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天祖统与袈裟、传法偈——唐宋禅宗秘传意识的展开

更新于 2026年10月13日 版权声明
第二节 西天祖统与袈裟、传法偈——唐宋禅宗秘传意识的展开

冉云华指出,在六祖和七祖之争上,北宗没有接受神会的挑战,也没有改变自己的祖统谱系,但却接受了“一一授手,一一摩顶。相承如嫡,密付法印”(《大证禅师塔铭》)、“以心法秘印、迭相传授”(《契微和尚塔铭》)的观念。[39]故最晚从慧能、神会的时代开始,禅宗内部已经普遍怀有祖师一一秘传的认识,秘传观念在祖统传承中的作用得到放大。

禅宗祖统谱系的形成和转变是学界关注的重要问题,胡适、田中良昭、王邦维、斋藤智宽、徐文明等多位学者都已做过非常专门的研究,[40]此不必重复勾索文献、爬梳禅宗祖统的形成过程,仅将讨论集中于秘传问题上。正如上文所述,慧能和神会以秘传联系东土祖师传承的做法,很容易导向所有祖师均经秘传得法的结果。然而,在神会《菩提达摩南宗定是非论》中的西天八祖和敦煌本《坛经》给出的西天三十五祖(含七佛)的系统中,均未明言西方祖师也经秘传。[41]但在此之后的西天祖师谱系马上便表现出对秘传意识的挪用。《东闲居寺元珪纪德幢》是最早明说西天祖师同为秘传的材料。此幢是20世纪70年代在龙门地区征集的一件文物,开元十三年(725)建,纪德文为传主元珪弟子智严撰,学士陆去泰书。[42]根据郑霞给出的录文可知,元珪是法如的弟子,而法如师承弘忍。文中称赞达摩到弘忍、法如、元珪“历七代,皆为法主”。[43]在《传法宝纪》中,法如被认为是弘忍之后的祖师,[44]与幢铭对法如的推崇相应。铭文又称:“此一行三味,天竺以意相传,本无文教,如来在昔,密授阿难。自达摩入魏,首传惠可。”[45]与《坛经》和神会相关材料中以迦叶为初祖不同,这里直承释迦、作为初祖的是阿难。僧祐《出三藏记集》给出的“长安城内齐公寺萨婆多部佛大跋陀罗师宗相承略传”,祖统谱系恰以“阿难罗汉”为第一祖。[46]佛陀跋陀罗在所译《达摩多罗禅经》的序言中称:“如来泥曰未久,阿难传其共行弟子末田地。”[47]因此,幢铭很可能继承了佛陀跋陀罗的萨婆多部师承之说。此说明显与禅宗后来公认的西天初祖之说不同,当为禅宗祖统建构时期的临时性产物。《东闲居寺元珪纪德幢》中西天祖师秘传认识的出现似乎有些突然,同时代或稍晚的《传法宝纪》[撰于开元四年到二十四年之间(716—736)]、《历代法宝记》[成书于大历十年至十四年之间(775—779)]、甚至《宝林传》[成书于贞元十七年(801)]所给出的西天祖统,均不强调秘传。直到9世纪白居易的《传法堂碑》才又明确提出“释迦如来欲涅槃时,以正法密印付摩诃迦叶”,[48]南唐的《祖堂集》给出的迦叶赞文则称:“伟哉迦叶,密传佛心。”[49]

正如学界公认的那样,唐后期至宋代建构起来的禅宗西天二十八祖系统大量借鉴了《付法藏因缘传》的内容。昙曜和吉迦夜编译的《付法藏因缘传》成书于北魏延兴二年(472),其所给出的二十四世传承中,并未体现秘传的观念。昙曜和吉迦夜的正统谱系的编纂,综合多种资料,拥有文献依据,不需以秘传来连缀断裂。接受既有谱系的禅宗祖师系统也并不需要在每一位西天祖师身上均强调秘传问题。因此,与中土六祖个个秘传不同,西天祖师的谱系中只有几个关键环节需格外强调秘传属性,分别是释迦与迦叶、师子比丘与婆舍斯多、达摩与慧可。

与禅宗内史叙事的时间顺序不同,以秘传来衔接这三个环节的真实发生时间很可能恰恰相反。东土祖师谱系的建立要远早于西天祖统的成立,达摩最初的地位仅仅是东土初祖,但当禅宗意识到有必要将祖统追溯至释迦牟尼时,达摩便成为连结东西的关键环节,相关事迹也被建构起来。从现有研究来看,从唐中期开始,达摩的形象不断丰满,传说神迹越来越多,师学般若多罗,降服外道、渡海东来、会晤梁武、一苇渡江、北地弘法、九年面壁、只履西归等“事迹”早已妇孺皆知。[50]《楞伽师资记》等相对较早的材料仅以平实的语言介绍慧可从达摩学法六年的经历,[51]残本《传法宝纪》称慧可断臂求法后,达摩“始密以方便开发”。[52]神会《菩提达摩南宗定是非论》,已将达摩传慧可正式视为“密契”,并“传一领袈裟,以为法信,授予慧可”。[53]被禅门奉为圭臬的《景德传灯录》综合了较早的有关慧可得法的资料,称达摩令弟子们展示所得,慧可不语,得达摩髓,终获付嘱,“内传法印,以契证心。外付袈裟,以定宗旨”。[54]在以上枚举的达摩与慧可传法叙事中,“不令人知”的秘意并不明显,但以袈裟为证的说法却将秘密属性突出出来——只有外人不得而知的秘传,才需要用信物来证明真实性。

在现有材料中,有关达摩袈裟传法的说法,最早出现于慧能和神会的话语中。此观点的依据可能是佛经中释迦令迦叶将袈裟传付未来佛弥勒的记载。[55]而在禅宗的承法理论里,袈裟几乎被塑造成传国宝一样的物品,代表着“天命所归”。[56]但一件袈裟为何可以证明佛法的传承,其本身的权威性如何得到确认显然是个前提问题。佛尔对禅宗传法袈裟的象征意义作了非常好的研究,文中爬梳的日本曹洞宗僧伽有关传法袈裟的样式、质地的讨论,便显示出禅宗内部对袈裟西天来源的确认过程。[57]信衣作为秘传唯一外显的证据,在滑台大会之后造成很大影响。保唐一派甚至在其《历代法宝记》中创造出法衣归入益州无住(648—742)的说法。[58]尽管这一说法既无其他证据,亦未获禅宗内部认可,但这一现象的出现却证明禅宗秘传观念和法信的权威已影响很大。[59]

袈裟的出现,在秘传和显现之间搭建了桥梁,师子比丘与婆舍斯多的秘密传承也借鉴了这一方式。《宝林传》是现存记载师子比丘与婆舍斯多付法传承的最早材料,其称师子尊者看到灾难临身的迹象后,“将此法并僧迦梨衣付嘱于汝(婆舍斯多)”,“汝受此教,传于外国,勿令断灭,彼若生疑,当已吾衣用为法信”。[60]而后师子尊者遇难,婆舍斯多降服德胜王咒师后,王者询问斯多上承何法,答承师子。《宝林传》接着讲道:

尊者曰:“我受其法,亦有其信,僧迦梨衣,见当在此。”王曰:“便请此衣,我欲睹见。”尔时,尊者则于囊内取僧迦梨衣,奉上大王。王虽见衣,不生信敬,即命左右,以火焚之。使人奉命,即执其炬,当于殿前,再候进旨。王曰:“便当焚爇,何更在久!”是时,使臣即便焚爇,其火炽盛,上下通贯。发于时,光明贯天,祥云覆地,四花乱坠,芬馥异香。火烬衣存,不损如故。王见此已,心即敬伏。[61](https://www.daowen.com)

《景德传灯录》在复述这个故事时,尤其突出了师子与婆舍斯多之间的秘传,后者回答国王质疑时称:“我师难未起时,密授我信衣、法偈,以显师承。”[62]与南宗所宣称的弘忍与慧能之间的那次秘传有些相似,师子的这次密付也是考虑到“难”的问题。危难背景有可能消解禅宗秘传观念的普遍性,而仅将之作为某种不利条件下的现实需要。然而师子比丘的例子实在太过特殊。北魏灭佛结束后,在北方佛教复兴过程中编纂的《付法藏因缘传》作为有关佛教传法世系的权威文献早被普遍接受。[63]书中给出二十三代(二十四人)传法世系,将师子比丘作为西天承佛付嘱的最后一人,声称师子遇害后“相传付法人于是便绝”。[64]在禅宗需要依靠历史谱系建立合法性和正统性时,《付法藏因缘传》的这段记载显然成为必须回应和超越的问题。如契嵩(1007—1072)便专门撰文反对《付法藏因缘传》的说法,并对唐代僧人神清《北山录》中依据《付法藏传》而对禅宗谱系表示的质疑做出批判,[65]从而彰明禅宗内部公认的二十八祖系统的正确性。[66]而在《传法正宗定祖图》的序言中,契嵩的情绪更加激烈,他首先称“吾佛以正法为一大教之宗,以密传受为一大教之祖”,接着直斥“始乱吾宗祖,荧惑天下学者,莫若乎《付法藏传》”。[67]

除在理论上反对《付法藏因缘传》有关师子的记载外,《宝林传》开始的禅宗内史更以秘传来衔接师子的断裂,构造完整的禅宗传承谱系。同弘忍传付慧能的故事相似,在师子与婆舍斯多的传承中,袈裟又一次被用来作为法信,故事中以奇迹来验证法衣的神性,继而法衣所代表的法脉也便获得确认。然而,在唐宋禅宗内史里,以袈裟作为法信基本被认为是某种“非常时期”的暂时需要,只有在历史出现明显断裂或祖师身份被严重质疑的情况下,才会以之为信。在禅宗的主流认识中,袈裟只是在某几代人之间传承。如神会解释称,唯有东土传衣,西国不传法衣,“西国为多是圣果者,心无狡诈,唯传心契。汉地多是凡夫,苟求名利,是非相杂,所以传衣定其宗旨”。[68]因此,尽管禅宗内部存在有关达摩袈裟的多种传说(尤其将重点放在最终归属上),但袈裟仅能被用来解决部分秘传谱系的论证;而当密付被认为是所有祖师的承法方式时,便需要其他更具连续性的“证据”来串联整个传承谱系。真实信物的缺失使禅宗必须从其他“非物质材料”着手,付法偈终于成为某种有可能的选择。

法偈本身蕴含佛法要旨,以简略的语言表达复杂的理论。语言的暧昧性,使法偈本身就像是秘传的“默语”。对禅宗祖师付法偈进行文献爬梳后,不难发现付法偈首先出现在东土禅宗祖师那里。敦煌本《坛经》中给出5位东土祖师的《传衣付法颂》,[69]这5首偈均以“花”为意象展开论述,其中所谓达摩“一花开五叶”更被后人认为是禅宗分派的预言。在《宝林传》中,付法偈的使用被推广到西天祖师身上,如伽耶舍多为鸠摩罗多付法时便说法偈:“有种有心地,因缘能发萌。于缘不能碍,当生生不生。”[70]此后禅宗内史的西天祖师传记,均继承付法付偈的说法。[71]尽管朱熹(1130—1200)就西天祖师传法偈的押韵问题提出质疑,指出这些传法偈都是中国制造,[72]但传法偈作为传承不断的证据在禅宗内部仍得到认可。

与前二者相比,拈花微笑可以被认为是专为表现禅宗秘传场景而创造的公案故事。释迦与迦叶之间的传承是佛教界公认的事实,其间不存在断裂性,因此拈花公案的产生并不是为了应对现实中的传承谱系上的紧张,而仅是为了表现禅宗传付的特殊性。《大梵天王问佛决疑经》中记载了这则公案:

尔时,世尊即拈奉献□色婆罗华,瞬目扬眉,示诸大众。是时大众,默然毋措。□□有迦叶□□,破颜微笑。世尊言:“我有正法眼藏,涅槃妙心,即付嘱于汝。汝能护持,相续不断。”[73]

尽管宋代以来禅门内部乐此不疲地赞颂拈花微笑的大智大慧,但青龙虎法、石井修道、释惠敏等人的研究都确凿指出这则传说并不具备现实基础,纯然是宋代禅门信徒的创造。[74]拈花本身不可能反映任何以理可查的佛法,但正是超越理解和解释能力的现象,才能够最极致地表现秘传的形式。当此公案为宋代禅宗接受成为历史事实不断重复后,[75]禅宗的秘传意识便再次得到强化。意识创造故事,故事返回头强化意识,彼此循环论证。

✍AI写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