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渡江”而“渡海”——达摩新神化形象的出现

更新于 2026年10月13日 版权声明
第三节 因“渡江”而“渡海”——达摩新神化形象的出现

在对达摩渡海和渡江传说进行整体考察后,我们终于可以回到最初的问题。杨玉彬所讨论的铜镜,所表现的内容到底是达摩渡海,还是达摩渡江呢?图1是引自杨玉彬文章中的铜镜图片,颇具代表性。[54]

图示

图1 上海博物馆藏金达摩渡江镜

此类铜镜上没有任何题款,无法从文字内容得出确凿的图像判定。但此类铜镜全部为宋代以后的作品,彼时达摩传说已较为丰满,并随着禅宗的流行而广为人知,因此以达摩神迹为主题来制作铜镜纹饰应该有较大的可能。从图像本身来看,站立水上者是普通僧人造型,而在唐宋僧人传记中,以此形象跨越水域者也以达摩最为典型。更具图像判定价值的是“亭子”。以往学者对此“亭”的解释几乎全都存在问题,最关键的是没有将之与达摩传说建立起有效联系。王桂芝认为此类铜镜中的亭子是一座“水中阁楼”“海市蜃楼”;[55]杨玉彬则认为“吐水柱的神龙和水柱顶部的庙宇,是标示达摩具有神性法力的‘符号化’物象,是宋金时期佛教文化中国化、民间化、世俗化的产物”。[56]这两种解释具有代表性,但却均误解了“亭子”的本质。图中的亭子也可能不是一般的风景,而是后世传说中的“一苇亭”。宋代《五家正宗赞》中录有一首赞文,称“一苇亭九成仪凤,新丰洞无色祥麟”;[57]宋代石溪心月(1215—1289)的《一苇亭》则更为著名,即“长江一苇浪花开,合国咸知不再来。[58]千古凭栏一惆怅,岂知脚下滑如苔”,[59]专门咏颂达摩渡江一事。根据这两首宋代诗歌可知,在传为达摩渡江处,曾建有名为“一苇亭”的亭子,以纪念和凭吊这位汉地初祖。由此我们可以确证,此类铜镜所表现的就是达摩一苇渡江的传说形象。因此,不论从佛教文献还是图像内容来看,这类铜镜都不当被命名为“达摩渡海镜”,而只可能被称作“达摩渡江镜”。但问题至此还没有结束,对近现代在判读此类图像时为何会产生“渡海”误读的继续探索,将为我们带来有关传说人物新神化形象形成理路问题的启发。

众所周知,神话传说的流传最初依靠讲述者和听众两个方面,二者的互动往往会为传说增加新的内容。而当传说被固定于文本后,讲述者和听众的关系转变为文本与读者的关系,读者只能对文本做合理解读,却无法在与作者的互动中相对自由地促生情节变化。文字化固然有利于传说本身流传千古,但在一定程度上却也终结了人们的想象。

然而,人类的想象力还是会在其他角落绽放,近现代人对“达摩渡海形象”的认知就是一个例子。前揭王桂芝将达摩镜中的亭子解释为“海市蜃楼”,那么他一定就认为镜背纹饰中的达摩是在“海上”,这一“误解”是脱离文字资料、径由图像判断的结果。图中的浪涛翻滚、神龙出水,无疑都会令今人想到大海的形象;且与同时期铜镜背后(如前述八仙过海镜等)所刻画的海洋形象相比较,图中的风浪也颇有几分相似。因此可以说,脱离文字、仅专注图像的误读创造了“达摩渡海”这个“新词”和“新想象”。然而,对达摩渡海这一新神化形象的创造,并不是当代的突发事件,其拥有更为深远的历史根源。唐宋禅宗对“祖师西来意”的反复追问,无疑会强化对达摩“渡海西来”传说的重视。但根据前文考察便可发现,传统史料对达摩渡海的过程全部是一笔带过,除了历经“三载”外,并无神异发生。与流行的达摩传说中,在天竺度化王者(异见王)、在中土与梁武帝谈话不契、一苇渡江、宝志预言、六次出毒、衣钵传法、只履西归等传说相比,三载渡海中奇迹的缺失,不禁使人感到有些遗憾!或许正是这一“遗憾”,激发出人们新的想象,尽管这些想象并不具备原始的文献基础。

西安碑林博物馆保存的一块达摩碑(图2)表现了一幅奇特的达摩造型。[60]刘霖考证此图为某个自称疯癫和尚(1651—1710)的人于1689年所绘。[61]从图上可以看到,达摩既在“一苇渡江/海”,又在“只履西归”,东来西去传说同时表现在一个形象上。这不能简单地以“作者对达摩传说不了解以至出现此谬误”来进行解释,不可想象僧人会将祖师“来—去”这样一对相反的事情搞混。这一图像的形成,事实上说明了此时达摩的传说形象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带有时间线索的文本叙事,形成若干主要象征符号,而对这些符号间的重新组合,使达摩的传说形象有可能更为多元地表现在单个图像中。更可注意的是这幅图的题偈:“折苇江上客,西来东渡人。大意人人有,空走徒劳心。”如果只看诗文本身,我们无法确定图画中的形象到底是在“江上”,还是在“东渡”沧海。刘霖在此问题上的疑惑甚为有趣,他将此图描述为:“碑面的主体为线刻达摩东渡图……踏苇渡江。”[62]虽然我们从文献出发对这一图画的判断是“渡江”,但“折苇江上客”“西来东渡人”“空走徒劳心”三句诗文似乎说明疯癫和尚本人(与作为观众的刘霖)也有将这一图画看作“一苇渡江”“达摩渡海”“只履西归”的结合体的倾向。

同样是在清代,一些禅宗语录明确将“一苇”与“东渡”结合起来,如:(https://www.daowen.com)

一苇东渡,遂开棒喝之宗。[63]

兹者念畴昔之好,特特一苇东来。[64]

一苇东渡,不获祖帐河桥。[65]

逮于东土祖,一苇渡海水。[66]

可见,至晚到清代,人们已经以“一苇”的形象来添补达摩渡海的神异空缺。或许这一现象起源于形象符号的混合甚或混淆,但其中难免还隐藏着另外一层大众意识,即“达摩既可一苇渡江,岂不能一苇渡海乎”?[67]这一反问

其实早在明代就已确然出现。明末方汝浩《东渡记》中,达摩“一苇渡江”,度化神光(惠可,487—593)后:方汝浩笔下,达摩以渡江“旧苇”复又渡海,并以此神异令惠可深信祖师道力。当然,《东渡记》中的这个形象不可能是清代到现代人心目中的达摩“一苇东渡”的形象来源,毕竟其中达摩所跨越者并非天竺与中国之间的万里苍冥,而只是在归属中国的较短海域内穿行。《东渡记》这部小说的流行程度也不足以像《封神演义》《西游记》那样改变人们的信仰世界。然而,这部小说所反映的有关达摩神力可以一苇渡海的想象,却为后人所继承或重复。

惠可也不辞方丈,随着祖师(案:达摩)一路前行,却遇海边地方。惠可见了大海,乃问祖师:“师欲何往?”祖师曰:“何处来,还当何处往。吾有三弟子,助吾演化,现在隔海复新旧庙,料已工完,曾许以苇渡相逢。你看那前有泊舟,若随便过海,汝当搭而行来,吾于庙中相候。”说罢,那旧苇尚存,乃置之大波之上,益显神通,顷刻如千里之帆。惠可见了,方信师有道力,又喜自得了正宗,乃向泊舟求搭,果是顺舟一帆而去。[68]

以上对达摩“一苇渡海”或“一苇东渡”形象形成理路的分析,或许过多停留在理论层面,而对清代以降,能够确然证明这一新的达摩神化形象存在的举例还有不足,那么网络销售架上方少青、[69]吴明山等知名现代艺术家所绘、[70]明确题为“达摩渡海图”的作品,则可最终抵消这一疑虑。而当获知某诗人以“一苇渡海”为笔名写诗投稿时,[71]更令我们感到这一新的达摩神化形象已开始深入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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