团结和胜利——七大的工作方针
团结和胜利——七大的工作方针[1]
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预备会议上的报告中说：“我们大会的方针是什么呢？应该是：团结一致，争取胜利。简单讲，就是一个团结，一个胜利。胜利是指我们的目标，团结是指我们的阵线，我们的队伍。”[2]
团结是无产阶级政党的生命，毛泽东一贯强调党的团结。但是，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将团结确定为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工作方针，七大是第一次。这在当时有它的特别的意义。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党内发生过“左”倾和右倾的错误，特别是“左”倾的错误，给革命事业带来严重损失。遵义会议确立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新的中央领导，结束了“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在中央的统治，实现了党的最有历史意义的转变。但是，对党内两条路线的斗争还来不及从政治上和思想上进行总结。这个任务是由1942年开始的全党整风运动和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历史问题的决议来完成的。七大开幕前夕，中共六届七中全会原则通过《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达到了全党特别是党的领导核心和高级干部在政治上、思想上的一致。这是实现全党团结的重要基础。整风期间，在高级干部学习党内两条路线斗争的历史、总结历史经验的过程中，开展了严肃的、认真的、坦诚的批评与自我批评，犯错误的同志都不同程度地认识和检讨了自己的错误。按照毛泽东提出的“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宗旨和“团结——批评——团结”的公式，到七大就应当着重强调团结，达到团结的目的。因此，七大应该而且完全可能把团结作为大会的方针提出来，在新的基础上实现全党的团结。
同时，七大正面临着革命发展的一个新的形势，这就是党要领导全国人民去争取中国革命的胜利，打败日本侵略者，建立一个新中国。这是一个非常艰巨而复杂的任务。没有全党的团结，没有全国人民的团结，要达到这个目标是不可能的。毛泽东在1943年5月26日关于共产国际解散的讲话中曾指出：“有两种团结是绝对必要的：一种是党内的团结，一种是党同人民的团结。这些就是战胜艰难环境的无价之宝，全党同志必须珍爱这两个无价之宝。”[3]他又说过：“只有经过共产党的团结，才能达到全阶级和全民族的团结，只有经过全阶级全民族的团结，才能战胜敌人，完成民族和民主革命的任务。”[4]七大提出的团结方针，为夺取胜利提供了极重要的保证。
毛泽东深刻地总结了过去党内两条路线斗争的经验教训。他认为，在反对陈独秀错误路线和反对李立三错误路线的斗争中，没有使干部彻底了解错误的内容、产生错误的原因和改正错误的方法，过于着重追究犯错误的人的个人责任和惩办他们，未能团结更多的人共同工作，这是应当引以为戒的。他指出，总结党的历史经验应当达到两个目的，既要弄清思想又要团结同志。他强调要团结犯错误的同志，在弄清思想以后要尽可能地团结一切同志共同工作，不要使一些同志受到损害而向隅。他说，“治病救人”是为了救人而治病。要救人不治病不行，要治病不救人也不行，不但要把病治好，而且把人要救出来。他说绝不能借某个同志犯错误而把他打下去，而要帮助犯错误的同志从错误中解放出来。毛泽东所说的党的团结，是有原则的团结，是在分清是非的基础上的团结。他在七大上指出：“我们这次大会强调团结精神，就是要在一个原则下团结起来，在正确路线的基础上团结起来。”[5]
毛泽东把党的团结比喻作一个和睦的家庭，这是有特别含义的。他在修改《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时，在第二部分中加上了这样一句话，叫作“团结全党同志如同一个和睦的家庭一样”。在这以前，不论在党的文件上，还是在个人的讲话中，关于党的团结常常说全党要“团结得像一个人一样”。毛泽东在七大上说：“过去常说，团结得像一个人一样，那是写文章的词藻。我们这回说，团结得像一个和睦的家庭一样。家庭是有斗争的，新家庭里的斗争，是用民主来解决的。我们要把同志看成兄弟姊妹一样，从这里能得到安慰，疲劳了，可以在这里休息休息，问长问短，亲切得很。”[6]将“一个人”改为“一个和睦的家庭”，看起来好像只是一个词语的变换，实质上包含着深刻的辩证法思想。
在七大，团结的方针最生动地体现在中央委员会的选举上。毛泽东代表七大主席团作关于选举方针的报告时，特别强调两个问题，一是要团结犯过路线错误但已承认错误并决心改正错误的同志，一是要照顾山头。这是第七届中央委员会选举遇到的两个比较突出的问题。
在延安整风运动中，比较集中地批评了犯过路线错误的一些同志，在相当一部分高级干部和七大代表中，对这些同志产生了某种不信任的情绪，怀疑应该不应该把他们选进中央委员会，担心他们被选进去以后再犯错误，总之是不愿意选他们。针对这种情况，毛泽东在关于第七届中央委员会选举方针的报告中指出，犯过路线错误的同志，如果承认了错误并且决心改正错误，就可以选他们进中央委员会，就应该选他们。他指出，党的六大不选陈独秀进中央委员会是不对的，批评这是一种图简便省事的情绪，不愿意同犯过错误或有不同意见的同志合作共事。至于犯过错误的同志会不会再犯错误，毛泽东说：“过去犯过错误的同志如果不谨慎，还可能再犯错误；没有犯过错误的同志，如果不谨慎，更可能犯错误。”[7]以毛泽东为首的七大主席团提出的正式中央委员候选名单中，李立三、王明都名列其中。由于毛泽东的耐心说服，李立三、王明当选为中央委员。王稼祥落选中央委员后，在即将进行中央候补委员选举的时候，毛泽东再次讲话，他说，王稼祥犯过路线错误，但是希望大家选他，因为他在党的历史上是有功的。这样，王稼祥被选为中央候补委员。
照顾山头，就是承认当时中国革命发展的实际情况。照顾山头，是为了缩小山头，消灭山头。这是一个辩证关系。毛泽东指出：“中国革命有许多山头，有许多部分，内战时期，有苏区有白区，在苏区之内又有这个部分那个部分，这就是中国革命的实际。离开了这个实际，中国革命就看不见了。”[8]他进一步指出：“整风以来，我们提出要认识山头、照顾山头，在政策上反映了这一点，但在组织成分上还没有反映这一点。这是一个缺点，是不好的。鉴于这一点，我们这次选举就要注意这个问题。新的中央委员会应该反映这方面的情况，要成为一个缺陷最少的中央。”[9]
关于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的人数，有人主张少而精。毛泽东说：要照顾到犯过错误的同志，要照顾到山头，太精了就会脱离群众。因此，他向大会建议的是中央委员会由70人左右组成，这样一个不大不小的方案，是一个可以照顾到各个方面的方案。
还应当指出，选举犯过路线错误的某些同志，选举各个山头的代表人物，其意义和作用绝不仅限于被选的这些人本身，而且是一个团结群众的问题。因为他们不是孤立的个人，而是代表相当大的一部分人。选举他们，就团结了受过错误路线影响的一批同志，团结了各个山头的干部和群众；不选举他们，党就可能会脱离这些干部和群众。
在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的选举上，表现了毛泽东作为全党众望所归的领袖和伟大战略家的宽阔胸怀、恢宏气度与远见卓识，表明了中国共产党已经是一个成熟的党，一个不可战胜的党。
七大确定了团结的方针，很好地贯彻了这个方针。毛泽东称赞七大是团结的模范。他曾经指出：团结的传统是使党兴旺的传统，是使革命胜利的传统。我们应当发扬这个传统。
毛泽东在七大所说的争取胜利，包含着两个胜利，即中国抗日战争的胜利和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就是七大决定的政治路线中所说的“打败日本侵略者”和“建立一个新民主主义的中国”。
中共中央科学地分析了抗日战争后期国际国内的形势，认为形势的发展极其有利于实现中国人民革命的基本要求。国内形势的改变，在1944年已经很明显地表现出来。国民党抗战不力，腐败无能，坚持反人民、反民主、反共的反动政策；国统区民怨沸腾，人民要求改革政治的民主运动高涨；中国共产党在抗战中的力量和实际地位大大增长，在全国人民中的威望大大提高。1944年9月22日，毛泽东在中共六届七中全会主席团会议上，十分深刻地说明了这种变化。他说：“现在重心有逐渐转移的趋势，我们自己常常估计不足。”“现在在全国面前暴露了中国有两个平等的东西，不是一大一小。”“中共威信在大后方之高，是全国、全世界注意的问题，现在要解决中国问题，必须估计到我们。”[10]在七大，毛泽东进一步指出：中国近百年来一切人民斗争都遭到了失败或挫折。“这一次就不同了，比较以往历次，一切必要的条件都具备了。避免失败和取得胜利的可能性充分地存在着”。[11]七大正确估计了中国共产党的力量和国共两党力量对比的重要变化，充分考虑人民的要求和党所肩负的历史责任，适时地提出夺取胜利的问题，表现出政治上成熟的中国共产党敢于胜利的伟大革命气概。
关于夺取中国革命的胜利这个问题，毛泽东在七大的内部讲话中，作了十分明确的阐述。他指出：抗日战争胜利后，蒋介石一定要发动内战，妄图消灭中国共产党，“同志们要注意，将来是一定要打的，因为他们已经有准备了”。[12]但国共谈判现在我们还要谈，在国内两党合作还没有破裂时仍要谈判，只要有一点可能性我们也不放弃。有一天蒋介石发动内战了，“那时我们党就要号召全国人民起来打倒蒋介石”。毛泽东对夺取中国革命的胜利，充满着信心，他说，我们夺取了北平、天津那样的中心城市，“我们一定要在那里开八大，有人说这是机会主义；恰恰相反，八大如果还在延安开，那就近乎机会主义了”。[13]
毛泽东和党中央为夺取胜利，作了重要的、具有远见的战略考虑和部署，其中有些是从1944年就开始了。这些战略考虑和部署主要是：
1．重视城市工作，提出准备将来党的工作重心从乡村转移到城市。1944年6月，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了关于城市工作的指示，强调必须把城市工作和根据地工作作为同等重要的两大任务，准备夺取大、中、小城市和交通要道。6月5日，他在政治局会议上对这个指示作了说明，指出：前此我们的力量不能胜任城市工作，而现在如不提出这个问题，则我们在抗战中将犯大错误。将来收复大城市，可能有三个股子，即罗斯福、蒋介石、共产党，我们要争取起决定作用，即争取做铁托。这次会议决定成立城市工作委员会，并建议七大的议程增加城市工作一项。毛泽东说的“争取做铁托”是什么意思呢？铁托当时是南斯拉夫人民抗击德国法西斯侵略的领导者，是南斯拉夫人民解放军的总司令。1943年11月，铁托在亚伊策召开南斯拉夫人民解放反法西斯议会第二次会议，成立了南斯拉夫民族解放委员会，这个委员会实际上具有全国临时政府的性质，铁托任主席兼国防部长。毛泽东所说的“争取做铁托”的意思，就是要保卫人民抗战的胜利果实，并使它在政治上得到体现。也就是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人民，不但要赢得抗日战争的胜利，而且要赢得新民主主义革命在全国的胜利。
在七大时，毛泽东进一步提出党的工作重心要准备从农村转移到城市，这就意味着要准备夺取全国政权。
同城市工作相联系，毛泽东强调工人运动的重要性。因为一方面广大工人对于武装起义、里应外合夺取城市是决定力量；另一方面，夺取城市后，管理城市和恢复生产也要依靠工人阶级。毛泽东在七大所作的结论中回顾了党领导工农运动的历程，指出：“我们党走过的路是这样的，从工人运动到农民运动，再到工人运动。过去我们是从工人运动起家的，从工人运动到农民运动，比如内战时期、抗战时期都是搞农民运动，将来我们要再转到搞工人运动，搞大工业，搞正规军队等。”[14]
2．派部队南下建立和发展根据地。这是有重要战略考虑的。比如王震、王首道率领南下支队，计划要在湘南、粤北建立根据地，造成南方一翼，待蒋介石发动内战时以便进行牵制。后因南下受阻，这一战略意图未能实现。
3．强调东北的重要性。毛泽东在七大上说：“东北是一个极其重要的区域，将来有可能在我们的领导下。如果东北能在我们领导之下，那对中国革命有什么意义呢？我们可以这样说，我们的胜利就有了基础，也就是说确定了我们的胜利。”[15]他看重东北，主要是两条：其一，东北是一块完整的根据地，是连成一片的，不是被敌人分割的；其二，东北有重工业，有重工业才有机械化的军队，没有重工业就没有机械化的军队。毛泽东甚至说：“如果我们把现有的一切根据地都丢了，只要我们有了东北，那末中国革命就有了巩固的基础。”[16]为此他特别指出，七大选举中央委员会，要有东北同志当选中央委员才好。
4．勾画了中国革命取得全国胜利的战略计划。毛泽东在七大的闭幕词中指出，中国革命的发展，可能有这样三个发展阶段，即从小半个中国，到大半个中国，到全中国。（1）小半个中国。从党的一大到七大，革命力量发展到已有一万万人口、一百万军队，有许多块根据地。但是这些根据地是被分割的，没有连成一片，没有大城市，因此还是不巩固的。（2）大半个中国。七大以后，打败日本侵略者，取得连成一片的东北、华北以及其他地方，打下若干大城市。这就有了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在全国胜利的巩固基础。（3）全中国。人民最后挖掉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两座大山，取得革命在全国的胜利。(https://www.daowen.com)
毛泽东在指出应当认清中国革命的胜利前途，树立坚强信心的同时，强调全党在思想上要戒骄戒躁，采取实事求是的态度，充分估计到在夺取胜利的过程中还会有许多困难。他在七大所作的结论中强调“我们更要准备困难”，并列举出17条困难。
在毛泽东列举的17条困难中，有一条是：“出了斯科比，中国变成希腊。”[17]毛泽东指出，对中国出斯科比的问题，要估计得严重一些好。所谓“出了斯科比”，是指美国对中国公开进行军事干涉，伙同蒋介石进行反革命内战，消灭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力量。提出斯科比问题，说明中国共产党对美国的扶蒋反共政策已经看得一清二楚，已经考虑到美国有可能对中国进行公开军事干涉。毛泽东在1945年6月七大主席团会议上还说：美国现在是联蒋抗日、拒苏反共，全面独霸东方，决不退让，这是美国现在已经定下的方针。后来，美国碍于种种原因，不敢贸然对中国进行公开的军事干涉，而采取在中国驻军、派参谋人员、出钱出枪等帮助蒋介石打内战，其扶蒋反共的本质是完全一样的。在中国抗日战争快要取得胜利的时候，揭穿当时还是中国抗战“盟友”的美国的本质，这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使全党对美国的军事干涉保持高度警惕。
毛泽东所列举的17条困难，包括政治、军事、经济、国际、党内、自然灾害等方面。这样具体地讲述可能遇到的方方面面的困难，甚至把困难估计得尽量充分一些，这在当时确实是十分必要的，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这表明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在大好的形势下，保持着十分清醒的头脑，注意用辩证法全面分析局势，既看到光明的一面，又看到困难的一面。对困难有充分的估计，才能正确对待困难，战胜困难，取得胜利。
七大时，毛泽东在党内讲话中讲争取中国革命胜利及其有关的问题，但在准备公开发表的《论联合政府》报告中是很注意策略的。比如，对蒋介石是留有余地的，仍然要求他废除一党专政，成立联合政府，争取他能“洗脸”，对他不是“杀头”。关于给蒋介石国民党留余地的问题，毛泽东说：“我们一方面是尖锐的批评，另一方面还要留有余地。这样就可以谈判、合作，希望他们改变政策。”“我们给国民党留有余地，就不会犯错误；如果不留余地，实际的结论只有一条，就是‘打倒’，那我们就会犯政治上的错误。”[18]毛泽东提出，对国民党我们不打第一枪。又如，《论联合政府》原稿上有这样一段话：“在今后的两年至三年内，中国人民将遇到一个重大变化的时局，这将是中国人民抗日、建国的转变关节。现在正处在这个大变化的前夜，全国人民必须有充分的准备，首先要求我们的党应有这种准备。”后来发表时将这段话删去了。毛泽东说：“删去这段话，不是因为说得不对，而是不说为好。但是我们要有这种精神准备，准备应付大事变。”[19]
在中国革命处于有可能取得胜利的形势下，毛泽东作为伟大的战略家，既有敢于夺取胜利的气魄，又充分地估计到可能发生的各种困难，兢兢业业，不骄不躁；既对蒋介石国民党的反动本质有透彻的认识，又在策略上留有余地，十分稳妥。这样，就使中国共产党在复杂的斗争中，在各种困难出现的时候，能够保持清醒的头脑，处于主动的地位。七大以后中国革命的进程，按照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部署，迅速地胜利向前发展，只用了四年多的时间，就取得了全国胜利！
[1] 此篇文章发表在《中共党史研究》1996年第1期。
[2] 《毛泽东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8月版，第287页。
[3] 《毛泽东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8月版，第22页。
[4] 《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2版，第278页。
[5] 《毛泽东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8月版，第419页。
[6] 《毛泽东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8月版，第297页。
[7] 《毛泽东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8月版，第370页。
[8] 《毛泽东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8月版，第363页。
[9] 《毛泽东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8月版，第365页。
[10] 《毛泽东年谱（1893—1949）》修订本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12月版，第547页。
[11] 《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2版，第1032页。
[12] 《毛泽东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8月版，第437页。
[13] 《毛泽东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8月版，第333页。
[14] 《毛泽东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8月版，第396页。
[15] 《毛泽东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8月版，第410、411页。
[16] 《毛泽东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8月版，第426页。
[17] 《毛泽东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8月版，第389页。斯科比是英国派驻希腊的英军司令。1944年10月，德军从希腊败退，斯科比率领英军，带着在伦敦的希腊流亡政府进入希腊。同年12月，斯科比指挥英军协助希腊政府进攻长期英勇抵抗德军侵略的希腊人民解放军，屠杀希腊人民。
[18] 《毛泽东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8月版，第325页。
[19] 《毛泽东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8月版，第38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