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卷若干问题的辨析与补记^[1]

关于洛川会议的日期问题

关于1937年8月中共中央在陕西洛川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通称洛川会议）的日期，近些年来出版的一些比较重要的书籍中有两种说法，一种说是8月22日至25日，一种说是8月22日至24日。

在编写《毛泽东年谱（1893—1949）》的过程中，对于这次会议的日期也费了一番思索和考订，最后还是认为8月22日至25日的说法比较确当。

8月22日至24日的说法，主要根据是洛川会议的记录。保存在中央档案馆的洛川会议记录，对22日、23日、24日的会议情况都有记载，但无25日这一天开会的记载。因此，就认为25日这一天没有开会，从而将这次会议的日期定为8月22日至24日。

保存在中央档案馆的某次会议的记录，无可辩驳地是关于这次会议的权威性材料；但是，其他有关的档案材料也是研究这次会议的佐证，有的还可能是会议记录的一种重要的补充。关于洛川会议的日期问题，除了会议记录以外，我们还研究了其他的档案材料。

洛川会议通过的文件，应是判断会议日期的重要依据之一。洛川会议通过了三个文件，即《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定》（下称《决定》）、《中国共产党抗日救国十大纲领》（下称“抗日救国十大纲领”）、毛泽东为中央宣传部起草的宣传鼓动提纲《为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胜利而斗争》（下称“宣传鼓动提纲”）。这三个文件在洛川会议结束后，刊载于1937年9月6日出版的《解放》周刊第1卷第15期。刊载时，《决定》的题下署“（一九三七年八月十五日）”；宣传鼓动提纲的文末署“中华民国二十六年八月十五日”；抗日救国十大纲领无年月日，《解放》周刊第1卷第16至第18期继续刊载十大纲领，仍无年月日。1941年由毛泽东主持编辑的《六大以来》，收入了《决定》和宣传鼓动提纲，两件的日期均改为1937年8月25日。宣传鼓动提纲编入《毛泽东选集》第2卷时，毛泽东亲自在题解中加上了关于这个提纲是洛川会议所通过的一句话。《六大以来》是具有权威性的党内文件集，将两件的日期作了改正，那就说明最初发表时所署的8月15日是不准确的。这两个文件的日期既然是8月25日，又是洛川会议所通过的，那就应当认为洛川会议在8月25日是开了会的。因为某次会议所通过的文件，除极个别的特殊情况如遵义会议决议以外，文件所署的日期应是会议通过的时间，而不是文件发出的时间。

还有一件档案，可以作为上述论断的印证。1937年8月25日申时（下午3时至5时）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写给在上海的叶剑英、潘汉年的电报，也说明了洛川会议一直延续到25日上午的可能性。电报说：“中央会已开完，通过新的决议及抗日救国十大纲领。”

从以上档案材料，可以认为洛川会议在8月25日上午开会讨论通过文件，但遗憾的是会议记录漏记了这一内容。

最后，再说一下对8月15日这一日期的看法。《解放》周刊刊载《决定》和宣传鼓动提纲时所署的8月15日是不准确的，那么这是怎么造成的，是不是排印上出的差错？我认为这很可能不是排印的错误，而是另外的原因造成的。洛川会议原定8月15日左右开会，这从8月8日张闻天、毛泽东致彭德怀、任弼时的电报可以看出。电报中说：“拟在红军开动时开一次政治局会议，同时讨论作战的问题，地点在洛川，时间十五号左右。”既然15日左右要开会，那会议要讨论和通过的文件在开会时应已准备好。从8月15日张闻天、毛泽东致秦邦宪、林伯渠的电报看出，文件在15日已经起草。电报中说：“形势估计与任务提出已届必要的时机，不能等候开大的会议，我们已讨论了两次，拟即作成决定，兄等意见请即电知。”这样，既有15日左右开会的原议，又有15日文件已经起草的事实，文件上原署的8月15日可以得到一些解释了，我认为8月15日大概是文件的起草时间。后来会议推迟到8月22日开始，会议在8月25日通过《决定》和其他文件时，由于疏忽而未将《决定》和宣传鼓动提纲原署的日期8月15日改正过来，所以文件发表时日期仍为8月15日。这一差错，直到1941年编《六大以来》时才得到改正。

关于毛泽东写给萧向荣的一封信

《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卷第232页至第233页，记述了毛泽东1940年写给萧向荣的一封信。这是一封重要的信，它说明了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将大资产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亲日派大资产阶级与英美派大资产阶级、大地主与中小地主及开明绅士加以区别的策略思想的形成过程。信中说：“在去年十二月写《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第二章时，正在第一次反共高潮的头几个月，民族资产阶级与开明绅士的态度是否与大资产阶级大地主有区别，还不能明显地看出来，到今年三月就可以看出来了，请参看三月十一日我的那个《统一战线中的策略问题》。”又说：“宣传部正在付印的一本书中，我已将《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第二章关于这一部分加了修改。”

这封信首次公开发表在1983年纪念毛泽东诞辰90周年时出版的《毛泽东书信选集》。这封信的下款，只有“毛泽东”的署名，没有写信的年月日。编《毛泽东书信选集》时，根据信中所说的“在去年十二月写《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第二章”和“请看三月十一日我的那个《统一战线中的策略问题》”，将这封信的年代判定为1940年。因为《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的写作日期是1939年12月，而《统一战线中的策略问题》是毛泽东1940年3月11日在延安党的高级干部会议上的报告提纲（编入1952年出版的《毛泽东选集》第2卷，题为《目前抗日统一战线中的策略问题》）。但是这封信是1940年哪个月写的，编《毛泽东书信选集》时根据当时掌握的材料未能考订出来，只判定写这封信的时间应在1940年3月11日以后，具体的月份说不清楚。另外，对信中提到的“战士课本”和“宣传部正在付印的一本书”，本应做出注释，但由于当时未能掌握有关的材料，也就竟告阙如了。(https://www.daowen.com)

近年来，在修订《毛泽东选集》第一版第1至4卷和编写《毛泽东年谱（1893—1949）》的过程中，又进一步收集材料，对这封信的有关情况有了进一步的了解和考订。信中所说的“宣传部正在付印的一本书”，经查核是指当时延安出版的《党建论文集》第一册，这个论文集收入的第一篇文章就是《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我们将这本论文集中的《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一文同1940年出版的《共产党人》第四、第五期连载的此文作了对校，《党建论文集》中的这篇文章，其第二章第四节“中国革命的动力”已作了修改，毛泽东加写了三段话来阐述前面说的那三种区别。在这一节讲地主阶级的那一部分，加写的一段话是：“在抗日战争中，一部分大地主跟着一部分大资产阶级（投降派）已经投降日寇，变为汉奸了；另一部分大地主，跟着另一部分大资产阶级（顽固派），虽然还留在抗战营垒内，亦已非常动摇。但是许多中小地主出身的开明绅士即带有若干资本主义色彩的地主们，还有抗日的积极性，还需要团结他们一道抗日。”在这一节讲资产阶级的部分分别加写了两段话：“在抗日战争中，亲日派大资产阶级（投降派），已经投降，或准备投降了。欧美派大资产阶级（顽固派）虽然尚留在抗日营垒内，也是非常动摇，他们就是一面抗日一面反共的两面派人物。我们对于大资产阶级投降派的政策是把他们当作敌人看待，坚决地打倒他们。而对于大资产阶级的顽固派，则是用革命的两面政策去对待，即：一方面是联合他们，因为他们还在抗日，还应该利用他们一点残余的抗日积极性；又一方面是同他们作坚决斗争，因为他们执行破坏团结的反共反人民的高压政策，没有斗争就会危害抗战与团结。”“但是在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主要都是中等资产阶级，他们虽然在一九二七年以后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以前跟随着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反对过革命，但是这个阶层基本上还没有掌握过政权，而受当政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反动政策所限制。在抗日时期内，这个阶层不但与大资产阶级投降派有区别，而且与大资产阶级顽固派也有区别，至今仍是我们的较好的同盟者，因此对于这个阶层采取慎重的政策是完全必要的。”此外，还删去了原有的说民族资产阶级在中国革命史上“曾经演过帝国主义走狗与地主阶级帮凶的角色”的话；并将分析民族资产阶级两面性时原有的“而在另一时期，就要叛变革命，并转过来压迫革命，他们就不能是革命的力量，反而是革命的敌人了”这一句，修改为“而在另一时期，就有跟在大资产阶级后面，作为反革命的助手的危险”。

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将大资产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亲日派大资产阶级与英美派大资产阶级、大地主与中小地主及开明绅士加以区别的策略思想的形成，主要是根据大资产阶级内部的矛盾和分化，中间派力量的壮大，和中国共产党在粉碎第一次反共高潮中争取中间派的成功经验。三个区别的思想，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思想的一个重要发展，其核心就是要大力争取和组织中间力量，还指出对顽固势力也要分化和争取。而要争取和组织中间力量，就要求有具体的政策和组织形式，因此中共中央适时地制定了“三三制”这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权政策。几乎是在1940年3月11日毛泽东在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上讲三个区别这一重要策略思想的同时，中共中央于1940年3月6日发出了关于抗日根据地政权问题的指示，规定各抗日根据地实行“三三制”的政权组织原则。我认为，将大资产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相区别、将大地主与中小地主及开明绅士相区别的策略思想，是“三三制”政权的思想理论基础，而“三三制”政权是实现这一策略思想的一个重要政策和组织形式。

当时，毛泽东还强调，对争取中间力量的方针，对三种区别的策略思想，要多作理论的说明，要加强宣传。所以，他在1940年4月以后对《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第二章作了上述重要修改。不仅如此，他还重视对广大战士进行上述党的策略思想的教育。在工作十分繁重的情况下，他仍抽出时间审阅修改八路军政治部编的《抗日战士政治课本》。他在给萧向荣的信中所说的“战士课本”，就是指的这个政治课本。《抗日战士政治课本》分上、中、下三册，上册共24课，中册共27课，下册共25课。信中说的“第一第二第四课”，是指的下册中的三课。毛泽东在信中强调指出：“第三课（指下册的第三课。——引者）望送来看，须加修改，要将大资产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亲日派大资产阶级与非亲日派（即英美派）大资产阶级，大地主与中小地主及开明绅士，加以区别。”“在第三课中，主要应说各阶级对抗日的态度，才有现实意义，亦请加以注意。”《抗日战士政治课本》下册第三课的标题是“中国革命的动力”，经毛泽东审阅修改后的这一课，加上了阐述三个区别的策略思想的内容。

最后说一下，上面提到的《党建论文集》第一册写有一个简短的前言，前言所署的时间是“一九四〇年十一月十二日”。毛泽东在信中说这本书“正在付印”，根据前言所署的时间可以确定正在付印的时间应是1940年11月。既然毛泽东写的信中说这本书正在付印，那么毛泽东写这封信的时间也可以确定为1940年11月了。

就《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油印本说明一个问题

《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卷）第275页，记述了毛泽东1941年2月23日为八路军军政杂志社印行《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铅印单行本写的一段话（也可称作题记），其中说：“这本小书是一九三六年秋季作为当时红军大学的教本而写的，目的在总结内战的经验。……四年来只有油印本，兹应军政杂志社之请，用铅印出版，借供党内同志们参考。”这里提到的油印本，是指中国抗日军政大学1937年5月印的油印本，这是目前见到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这一著作最早的印本。

我想就这个油印本说明这篇著作中的一个问题。

《毛泽东选集》第1卷于1951年10月出版后，有读者曾对《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第五章《战略防御》第一节“积极防御和消极防御”中的一段话提出疑问。这段话是：“为敌人吓倒的极端的例子，是退却主义的‘张国焘路线’。红军第四方面军的西路军在黄河以西的失败，是这个路线的最后的破产。”读者提出的疑问是：《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的写作时间，在《毛泽东选集》中注明是1936年12月，但西路军的失败是在1937年3月，在1936年12月写的著作中怎么就讲到了几个月以后才发生的事情，感到这里有矛盾，不好理解。有人怀疑是不是《毛泽东选集》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的写作时间弄错了；也有人怀疑这句话是不是新中国成立后编《毛泽东选集》时添加的，将1937年的事情加在1936年的著作中了。

从我们掌握的材料来看，上述两种怀疑都不符合实际情况。《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写作的结束时间确是1936年12月，1937年5月中国抗日军政大学印的这篇著作的油印本的文末，刻印有“（以上五章写于西安事变以前）”。其次，前面提到的《毛泽东选集》中的那段话在1937年5月抗大的油印本中就已经有了，原文是：“为敌人吓倒的极端的例子，是退却主义的‘张国焘路线’，西路军在河西的失败，是这路线的最后的破产。”油印本中的这段话同《毛泽东选集》中的在文字上略有差异，这是由于编《毛泽东选集》时在文字上作了一点润色，但内容是完全一样的。

接下来的问题是：油印本中的这段话是根据什么刻印出来的？是不是在1936年12月西安事变前完稿的这篇著作的毛泽东手稿中就写有这段话呢？

毛泽东这篇著作的手稿虽然没有保存下来，但是我认为在他的手稿中不可能写有这段话。理由是：第一，当时西路军还没有失败，他的书稿中不可能写上还没有发生的事情；第二，当时还没有在全党批判张国焘路线，他不可能在为红军大学写的这个教本中讲张国焘路线问题。那么油印本中的这段话又是从何而来的呢？我认为这段话很可能是毛泽东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印油印本时加上的。1937年3月，西路军失败了。3月23日至3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延安召开，通称延安会议。这次会议的议程共两项，第二项是关于张国焘的错误。会议批判了张国焘的错误路线，作出了《关于张国焘同志错误的决议》，决议指出：“西路军的严重失败的主要原因，是由于没有克服张国焘路线。”3月31日，张闻天在会上作的总结发言中说：“西路军的失败是张国焘路线最后的破产。”上述情况说明，张国焘的错误路线导致了西路军的最后失败，这是当时党中央已形成的共识。毛泽东在1937年5月抗大印《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油印本时加上“为敌人吓倒的极端的例子，是退却主义的‘张国焘路线’。西路军在河西的失败，是这路线的最后的破产”这段话，是有所依据的。特别是张闻天1937年3月在总结发言中所说的“西路军的失败是张国焘路线最后的破产”同毛泽东在1937年5月印油印本时加上的“西路军在河西的失败，是这路线的最后的破产”，意思是完全一样的，文字表述也非常接近，反映出一种前后承接的关系。但是加写上这段话，却没有顾及到一个重要情况，即这篇著作是1936年12月完稿的，从而出现了1936年12月的著作中却谈到了1937年3月才发生的事情这一令人费解的问题。

“荫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十六个字的表述是何时形成的？

前些年，《文献和研究》曾经发表一篇文章，说明“荫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十六个字的表述，是新中国成立后编《毛泽东选集》时才形成的。根据是：《毛泽东选集》第2卷的《放手发展抗日力量，抵抗反共顽固派的进攻》（1940年5月4日）和《论政策》（1940年12月25日）两篇文章中，论及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国民党统治区的工作方针时，原稿本都是用“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十二个字的表述。前一篇中说，在国民党统治区域的工作方针，“是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反对急性与暴露”；后一篇中说，在敌占区和国民党统治区，“是在组织方式与斗争方式上采取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政策”。这两篇文章编入1952年出版的《毛泽东选集》第2卷时，“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十二个字的表述，均改为“荫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十六个字的表述。再加以《文献和研究》的这篇文章中引述的论及党在国民党统治区工作方针的其他一些文件中，也是用“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十二个字的表述。于是这篇文章便认为“荫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十六个字的表述，是在新中国成立后编《毛泽东选集》的过程中，对“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十二个字的表述，补充了“荫蔽精干”四个字而形成的。

从我们在编写《毛泽东年谱》过程中查阅到的材料来看，这篇文章引述的材料是属实的，但最后得出的论断，即认为十六个字的表述是《毛泽东选集》编辑过程中才形成的，却是值得商榷的。

《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卷）第346页记述了毛泽东1941年12月20日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的情况。这次会议讨论陕西国民党统治区域党的组织问题及陕西省党的工作决定草案，毛泽东在发言中说：国民党反共后，我们提出“荫蔽精干”政策，“精干”是小而精，“荫蔽”是要求公开合法，但都做得不好，过去我们“荫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方针口号是提出了，但没有指示具体的组织方法。以上档案材料说明，十六个字的方针的表述是在1941年12月以前就提出了的，不是在编《毛泽东选集》的过程中才形成的。附带说明一下，“荫蔽”这个词，在见到的论及中国共产党在国民党统治区域工作方针的历史文献中，一般都用“隐蔽”，在《毛泽东选集》中用“荫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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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此篇文章发表在《党的文献》1995年第1期。编入文存时，内容作了补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