禅宗秘传意识的产生——择人与受迫

更新于 2026年10月13日 版权声明
第一节 禅宗秘传意识的产生——择人与受迫

虽然此前已有学者意识到早期禅宗历史中存在某种秘密传承的“现象”,[3]但似乎只有Charles W.Swain对这一问题真正提起重视。然而Charles Swain的观点有些误入歧途,他认为禅宗是大乘佛教中的秘传宗派,禅宗师徒间非语言秘传具备现实来源——彼时中国佛教希望超越道教内丹等修炼,早期禅宗保存了坐禅修行法门的秘传特性。[4]不可否认,佛教的观想、禅定都是需要师承指导的实践,但将唐宋禅宗内史中的秘传与之直接挂钩,不免过度化约了中国禅宗发展历程的复杂性。虽然达摩弟子昙琳(活跃于538—543)《略辨大乘入道四行序》中提到达摩修习“凝住壁观”,[5]《续高僧传》也将“大乘壁观”归属于达摩,[6]但如果说东山法门的兴起,[7]甚至“六祖革命”才真正标志着禅宗的成立,[8]而正式成立后的禅宗的修行重点不但不在于“禅”的字面意义,更是对包括坐禅在内的旧觉悟之道有所批判,那么以达摩及更早的禅观实践传承原则来直接对应禅宗历史撰述中的秘传意识和现象,便很可能成为望文生义的语境错位。因此我们有必要对禅宗秘传历史意识的来源进行重新考察。

在禅宗的教学理念中似乎能发现某种类似秘传的因素。禅宗“以心传心”的教学方法确实容易让人理解为“密意传授”。洪修平认为禅宗密意传授是受四卷本《楞伽经》的影响,此经将佛性等同人性,佛法不在言说文字,而在行者本心,故需开导弟子体悟心证,而不当执着言象的表层意涵。[9]这里的“密意”所强调的是与经教言说相对的传授方式,与“不令人知”的秘传有所不同。有关于此,圭峰宗密(780—841)已做出清晰解释。当宗密面对“未审今时化人说密语否”的疑问时,他回答称,禅宗的传法“毕竟不与他先言知字,直待自悟方验,实是亲证其体。然后印之,令绝余疑。故云:‘默传心印’。所言默者,唯默知字,非总不言”。[10]宗密明确指出有关禅宗的印心传授,并不是回避旁人的秘传,所谓密语或默语其实是勘破文字障的工具。但禅门的特异教学方式会对不明就里之人造成理解障碍,[11]因此在实际意义上可以发挥秘传的功能。《大般涅槃经》中释迦与迦叶的一段对答常能引起禅宗后人的重视。对答中,释迦和迦叶一同主张“诸佛世尊唯密语,无有密藏”,只是“愚人不解,谓之秘藏,智者了达,则不名藏”。[12]佛法的传授方式可能会因受众理解能力不足而被误解为“密语”,但佛陀原旨却不是为了在内外之际树立屏障。事实上,佛法精髓向所有人开放。于是,永明延寿(904—975)等禅门后人谈及《涅槃经》此段对话时,顺理成章地得出“虽无秘藏,而有密语。密语难解,唯智能知”的观点。[13]根器和智慧的高下形成一种事实上的壁障,对保密环境的要求降低,公开场合下也能产生秘传效果。故《祖堂集》称:“最上根器,悟密旨于锋铓未兆之前;中下品流,省玄枢于机句已施之后。根有利钝,法无浅深。”[14]因此,禅宗历史书写中的秘传观念确实存在一些教义思想上的根据。[15]

除以根器作为壁障的秘传外,早期禅宗内史中渐渐产生一些强调封闭环境的秘传。这样的秘传意识,显然拥有其他的思想来源。无论铃木大拙如何强调禅的超历史性,禅宗门徒却从没忽视对历史本身的关照。[16]随着禅宗势力壮大,组织认同形成,最晚从8世纪开始禅宗内部便展开对自身历史谱系的建构运动。这一历史谱系的建构更像是对外来刺激的主动回应。龚隽指出,禅宗灯录里不断符号化和象征化的祖师传记,可以反映不同时期的禅宗思想讯息。[17]沿着这一思路,中唐以后禅宗内史里达摩、慧可等祖师遭受其他僧人、教团迫害的记载,[18]实际便体现了中唐禅宗兴起后遭遇经教传统质疑时所产生的焦虑。[19]在这样的质疑下,如何建构禅宗教团的合法性,如何倡言禅宗法门的超越性,成为禅门子弟不得不回应的问题。在处理正统性问题时,从历史中发掘有效信息是一种常见手段。而当见诸文字的旧历史无法证明自身合法性时,选择什么样的叙述和解释策略便至关重要。同时期的密教和道教在教学和传承上对秘传性的强调或许为禅宗提供了某种建议,以秘传来作为禅宗在旧历史中失位的解释,无疑是一种可行的方法。下文即将引述的《传法宝纪》中的一段材料将禅宗秘传与道教炼丹之法相类比,或许正反映着这种秘传观念在不同宗教间的借鉴。因此,前揭Charles Swain对早期禅宗秘传的分析也并非毫无洞见,其至少向我们展示出禅宗的秘传意识与实践技术秘密传承之间存在某种相似性。

根据现有的研究,笔者倾向认为秘传意识的核心目的是解释禅宗传承谱系的失位和断裂,因此从禅宗祖统谱系的建构线索中有可能梳理出秘传意识形成的时间脉络。最早的《唐玉泉寺大通禅师碑》[神龙二年(706)]和《唐中岳沙门释法如禅师行状碑》[永昌元年(689)],仅用很简略的语言叙述了“达摩—惠可—僧璨—道信—弘忍—神秀和法如”的传承谱系,而未使用秘传充当历史解释的工具。[20]从现存时代较早的几部禅宗经典来看,作为历史意识的秘传似乎是在7世纪末8世纪初突然生发出来。

净觉的《楞伽师资记》成书于开元四年(716),书中不少内容继承业已亡佚的《楞伽人法志》[成书于景龙年间(707—709)],但此书点明引用《人法志》的材料中并不见任何反映秘传观念的内容。《师资记》开篇即借“初祖”求那跋陀罗(394—468)的自我陈述对秘传问题作了交代:

我中国有正法,秘不传简。有缘根熟者,路逢良贤,途中受与。若不逢良贤,父子不得……此法超度三昧,越过十地,究竟佛果处,只可默心自知……我法秘默,不为凡愚浅识所传。要是福德厚人,乃能受行。[21]

类似的观点也出现在佛陀跋陀罗(359—429)为《达摩多罗禅经》所写的序文里,称禅法“非遇其人,必藏之灵府”。[22]此论显然是在彰显坐禅法门的优越性,认为禅法高妙,根器低下者无法理解,故需择人而传,秘默而授。求那跋陀罗与中国禅宗之间存在的历史断裂让我们无法将之作为禅宗人物对待。但《楞伽师资记》却将此人目为初祖,并引述了他择人秘传的观点。在《楞伽师资记》中,拣择合适人选承继祖位成为较受关注的问题,如称僧璨隐居司空山,“秘不传法,唯僧道信,奉事粲十二年,写器传灯”。[23]择人秘传的观点由此逐渐融入历史叙事。杜朏(活跃于8世纪前期)《传法宝纪》[成书于开元四年至二十四年之间(716—736)]首先梳理出达摩到法如、大通(神秀)的传承谱系,接着将禅宗之法与道教修炼相比较,认为禅法密奥艰深,必须师承相学:

若夫超悟相承者,既得之于心则无所容其声矣,何言语文字措其间哉?夫不见至极者,宜指小以明大假。若世法有练真丹以白日升天者,必须得仙人身手传练,真丹乃成,若依碧字琼书,终溃浪茫矣。此世中一有为耳,尤在必然。况无上真宗岂系言说,故斯道微密,罕得其门。[24](https://www.daowen.com)

对于杜朏而言,秘密传承是不假言象的佛门大慧的必然选择,语言文字无法成为佛法传授的载体,导致禅法授受必须呈现为密意传授的方式。与丹法修仙的对比,显示出禅宗秘传观念确实与道教等重视技法秘传的文化传统存在联系。数十年后,宗密在此观点的基础上,将问题解释得更清楚,他认为:

唯达摩所传者,顿同佛体,迥异诸门。故宗习者难得其旨,得即成圣,疾证菩提;失即成邪,速入涂炭。先祖革昧防失,故且人传一人。后代已有所凭,故任千灯千照。[25]

宗密认为,早期禅宗之所以采取择人秘传的方式,是因为禅法艰深,习学不当易入魔道。祖师慈悲审慎,择徒而传。后世禅法渐弘,有所凭证,故可广开山门。从以上的举例中可以发现,不论是反映“楞伽宗”认识的《师资记》,还是“北宗”立场的《传法宝纪》,在以秘传解释和塑造历史的问题上仅开了个头。与二者相比,同时期“南宗”的一些观点要走得更远。

《坛经》被归属为慧能(638—713)的著作,如果我们相信敦煌本《坛经》大梵寺开法部分确实能够反映慧能的想法,[26]那么大约在7世纪末到8世纪最初的几年间,禅宗的秘传便被坐实。《坛经》中,慧能推崇《金刚经》,继承根性择人之说,称《金刚经》“是最上乘法,为大智上根人说。小根智人若闻法,心不生信……小根之人,闻说此顿教,犹如大地草木根性自小者,若被大雨一沃,速皆自倒,不能增长;小根之人亦复如是”。[27]尽管这里的根性门槛本身已可成为禅宗顿法秘传的原因,但《坛经》给出的慧能秘传受法案例中,重点却已转移到宗教权威的争夺和由此而来的凶险境地上。经中慧能以“人有南北,佛性即无南北;獦獠身与和尚不同,佛性有何差别”回应责难后,弘忍便认为此子可教,“欲更共议,见左右在傍边,大师更便不言”。[28]而后,弘忍令众作偈以传付衣法,“见慧能偈,即知识大意。恐众人知,五祖乃谓人曰:‘此亦未得了。’”以至夜半三更,唤慧能堂内听讲《金刚经》,“慧能一闻,言下便悟。其夜受法,人尽不知,便传顿教及衣,以为六代祖。将衣为信禀,代代相传;法即以心传心,当令自悟。”[29]三事皆以不令人知为目的,而直到此时,弘忍才对慧能解释秘传的原因,称:“慧能,自古传法,气如悬丝,若住此间,有人害汝,即须速去!”[30]在《坛经》记述中有人追捕慧能、抢夺法衣的说法,使争夺宗教权威及象征物而对承法人造成困扰的认识得到证实。对于故事中的慧能而言,危险完全来自禅宗教团内部。对比更早的爬梳佛法传承的《付法藏因缘传》中,各位西天承付者的危险基本来自教团之外,这一点便显得有些特别。《付法藏因缘传》中的祖师代表的是“整个佛教”,其所受迫害表现的是佛教与外教在宗教权威问题上的争执;而《坛经》中众人所争夺的宗教权威则仅被限定在禅宗内部,外人对之完全没有兴趣。同时,争夺祖师权威的意识与禅宗本身发展背景存在直接关系。在禅宗所记述的初祖至五祖的历史中,此类争夺并不存在,这一点当与早期中国禅宗边缘化的身份和处境有关。直到东山法门兴起,禅宗具备一定影响之后,祖师权威的信仰价值和社会价值才得到彰显,争夺对象终于具备足够吸引力。在此背景下,才有凭借秘传解释历史、赓续正统性来夺取权威的必要。

曾跟从北宗神秀(606—706)学习,而后成为慧能弟子的菏泽神会(684—758),再次确认了禅宗传承中的秘传方式。神会在《南阳和尚问答杂征义》(石井本)中复述了慧能的秘传故事。在慧能回答弘忍有关獦獠有否佛性的问题后:

忍大师深奇其言,更欲共语,为诸人在左右,遂发遣,令随众作务。遂即为众踏碓。经八个月,忍大师于众中寻觅,至碓上见共语,见知真了见性,遂至夜间,密唤来房内,三日三夜共语,了知证如来知见,更无疑滞,即付嘱已,便谓曰:“汝缘在岭南,即须急去,众人知见,必是害汝。”[31]

神会的说法与《坛经》保持一致,均以慧能承法作为典型的秘传案例,而个中缘由同样落在“害汝”之上。与《坛经》不同,这里给出了密谈“三日三夜”的意见,所谈自然就是秘传的内容。将秘传原因归结为“择人而传”的意见,在神会的著作中也得到显现。《顿悟无生般若颂》中,神会称:“所[传]秘教,意在得人。如王髻珠,终不妄与。”[32]《景德传灯录》所引《菏泽大师显宗记》中也出现类似文字,称:“至于达磨,届此为初,递代相传,于今不绝。所传秘教,要借得人。如王髻珠,终不妄与。”[33]可见早期禅师中择人秘传的意见,在神会时代已成为禅宗内部的共识。神会在秘传问题上又有所推进的地方在于,他将东土祖师的传承全部与秘传挂钩。在著名的开元十二年(724)滑台大会上,神会称达摩传法慧可是“开佛知见,以为密契”。[34]在《南阳和尚问答杂征义》(石井本)中,更是不断重复五代祖师的“密授默语,以为法契”。至此,最初建立的禅宗祖师谱系(仅含东土祖师),均被嵌入了秘传意识。现存神会的著作中仅涉及“东土祖师”的秘传,但在当时的语境下其实已等同于在说“所有祖师”均承秘传。在西天祖师的谱系得到确认后,历史的连贯性必然会令秘传意识向上蔓延。慧能和神会坐实秘传的认识,是解决眼前教团权威归属问题的手段。换言之,尽管后文中我们会看到秘传意识在禅宗祖统谱系中的多个地方发挥巨大作用,但其产生过程中的关键转捩点却仅是为了解决慧能个人在禅宗内部的定位问题。由此而论,最初坐实秘传的目的主要是为了回应禅宗内部的质疑声音,与接下来讨论西天祖统(尤其师子比丘)的秘传所需回应的问题完全不同。

无论如何,神会之后秘传在禅宗内部及与禅宗相熟的人群中获得广泛接受,这一点在8世纪前期开始出现的各种禅宗铭文中便可得到确认。如开元十三年(725)所立《东闲居寺元珪纪德幢》称:“如来在昔,密授阿难”;[35]天宝元年(742)李邕(678—747)所撰《大照禅师塔铭》中,普寂(651—739)称:“受托先师,传兹密印”;[36]天宝五载(746)的《净藏禅师身塔铭》称:“可、粲、信、忍,宗旨密传”;[37]大历四年(769)王缙(700—781)所撰《大证禅师碑铭》称,昙真承续摩至于弘忍、神秀、普寂、广德的传承,“一一授香,一一摩顶。相承如嫡,密付法印。”[38]类似说法,在后世禅门弟子所编灯录中更是被发扬光大,兹不烦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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