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三先”挑战，抓住“三后”机遇——中国应对全球化新方略
在21世纪的起点上，中国怎样面对经济全球化浪潮？
随着中国深度融合于世界经济一体化，这个问题更加尖锐、更加迫切、更加突出。
在这个命运攸关的问题上，在理论上与实践上，我们都面临着三种迥然不同的历史抉择：
第一种选择，是完全接受西方主流派全球化理论，仅仅强调全球化过程的光明面、积极面，采取完全顺应、照搬西方的态势，循规蹈矩地作为边缘地带与附庸国家，纳入到西方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去。
第二种选择，是盲目跟从“新左派”全球化理论，仅仅强调全球化过程的消极面、副作用，采取根本拒斥态度，千方百计地对抗全球化，力图游离于这个过程之外。
第三种选择，是固然要借鉴上述两种全球化理论，但主要是继承发展马克思主义全球化理论，用对立统一的矛盾观，特别是劳动二重性理论，剖析当今时代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趋势，面对“西方占先—资本占先—美国占先”的新挑战，采取“后发制人—后发优势—后来居上”的新方略。
这三种选择，不是等价等值的，而是“两条死路，一条活路”：
前两种选择，到头来只能是死路一条；
只有马克思主义，特别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提出的新世纪发展战略，提供的第三种选择，才是借助经济全球化时代大潮，推进中国现代化起飞的唯一正确选择、历史必由之路。
下面，我们试着分四个层次，简要阐明这种新方略：
全球化矛盾过程观；全球化过程二重性观；经济全球化“三先”现状观；中国应对经济全球化的“三后”方略观。
第一个层次，全球化矛盾过程观。
1997年7月1日开始的东亚金融危机，2001年9月11日恐怖主义袭击事件，再加上2008年从美国开始的当代国际金融危机，2011年开始的欧洲主权债务危机，世纪之交的这一系列危机性事件，像暗夜中的闪电那样，使人们一下子看清了全球化过程中潜藏的种种深层矛盾。
经济全球化不是一个一帆风顺、没有矛盾的简单过程，它既是一个不可避免、不可逆转的世界历史过程，又是一个错综复杂、充满矛盾的世界历史过程。
至少有以下九个层次的基本矛盾，依然存在，并长期存在，有时甚至会激化起来：
过去所谓“南北矛盾”依然存在，即少数发达国家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两极分化现象，甚至伴随全球化过程有所加剧；
过去所谓“东西矛盾”依然存在，只不过改变了形式，突出了不同文明价值体系之间的矛盾冲突；
网络全球化与话语权垄断的矛盾；
经济全球化与利益跨国垄断的矛盾；
政治国际化与政治多极化的矛盾；
文化全球化与文化民族化、多元化的矛盾；
全球化过程与民族国家的矛盾；
政治多极化的全球化过程与霸权主义全球垄断的矛盾；
全球化与反全球化的矛盾，其中包括用恐怖主义报复霸权主义等造成的复杂矛盾。
说到底，最深层、最根本、最主要的矛盾，是经济全球化与资本垄断性的矛盾。
我们至今仍然应当说，和平与发展是21世纪的时代主题，甚至应当更高地举起争取永久和平、持续发展的旗帜。
但头脑应当清醒，21世纪全球化过程仍是充满矛盾的：经济全球化—政治多极化—文化多元化，仍是21世纪世界历史的多彩画面。
第二个层次，全球化过程二重性观。
马克思劳动二重性理论，不仅是唯物史观的理论基石，理解《资本论》的思想枢纽，而且是解开全球化世界历史之谜的一把钥匙。
劳动实践活动的二重性，由此决定了经济全球化过程的二重性。应当从“物质内容与社会形式”“天人关系与社会关系”“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劳动实践与交往形式”的对立统一之中，来完整地把握经济全球化这个世界历史过程的矛盾统一体。
当代经济全球化，至少有以下六块物质技术基石：科技第一生产力的全球化；信息网络的全球化；资源配置的全球化；资金流动的全球化；市场体系的全球化；交往活动的全球化；金融体系的全球化。
当代经济全球化，从目前来看在社会关系层面至少表现出以下四个重要历史特点：跨国公司是推动经济全球化的最重要主体力量，尽管不是独一无二的唯一主体；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金融资本借助于信息网络的全球流动，表现得特别突出；资本向全球扩张的内在冲动，成为当代经济全球化的重要内在动力；当代资本主义不仅是从自由竞争资本主义向垄断资本主义发展，而且有从国家垄断向跨国垄断、全球垄断发展的趋势。
正是由于经济全球化有如此深厚的物质技术基础，因而，这是一个不可逆转、不可抗拒的时代潮流，诚可谓顺之者生，逆之者亡；
也正是由于当代经济全球化，带有资本垄断、全面异化的社会关系历史印记，因此我们不能简单顺应，必须应对挑战。
第三个层次，经济全球化“三先”现状观。
经济全球化的历史格局，多少有点像下围棋，先下手为强，先启动就容易占先，就容易掌握主动权。
“西方占先—资本占先—美国占先”，这“三先”态势成了当代经济全球化过程中不可否认的历史特点。
“西方占先”：1500年前后，以哥伦布发现新大陆、达·伽马开通欧洲通往印度航道、麦哲伦环球航行这三大远航探险为标志，近代交通革命和商业革命为双轮，开始驱动了近代全球化的最初先兆阶段；1750年前后，英国开始的产业革命，由此造成的世界市场，推动西方率先走向近代经济全球化的开始起步阶段；从1950年到2000年前后，西方率先开始了走向经济全球化初步形成阶段。近500年间，世界历史走向经济全球化的潮流，已在1500年至1750年至1950年的西方，先后出现上述三大潮头，其中近代工业化这次潮头领先东方200年，当代经济全球化这次潮头依然领先东方50年。
“资本占先”：由于跨国公司成了目前推动经济全球化的最活跃的主体力量，而金融资本借助于信息网络的全球流动远比生产流动、资源流动、商品流动快得多，因而资本的世界化、全球化似乎成了经济全球化的一个重要火车头，占据了相当重要（不是唯一）的主导地位；许多国际经济活动的“游戏规则”、活动规范的确立，资本也起了主导作用。
“美国占先”：在国际商业中心与航道中心从地中海、大西洋转向太平洋的过程中，美国利用后发优势与地缘优势，首先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超越了英、法等老牌资本主义工业化国家；而在信息技术革命中，美国又借世界文化大熔炉的独特优势，加上“集约化—数字化—网络化—规范化”四大关键技术创新上，又超越了德国、日本等后起资本主义国家，因而在世纪之交，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美国几乎独占鳌头。另外，根据1944年布雷顿森林会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是以美元为标准货币进行结算的，再加上世界银行、世贸组织两大世界金融贸易机构，由于历史原因，美国都在一定程度上比其他任何一个国家更占重要地位。
在当代经济全球化过程中，我们必须承认“西方占先—资本占先—美国占先”的历史与现状。
经济全球化，中国面临的最大挑战是什么？就是“西方占先—资本占先—美国占先”的世界历史格局。
第四个层次，中国应对经济全球化的“三后”方略观。
“西方占先—资本占先—美国占先”，当代经济全球化的这种历史格局，是近代三五百年来形成的世界历史格局，我们必须承认这种现实，从这种客观实际出发，来制定中国参与经济全球化方略。
中国的正确方略、历史机遇是什么？这就是采取后发制人战略，充分发掘后发资源优势，最终争取达到后来居上的目标——简称“三后”方略。
所谓“后发制人”战略，就是承认在经济全球化历史过程中，现有“西方占先—资本占先—美国占先”的历史现状，先作出一定让步，以便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取得参与经济全球化的“入场券”；在让步过程中应努力守住一条底线，也是国家经济命脉、政治命脉、文化命脉安全的警戒线，就是金融、交通、通信等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国家经济命脉，不能让主导权控制在外国资本或私人资本手中；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中国绝不仅仅是被动卷入、消极应战，而是应当采取化被动为主动的方略，对内改革，对外开放，积极参与，主动推进；应当在理论上更进一步明确，当今时代推动经济全球化的头号火车头固然是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但它们不是唯一动力，中国与东亚也已成为推动经济全球化的又一火车头；当然，在加入世贸组织后，介入经济全球化的速度、进度、广度、深度上，要借助于中央政府宏观调控，把握好开放性与主体性恰当结合的尺度；最终目标应当是借助经济全球化，推进中国现代化，实现中华文明的综合创新与现代复兴，而不是作为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边缘地带与附庸成分。
所谓“后发优势”，主要指中国以后发态势进入经济全球化的时代潮流，固然有诸多不利因素，但反过来看，也可以认真发掘以下十种“后发优势”：一是开放引进优势，可以通过世界市场从先行国家直接引来资金、技术、设备、人才、智力、管理技巧；二是事半功倍优势，可以用少量资金，买来先行国家花费大量代价取得的信息技术、知识创新；三是借鉴前人优势，前人探索中往往走过了许多弯路，付出了许多代价，浪费了许多时间，通过总结借鉴西方与东亚现代化、全球化历史经验，有助于中国实现转型，作出创新，少走弯路；四是经济起飞的发展速度优势，西方与东亚已率先走过了经济起飞黄金时代，发展速度趋于放缓，通常为百分之一二，不超过百分之三四，而中国21世纪头十年速度可达百分之七八，第二个十年也可望接近百分之五六七，这是吸引外资的巨大磁石；五是中国内需市场潜力优势，这是一个近代工业化产品、现代信息化产品都有巨大需求的大市场；六是劳动力价格低廉优势，中国人力资源特别丰富，内地劳动力价格相对比较低廉，有助于降低成本，增加市场竞争力，因而有助于吸引外商投资；七是东西部发展时差优势，东部环太平洋城市已开始走向现代信息化，中西部广大地区才开始近代工业化，因而可以大大延长经济起飞、高速发展持续时间；八是长期稳定发展优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民主政治、精神文明这一套制度创新基本定型，有助于中国社会走向长治久安，避免某些国家内乱因素，对内增加凝聚力，对外增加吸引力；九是民族精神优势，因为中国近代化屡经磨难，贫穷落后，受尽欺辱，因而，“万众一心，振兴中华，奋力拼搏，赶超先进”的中华民族精神的动力特别强大；十是哲学智慧与民族文化基因优势，中华文明上下两个五千年[76]长盛不衰，在世界文明史上独树一帜，一个重要根源，是中华民族特别富于以弱胜强、以柔克刚的哲学智慧，特别富于多元一体、兼容并包、圆融无碍、综合创新的文化基因与文化精神。
所谓“后来居上”目标，就是说中国参与经济全球化过程，目的并不是跟在西方发达国家后面，亦步亦趋跟着人家走，完全纳入世界资本主义体系，而是为了实现“振兴中华”的现代化目标。具体说来，这种“后来居上”的战略目标，可以分解为以下七个层次，犹如七层宝塔：第一层，可以借助于加入经济全球化过程，加快中国改革进程，使从传统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新型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不可逆转，同时也有助于促进政治改革深化，建设法治国家；第二层，中国从一般性的、有限度的对外开放，一下子跨进到逐步融入世界经济、全球市场之中，有助于通过世界市场，取得世界资源，加快中国现代化建设；第三层，借助于全球市场与跨国公司，中国最广泛地引进全球资金、技术、设备、人才、智力、管理经验、经营技巧，形成纳百川而成大海之势，使中国现代化起飞势头大大超越前人；第四层，通过深度融入经济全球化，既可以吸收近代工业化文明成果，又可以直接吸收现代信息化最新文明成果，因而有助于中国在努力推进工业化基础上实现信息化，又用信息化带动改造工业化，走出一条“近代工业化—现代信息化”合二为一的新路；第五层，中国经济起飞与改革开放是同时起步的，通常经济起飞期不过一二十年，而中国可能借助于经济全球化势头使经济起飞期延长到40—45年；第六层，积极参与全球化，中国根本超越了封建社会后期闭关锁国三五百年的历史局限，也走出了近代百年落后挨打的屈辱局面，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第七层，融入经济全球化浪潮，走“古今中外、综合创新”的大道，使中华文明不仅保持了民族文化优良基因，而且创造新型文明，为世界新型文明带来东方曙光！
在21世纪世界历史新起点上，中国对外开放又迈出了有决定意义的两大步，充分证实了马克思世界史观、全球化理论、东方道路论的强大生命力，“科学分析，积极融入，后发制人，后来居上”中国方略的科学性、合理性、可行性：
第一步，2000年前后，经过长期艰苦的谈判过程，中国终于如愿以偿，主动加入世贸组织，更加积极全面地推进对内改革、对外开放，全面开放地融入全球一体化的世界市场体系，融入经济全球化的世界历史进程；
第二步，2017年1月，在全球化与所谓“逆全球化”之争风生水起之时，美国新任总统特朗普带头主张贸易保护主义，“买美国货，用美国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达沃斯全球论坛上，积极倡导反对狭隘的贸易保护主义盲目抬头，共同构建21世纪人类命运共同体，通过“一带一路”建设，积极扩大各国经济合作、贸易往来，中国对外开放格局也开创一个新时代。
想当初，中国加入世贸组织时，当事双方的许多国人世人都心存疑虑，甚至忧心忡忡。
但曾几何时，国人已经根本走出了过分忧虑的阴霾：
经过改革开放40年，中国经济总量已经从世界第十几位，上升到世界第二位；
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从1978年的不足300美元，上升到近万美元；
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率的贡献，已经达到30％，可谓三分天下有其一。
正是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马克思世界史观、全球化理论、东方道路论，已经成为中国改革开放最重要的源头活水，开创中国奇迹的强大思想动力。
[1][德]弗·梅林：《马克思传》，樊集译，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638、670、671、673页。
[2][比]亨·德曼：《新发现的马克思》，见中央编译局编译《〈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研究》，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374页。
[3]《马克思古代社会史笔记》，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413页。
[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十五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656、645页。
[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十五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665—666页。
[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十五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31页。
[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十五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83—284页。
[8]《马克思古代社会史笔记》，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433页。
[9]《马克思古代社会史笔记》，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385、429页。(https://www.daowen.com)
[1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九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129页。
[1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十六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194页。
[1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九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383页。
[13][德]马克思：《资本论》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10、11页。
[1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十五卷，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第397页。
[1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十二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43、51—52页。
[1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十二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51—52页。
[1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十五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37、284页。
[1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十五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588、593页。
[1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十二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53页。
[2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九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121、124页。
[2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40页。
[2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九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374、372页。
[2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42页。
[24]中央编译局编：《回忆恩格斯》，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4页。
[2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九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125页。
[2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十四卷，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420页。
[2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十五卷，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第397页。
[2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十四卷，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344—345、347页。
[2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十四卷，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424页。
[3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十六卷上册，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78页。
[3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十五卷，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第397页。
[32]《爱因斯坦文集》第一卷，许良英、范岱年编译，商务印书馆1976年版，第284页。
[33][苏联]T.Б.库兹涅佐夫：《爱因斯坦传》，刘盛际译，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第334、360页。
[34][苏联]T.Б.库兹涅佐夫：《爱因斯坦传》，刘盛际译，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第334、360页。
[35]参见朱亚宗：《伟大的探索者——爱因斯坦》，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11、221页。
[36]参见朱亚宗：《伟大的探索者——爱因斯坦》，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21页。
[37]王宁、薛晓源主编：《全球化与后殖民批评》，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第44页。
[38][美]罗兰·罗伯森：《全球化——社会理论和全球文化》，梁光严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1、12页。
[39]俞可平主编：《全球化时代的社会主义》，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第43页。
[40]参见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主义研究资料》编辑部编：《马列主义研究资料》，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1期，第40页。
[4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88、89、73、68页。
[4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88、73、68、276页。
[4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88、73、68、276页。
[4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88、73、68、276页。
[4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88、73、68、276页。
[4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14、276、86页。
[4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14、276、86页。
[48]《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14、276、86页。
[49]《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14页。
[50]《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14页。
[5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86、107页。
[5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08页。
[5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10、111、113页。
[5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10、111、113页。
[5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10、111、113页。
[5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14页。
[5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88、86、87页。
[58]《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88、86、87页。
[59]《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88、86、87页。
[60]《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86页。
[6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89页。
[6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89页。
[63][美]弗里德里克·詹姆逊：《论现实存在的马克思主义》，载俞可平主编：《全球化时代的“马克思主义”》，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第85页。
[64][土耳其]阿里夫·德里克：《弹性时代的马克思主义》，载俞可平、黄卫平主编：《全球化的悖论》，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
[65]参见[美]阿里夫·德里克：《革命之后》第四章“弹性生产时代的马克思主义”；中译文载俞可平、黄卫平主编：《全球化的悖论》，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第 263页。
[6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51页。
[67]参见《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04—105页。
[68][德]格拉德·博克斯贝格、哈拉德·克里门塔：《全球化的十大谎言》，胡善君、许建东译，新华出版社2000年版，第143页。
[69][德]格拉德·博克斯贝格、哈拉德·克里门塔：《全球化的十大谎言》，胡善君、许建东译，新华出版社2000年版，第55页。
[70][美]爱德华·S．赫尔曼：《全球化的威胁》，载《马克思主义与现实》，1999年第5期。
[71][英]查尔斯·洛克：《全球化是帝国主义的变种》，载《全球化与后殖民批评》，王宁、薛晓源编译，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
[72][美]罗兰·罗伯森：《全球化——社会理论和全球文化》，梁光严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4页。
[73][英]安东尼·吉登斯：《民族-国家与暴力》，胡宗泽、赵力涛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308页。
[74][美]兹比格纽·布热津斯基：《大棋局——美国的首要地位及其地缘战略》，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37、34页。
[75]参见袁冬梅、廖进中：《经济全球化与美国经济增长》，载《湖南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1999年第3期。
[76]王东：《中华文明论》，黑龙江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