壁观·内观·胎息·内丹·心性——九世纪至十四世纪道教视域中的达摩面壁
正如本书导论所述,海内外学界对菩提达摩很早就已经产生兴趣,在近百年的时间里积累下大量研究成果。然而,有关达摩的研究兴趣常常被限定在“历史”的考察范围内,但在胡适、关口真大、佛尔等人对达摩相关史料进行解构后,今人已普遍接受达摩相关的绝大多数记载并不可靠的意见。虽然当下仍有一些学者希望通过各种方法来弥合不同文献间的矛盾,从中发现达摩其人的历史真相,但宗教内部材料的晚出特点和信仰渲染的特性,却往往令这些研究在起手处即犯下最严重的常识错误——如果所依据的材料本身就远离历史真相,那么依靠这些材料所搭建的“史事”又如何能够站得住脚?因此,除非发现或区别出更具实际意义的达摩材料,否则达摩的真实情况或许就将被永远尘封在历史的灰尘里。这不能不说是佛教史研究和佛教界的一大遗憾。
虽然达摩史事的研究已陷入一摊泥淖,但对于“达摩”的研究却仍有很大空间。对这些空间的拓展,要求我们超越既有的“僧史考证”的研究框架和范式,从多学科和文化学的角度,将达摩作为一个“文化标杆”来进行考察。菩提达摩虽然是佛教,尤其是禅宗的代表人物,但不论是达摩传说的塑造本身,还是达摩的影响范围,自唐代开始都已经超出了佛教的界域。[1]达摩本尊亦迅速成为唐土各类人群所共同尊仰崇拜的神圣人物。于是,不同文化传统分别将自身价值倾向附加在达摩身上,希望借助已经成为公众权威的达摩来增加各自传统的砝码。达摩亦因此产生出禅学高僧、头陀罗汉(或神仙),以及清代以来的武神、占卜家等多个面相。[2]因此,“达摩”俨然已经成为不同文化传统的交错点之一。从此切入,或可凭借对达摩相关问题的讨论探索佛教(尤其是禅宗)与中国其他文化传统间的交涉问题。这不仅可以使我们获得一些鲜活的个案研究,更能令学界收获以往无法获悉的新见。(https://www.daowen.com)
达摩在嵩山少林寺的九年面壁是中国禅宗史上的一段佳话,在佛教界产生重要影响。但此传说很早就已超越佛教范畴成为整个社会所共有的知识,而后佛教之外的其他文化传统复又对之进行重新的阐释和附会,借此将达摩面壁建构为本传统的典范,彰显自身传统之荣耀。异传统的附会形成的新的人物特征或认识,常常又会繁衍为新的社会“常识”,反补原传统和原传说的现象也不时发生。本章沿着这条思路,对九世纪至十四世纪间,道教视域中的达摩面壁进行考察。文中首先对达摩壁观(面壁)传说在佛教,特别是禅宗中的演化过程进行追溯,继而对九世纪至十四世纪间道教对达摩面壁的评述和诠释进行分析,最后对道教的诠释对达摩形象的影响进行总结。需要指出的是,之所以选择唐末到元代(九世纪至十四世纪)作为考察范畴,是因为此时段是道教内丹理论和实践发展的高峰期,道教在此时段中对身体实践(静坐、内炼、内丹等)的特殊兴趣,是其对达摩面壁产生关注的重要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