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理论的三大流派——马克思主义、新“左”派、自由主义
自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提出——直到全球化概念高频率使用的历史进程中，形形色色的全球化观念、理论不断涌现，形成了错综复杂的历史图景，似乎难以理清头绪。实际上，这一图景并非“羚羊挂角，无迹可寻”，而是有线索可查的。我们认为，全球化理论不是只有西方一种，而是存在三大流派——马克思主义主流派、当代新“左”派、西方自由主义主流派。对于这三大流派，我们认为，应该根植于汲取《形态》中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源头活水，借鉴新“左”派的某些观点和研究方法，批评和扬弃西方主流派的全球化话语霸权，立足于当今全球化尤其是经济全球化的新特点、新趋势，进一步发展和深化马克思主义主流派的全球化理论。
当代美国著名的马克思主义评论家阿里夫·德里克在冷战结束以后所写的一部总结性著作《革命之后》（1994）中，对马克思时代以来的全球化的发展作了一个大致的分期：在第一阶段，即19世纪，马克思、恩格斯把整个全球的一体化假设为资本主义的世界经济；第二个阶段，从19世纪晚期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在这一阶段中，资本主义的确已经变成全球性的，但不是马克思所设想的全球同质性与一体化，而是产生了新的分裂分化，伴随着全球范围的反殖民主义运动；第三个阶段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这个形态虽然仍保留中心—外围形式和相适应的发达—不发达的状况，但它的确证实了马克思早在19世纪中期的预言——资本主义确实已经普遍化，造成了现在世界主义与地方主义同时并存的悖论。[65]我们认为，德里克为马克思主义学派全球化观念的发展轨迹作了比较确切的背景说明。值得指出的是，马克思主义全球化理论的发展有别于一般性规范的学术研究，有一定的局限性，但它对全球化问题又确实作出了新判断，提出了新观点，所以毋宁说它是一种全球化观。反映不同时代背景的马克思主义全球化理论主要包括以下几个部分：
经典马克思主义的世界历史观，主要包括《德意志意识形态》文本的世界历史观、《共产党宣言》文本的世界历史观以及晚年探索东方社会发展道路过程中形成的世界历史观。《形态》文本如前所述，作为全球化理论的真正源头，采用了世界历史的理论角度和分析方法，从世界历史整体上去完善唯物史观、交往观，对世界历史提出了原创性洞见和预见，具有首创意义。《共产党宣言》文本虽然在书写的时间上比《形态》稍晚，但由于出版原因，它的面世又大大早于《形态》，产生的影响也远远大于《形态》。但是《共产党宣言》的世界历史观是由《形态》奠基的，它只是在《形态》的基础上进行了补充和发挥：主要是更为强调资本主义的世界历史发展的二重性问题；更为系统地阐述了世界历史和共产主义的关系问题；更加明确地提出“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世界历史必由之路；补充了对全球化的一体化结果的预见，提出世界历史的发展趋势，不仅表现在经济基础层面上，而且同样表现在文化交往层面上，“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由许多种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注：这里的“文学”是指科学、艺术、哲学等方面的书面著作）。总体上看，《共产党宣言》不仅继承了《形态》，又提出了自己的独立思想，在经典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观中居于重要的地位。
19世纪70年代，马克思在其晚年探讨东方社会尤其是俄国社会发展道路的过程中，提出了俄国有可能不经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而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的设想。其条件是：“假如俄国革命将成为西方无产阶级革命的信号而双方互相补充的话，那么现今的俄国土地公有制便能成为共产主义发展的起点。”[66]这是关于世界历史发展道路的一种新思考，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这一思想引起了学术界的极大争议和广泛研究。马克思主义经典的全球化理论，奠定了后来的社会主义者分析20世纪以来世界政治经济结构和全球化进程的基本方法和基本立场。
马克思主义全球化理论发展的列宁阶段，主要提出了如下思想：1.在《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一书中，列宁指出，资本主义发展到帝国主义，进入了垄断资本主义的阶段，资本垄断的趋势跨越了国界，在整个世界形成了一个具有内在联系的资本主义的世界经济体系。2．在帝国主义阶段还形成了高度垄断化、政治化、军事化发展趋势，帝国主义国家通过暴力战争在全世界划分势力范围，形成了世界殖民体系。3．帝国主义使世界经济产生了不平衡的发展结构：占主导地位的核心国家与受其剥削的不发达的边缘地区（基本上是前资本主义时期，但在不同的程度上存有资本主义成分），产生了全球化总体性和不平衡性发展之间的矛盾问题。十月革命后，列宁还基于全球化进程与俄国当时实际国情的分析，及时实现了由“战时共产主义”向“新经济政策”的转变，提出了一系列通过世界市场，学习利用资本主义文明成果，借鉴发达国家的经验，发展俄国新经济政策道路和社会主义的世界史观闪光思想。
可惜列宁的思想没有被完全真正地实施，列宁之后斯大林提出了“两个平行市场”的理论，认为战后两个对立阵营的存在所造成的经济结果，就是统一的无所不包的世界市场瓦解了，因而现在就有了两个平行的也是相互对立的市场。在这一理论的指导下，社会主义经济完全脱离了世界经济体系，最终扩大了苏联和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差距，也使马克思主义全球化理论出现了停滞和曲折。
马克思主义全球化理论的毛泽东思想阶段，提出了以下宝贵思想：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毛泽东认为自从有了帝国主义，世界就连成一片了。我们需要从世界历史的高度来为中国革命定位，来看待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中国革命受世界与中国两者社会状况亦即国际环境和具体国情的制约，因而既不是旧民主主义革命，也不是社会主义革命，而是新民主主义革命。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是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一部分，不应该脱离世界历史的背景来孤立地看待中国的问题。在晚年，毛泽东明确提出了三个世界划分的重大理论，而且还明确宣布：中国属于第三世界。这一划分标明了世界发展层次和程度不同的国家与区域在全球化中的地位、收益及代价的差异等。这种差异至今大体上仍是全球化过程中最突出的问题之一。
冷战结束以后，世界格局发生了很大变化，全球化成了不可阻挡的时代主潮，中国进行了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作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阶段的邓小平理论，也随之发展出了全新的全球化观念。邓小平在论及国际形势时曾指出，和平和发展是当代世界的两大问题。现在世界上真正大的问题，带全球性的战略问题，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经济问题或者说发展问题。和平问题是东西问题，发展问题是南北问题，概括起来，就是东西南北四个字。[67]世界和平与发展这两大问题，至今一个也没有解决。当今世界的发展格局已经由两极向多极化发展，世界的经济、政治新秩序正在建立之中，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中国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邓小平理论中的全球化观念在后文中还会有所触及。
马克思主义全球化理论基本上准确及时地反映了不同历史时代的情况，形成了一种全球化观念模式，这种模式基本上都坚持马克思的思路：共产主义、社会主义的世界历史将取代资本主义的世界历史，并对这种取代实现的途径进行了实践性探索。这种全球化观念对20世纪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我们不应该数典忘祖。
新“左”派的主导思想是：全球化实质上是资本主义的全球化，是极其有利于发达国家而对发展中国家的主权和经济生活造成严重威胁的全球化。他们往往是局限于更多关注全球化的负面效应，指责全球化过程中的不平衡发展，并为之提出一些拒斥性方案的流派。其中甚至有学者认为全球化是一个谎言，或者是西方殖民主义为人类设下的“陷阱”，认为全球化对发达国家也有危害，是“对民主和福利的进攻”。新“左”派全球化理论经历了这样一条发展轨迹：依附理论—世界体系理论—陷阱论—拒斥论。
依附理论出现于20世纪中期。1950年拉丁美洲经济委员会主席普列比奇在向联合国提交的被称为“拉美经委会宣言”的报告——《拉丁美洲的经济发展及其主要问题》中，依附理论的基本理论框架开始建立起来。此后，经过巴兰于1957年出版的《增长经济学》，安德鲁·弗兰克于20世纪60年代后半期发表的《低度发展的发展》《资本主义与拉美的低度发展》等，巴西学者多斯·桑托斯在《发展理论的危机与拉美的依附问题》和《依附的新特点》等论著的阐发，逐渐形成有影响的学术潮流。虽然全球化作为主题词还没有登场，但其研究切中了全球发展尤其是经济上发展的不均衡问题，为全球性的发展失衡问题提供了一个结构分析模式：中心—卫星的理论体系，这也是居于世界非中心地位的国家自我意识的第一次凸显。(https://www.daowen.com)
发展了依附理论思路的，是沃勒斯坦20世纪70年代提出的世界体系理论。世界体系理论以欧洲原生形态的现代化发展历史为原型与起点，提出了“世界经济体系”或者“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的重要概念，并用“中心—半边陲—边陲”结构框架来定位世界各国的经济地位。沃勒斯坦认为，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迄今为止已经有了四个发展阶段。从1450年到1640年是形成与产生时期；从1640年到1815年是巩固时期；从1815年到 1917年造成了资本主义的全球性行为；从1917年至今是加强时期。世界体系理论提出之后，受到了普遍的关注和挑战。针对过于强调经济因素的指责，沃勒斯坦在20世纪90年代又出版了《地理政治和地理文化》一书，融入了文化因素，补充匡正自己原有的构架，指出文化是现代世界体系不平等时代的一块战略要地。
陷阱论的典型代表，是德国的格拉德·博克斯贝格和哈拉德·克里门塔著的《全球化的十大谎言》，以及汉斯-彼得·马丁和哈拉尔特·舒曼著的《全球化的陷阱——对民主和福利的进攻》。这两本书都以欧美发达国家，尤其是以德国为蓝本，以丰富的经验材料，总结了全球化带来的负面效应，指出全球化并非人们所想象的可以解决错综复杂的全球化问题的灵丹妙药，所以必须对全球化采取非常审慎的态度。他们指出了经济全球化的严酷现实，即“事实上，现在的金融体系及其自由化仅使那些已经享有特权并且主宰世界经济的国家受益。代价却由发展中国家，特别是由它们当中最穷的国家承担”[68]。他们还认为全球化并非不可避免。《全球化的十大谎言》的第一个谎言就是“全球化是不可阻挡的”，指出“政治家仍有可能重新夺回自己的行为能力。把全球化描述成不可避免、无法阻挡的发展是政治诡计。当然，要逆转一个已经开始了的发展过程要比听之任之、放任自流困难得多”[69]。
拒斥论是指20世纪90年代以来形形色色的反全球化理论或观点。德国柏林自由大学政治系主任埃尔玛力·阿尔特法特教授在《全球化的极限》《涡轮资本主义》中，格奥尔格·科内特教授在《从金融资本到全球化》中一致认为，全球化是20世纪80年代初新保守主义政党执政以来大力推行新自由主义政策的结果，带来了世界金融市场的严重危机，西欧社会大规模失业的劳动社会危机，社会福利国家危机以及民主制度的危机，使贫富分化加剧，对现存制度造成了威胁。爱德华·S．赫尔曼在《全球化的威胁》中指出：“尽管1973—1995年美国的生产率增长了35％，但社会中层人们的实际平均工资率在最近几年还是很低，收入的不平衡上升到70年前的水平。”[70]查尔斯·洛克在《全球化是帝国主义的变种》中明确地说：“首先，我认为，全球化不过是帝国主义的另一名称。”[71]还有学者以后殖民地理论为视角，指出全球化同帝国主义批判、欧洲中心主义批判是相联系的，强调全球化仅是帝国主义的代名词，等等，均在不同程度上代表了拒斥全球化的潮流。
对于这类观点，我们要看到它确实提出了严肃的警示，有助于开阔思路。但是，正如罗伯逊所说：“我们应当对以下事实有很强烈的意识：否定的姿态，反对的姿态，通常是用当代的术语并联系当代环境表达的。我将试图说明，正如表面上反现代的姿态从某种意义上说不可避免是现代的东西一样，反全球化姿态也被包裹在全球性话语（discourse of globality）之中。从这种特定的意义上说，不可能有任何从全球化和全球性的后退。”[72]
拒斥论从根本上说是错误的，缺少对全球化二重性的具体分析。
“全球化”——无论作为一个概念还是一种观念的提出和确立，多多少少是以西方的存在为前提的，最初是以西方的话语开始出现的，并且跨越了经济、政治、文化等领域。对于全球化的西方话语体系表达，形成了西方主流派的、自由主义全球化理论。简而言之，西方主流派的自由主义基本思路就是：全球化=一体化=西方化=美国化。
比较极端的西方全球化理论，是以亨廷顿、福山为代表的意识形态色彩浓厚的全球化观念，把“全球化”几乎等同于“全球一体化”。在某种程度上，他们实际上代表了官方的话语。该倾向的全球化理念是从自己的需要和利益出发，企图把西方文明的价值观、社会制度、行为规范向全世界扩张，实现以西方为主宰的世界霸权或一体化。这种扩张是以“救世”的面目出现的，在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全面扩张，认为世界未来的模式就是西方的模式，未来的生活方式就是认同和接受西方生活方式，人类进化的道路就是西化的道路，人类的文化就是西方文化，人类的进化就是西方理性和科学的进步。这就暗示着，只要人类社会能按西方的模式实现一体化，人类最终将会摆脱苦难和困境。哈佛大学教授、奥林战略研究所所长塞缪尔·亨廷顿，于1993年夏在美国《外交》季刊上发表了《文明的冲突》一文，引起了激烈的争论。该文认为，文明间的冲突将主宰今后的全球政治，特别是七八个主要的文明互动。未来国际政治的核心最可能是西方文明与非西方文明的冲突，尤其是儒教文明和伊斯兰文明对西方文明最具“威胁性”。亨廷顿还认为，文明间的冲突将永远不会泯灭，不同文明、文化是不会出现全球性的大融合的，但每一种文明必须学会与其他文明共处。日裔美国人福山（F．Fukuiama）在《历史的终结与最后之人》（The End of History- The Last Man）一书中，“则以苏东剧变和冷战结束为蓝本，设想了一幅自由主义在全球全面胜利的景象”，认为苏联的解体是“资本主义的最后胜利”。冷战结束的意义远超过了自由民主制度的胜利，而意味着自由民主制度成为人类意识形态进化的终结和人类政府的最后形式，这就导致了“历史的终结”。他把资本主义视作已经成为历史辩证过程最终产物的社会和经济制度的典范，资本主义“自由”“平等”的价值观为迄今为止唯一合理的价值观，它们将在全球取得全面的胜利，社会主义已经终结。福山的观点，近年来已经有所改变。
相对而言，以英国著名学者吉登斯为代表的社会改良派比较缓和。吉登斯提出了“制度转变论”，主张全球化是现代性的基本制度特征向全球范围转变的必然结果。他提出“第三条道路”作为解决全球化问题的途径，“第三条道路政治应该以积极的态度面对全球化”，以及它所带来的“个人生活和人与自然关系”的变化。世界的变化使传统的阶级政治分野已经过时，面对挑战，“第三条道路”必须超越“左右对立”，兼顾“效率与公正”“发展与正义”，均衡“权利与义务”，建立新的“个人与社会关系”。说到资本主义，他明白无误地指出：“美国企图把（它的）宪法条款推及全球。”[73]其他社会改良主义的学者针对政治领域的全球化，提出了“建立新的超越传统左右概念的政治坐标”“世界公民权利”“世界公民社会”“世界国家”“世界管理”等一系列新的政治概念，基本上代表了西方新中间力量的主流观点。
西方主流派全球化理论在政治、经济等领域表现得也很活跃，全球化等同于美国化的观点更为明显。布热津斯基曾宣称：“人们还必须把全球性的专门组织网，特别是‘国际’金融机构，看作是美国体系的一部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可以说代表‘全球’利益，而且它们的构成成分可以解释为世界性。但实际上它们在很大程度上受美国的左右，而且它们本来就是在美国的倡议下产生的，特别是美国倡议的1944年布雷顿森林会议。”“美国的全球体系也在很大程度上依靠对依附它的外国精英们行使间接的影响”。“由于美国技术优势和全球的军事作用的潜在的有形影响，以上这一切都得到了加强”[74]。1999年2月26日克林顿在旧金山演讲，强调要以全球化作为美国外交战略的立足点。4月7日，克林顿再次发表有关对外政策讲话，突出强调了全球化将在21世纪给人类社会与美国外交所带来的机遇和挑战。20世纪的最后一天，克林顿在新年献词中强调：在新千年，为了这个互相联系的新世界，推进我们的利益和价值观，美国显然必须继续接触。2000年1月5日，美国新闻署发表了《新世纪的国家安全战略》的报告，全面阐述了美国新世纪的安全战略。报告一开篇就强调“全球化”给世界和美国所带来的影响，实质上就是将全球化等同于一体化，进而等同于美国化，推行美国的价值观念、政治模式和行为标准。美国的财政部长萨默斯更是一语道明：“美国公司在每一个领域都确定了世界的标准。”[7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