十日”，分标题《中国共产党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命令》和《中国共产党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发言人对新华社记者的谈话》题下原分别所署的“一九四一年一月二十日，于延安”和“一九四一年一月二十二日”，均删去。
[1] 《毛泽东书信选集》，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11月版，第14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