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讨“帝国主义逻辑”和“社会主义逻辑”的哲学导言
这仿佛是历史发展中令人难以捉摸的奇特一幕：身居斗争旋涡、肩负实践重担的列宁，在世界大战爆发的隆隆炮声之中，却来潜心研究黑格尔、亚里士多德，并对极其抽象的哲学范畴和构思辩证法体系问题，发生了巨大兴趣。实际上，《哲学笔记》是理论研究同实践活动统一的典范，是把辩证法史的探讨、发展辩证法理论、解决实践问题三个方面有机结合的典范。理解列宁的独特而深刻的哲学史观，有助于解答这个问题。一方面，他把哲学史看作整个认识的历史的结晶，不断提出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探索的历史；另一方面，他又把认识史看作循环上升的螺旋曲线，无限地近似于一连串圆圈。因而，对于人类实践活动、认识活动具有普遍意义的辩证法、认识论的基本问题、基本规律，就会不断以新的形式反复地出现在这个螺旋曲线上。抓住了这种古老而常新的问题，就可以把辩证法史的研究、制定辩证法理论、解决现实的实践问题这三者有机结合起来。
《哲学笔记》的真实意义何在？《哲学笔记》的内容，从形式上看是对黑格尔和哲学史上抽象概念的分析，实际上却是在寻求对时代课题的哲学回答，是列宁通过批判改造黑格尔的形式，从哲学高度对时代课题作出的探索与沉思。就实质来说，它是列宁和俄国无产阶级的实践经验、认识经验在哲学上的总结和升华；它是握有双锋利剑——“《资本论》逻辑”和新鲜实践经验的列宁改造黑格尔和辩证法史的全部思想资料的哲学成果；它是列宁为指导伟大实践而精心磨砺的哲学武器，是对具体事物进行具体分析的科学世界观、认识论、方法论。
什么是列宁面临的最大时代课题？就像一出剧、一部电影总有一个主题一样，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的主题。衡量哲学思想价值的天平，历来是时代的课题：是它对时代主题的把握，是对时代主题进行哲学思考的广度和深度。从19世纪跨入20世纪，随之而来的是两大特征：一是在社会领域，从自由资本主义进入帝国主义时代，酝酿着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二是在自然科学领域出现了科学“危机”与革命。20世纪的社会革命与科技革命，是列宁面临的两大时代课题。
列宁站在两个世纪的交错点上，站在20世纪新的历史时代的开端，站在当代课题的理论思维的高峰之上。列宁在《哲学笔记》中深思熟虑的时代课题，正是20世纪人类社会中面临的上述两个最为重大、最为迫切的时代课题。《哲学笔记》中哲学思考的焦距，对准当代实践的迫切问题。通过深沉的哲学思考，可以听到时代脉搏的剧烈跳动。可以说，《哲学笔记》是时代脉搏和列宁哲学探索的脉搏，跳动到一起、融合到一起的独特产物。列宁在这里的哲学沉思和哲学预见在当代社会主义实践和科技革命中显示出巨大活力。
列宁在历史舞台上进行活动，主要是1894—1924这三十年。这是沿上升线发展的三十年。在最后的十年中，列宁的思想发展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峰，是理论活动与实践活动最卓有成效的十年。毫无疑问，这主要取决于历史实践的发展，是“时势造英雄”。但是，《哲学笔记》中列宁哲学思想的升华，不能说不是一个重要原因。由于《哲学笔记》这个飞跃，列宁把唯物辩证法运用得更全面、更系统、更富于成效。1916年上半年，列宁写成继《资本论》之后的最重要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巨著《帝国主义论》；下半年又写成《无产阶级革命的军事纲领》，发挥了《论欧洲联邦口号》的思想，提出帝国主义时代资本主义经济政治发展的不平衡规律、社会主义革命可能在一国首先胜利的学说：1917年4月提出著名的“四月提纲”，9月又写成《国家与革命》，紧接着亲自领导了十月革命的伟大实践。时间如此之短，成效如此之大，在革命史、思想史上都是惊人的一章、难以企及的奇迹。如果说，列宁有什么法宝、“秘密武器”的话，那就是《哲学笔记》中锻造的唯物辩证法。(https://www.daowen.com)
对比研究列宁的三大笔记（《哲学笔记》《关于帝国主义的笔记》《马克思主义论国家》），可以确凿有力地证实《哲学笔记》是创作《帝国主义论》《国家与革命》这两部巨著的哲学导言。从马克思的“《资本论》逻辑”到列宁的“帝国主义论”，有一个不可忽视的理论上的中介环节，就是《哲学笔记》。正是在这里，列宁把渗透在马克思《资本论》经济学内容中的辩证法，重新提炼升华出来，从而为运用“《资本论》逻辑”作为方法论来分析新的时代，提供了伟大的认识工具。《哲学笔记》又是“四月提纲”和《国家与革命》的哲学准备，为寻找俄国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之路，提供了重要的认识论、方法论。
列宁思想发展的逻辑表明了唯物辩证法在马克思主义中的重要地位，它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活的灵魂”和“方法论基础”。在最后的十年，列宁思想发展的逻辑是：钻研唯物辩证法的大逻辑（一般）—探讨“帝国主义的时代的逻辑”（特殊）—探讨“俄国走向社会主义的逻辑”（个别）。“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不畏浮云遮望眼，只缘身在最高层”。正是由于列宁从哲学理论高度探索了“一般辩证法”，使他把握了客观世界和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总的趋势，把握了人类认识史上的全部经验、全部方法和主要手段。这就使得列宁在探寻“帝国主义逻辑”“社会主义逻辑”中，能够比一般人站得高些、看得远些，表现出理论思维的科学预见，具有高屋建瓴、势如破竹的气魄，并在理论上和实践上表现出巨大的创造性和灵活性。这对于今天普遍流行的教条主义和忽视理论思维的经验主义、实证主义倾向，实在是一剂良药。
从《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到《哲学笔记》，列宁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重心从唯物史观转向辩证法——认识论。这并不是出于列宁的哲学爱好，而是深刻洞察了新时代的需要，自觉反映了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重要特点、重要规律。在19世纪，在马克思主义发展中的“第一个五十年”，时代的主题是使社会主义从空想变为科学，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首先突出出来的是与历史观直接联系的唯物史观。而在20世纪：在马克思主义发展中的“第二个五十年”中，时代的主题是使社会主义进一步从科学变为实践，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突出出来的是与实践活动直接相关的辩证法——认识论，把马克思主义辩证法——认识论系统化成为首要课题。普列汉诺夫等其他马克思主义者未能自觉地适应这种转变，而显得“稍逊风骚”。而正是这一点，构成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上列宁阶段的鲜明特征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