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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于 2026年10月13日 版权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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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高僧传》的作者赞宁(919—1001)将佛教分为三种类型:一者显教,二者密教,三者心教。心教者,即“直指人心,见性成佛,禅法也”。[76]然而正如前引契嵩的那句禅宗“以秘传受为一大教之祖”,在禅宗对自我历史的撰述中,常常呈现出秘传意识。禅宗的秘传意识存在禅学理论上的根源,其最初很可能仅是在表述一种特殊的、不依靠语言文字表层意涵的传授方式。对更早禅法传承实践中所谓的“择人而传”的解释的继承,既显示出禅与禅宗之间的文化传统承继关系,又体现出禅宗对自家法门是最上乘佛法、超越其他宗派的自信。随着禅宗六祖、七祖之争的展开,秘传逐渐被视作东土祖师传承中的“真实”现象。再随着禅宗门徒对西天祖统的连缀,迦叶、师子等西天祖师也被塑造为秘传的典型案例。我们似乎可以感受到,禅宗既将秘传作为一种普遍的传承观念,又在慧能、师子等具体案例中将此传承方式视作危难背景下的被迫选择,而宋代出现的拈花公案无疑是在强调前者。从现有文献来看,禅宗门徒从来没有区别两种目的的意图,而是将之含混为同一个秘传传统。

唐宋禅宗内史以秘传作为连缀祖师的锁环,将秘传意识弥漫于禅宗法门的传承中。但禅宗作为一个弘传性宗教,却在自身历史的书写中强调秘契性,不免显得有些吊诡。与同时期的密教和道教稍作对比,禅宗秘传的内在紧张便会呈现出来。中国中古时期的道教和密教传习,存在大量规制严苛的实践技术,凭借技术本身可以形成宗教权威,故需凭借秘传方式维持团体权威不丧失。[77]杜光庭(850—933)在《道教灵验记·天师剑验》中给出一则张道陵的誓言,称:“我一世有子一人,传我印、剑及都功篆,唯此非子孙不传世。”[78]这里张道陵的话与禅宗所谓的“一代一人”“外传袈裟,以定宗旨”所表述的核心意思完全一致。然而,禅宗所关注的主要是智慧之学,不具备需要遵从严格指导的修行技术或法术,缺少秘传的必要。因此将作为传承形式(而非佛法理念)的秘传视作六祖或更早时代禅宗的现实情况,是不甚恰当的。秘传意识在禅宗内部和教派之间的正统性和权力争夺方面的功能和意义,提醒我们至少有必要将秘传意识分为前后两期对待:前期强调东土祖师的秘传主要处理禅宗内部的质疑;后期对西天祖师秘传的塑造则是为了应对来自禅宗之外的批评。

将秘传作为历史断裂的解释,继而再围绕秘传创造新的历史事件,显然是非常危险的策略。尽管这样的历史解释和历史撰述系统可以形成表面自洽,但在历史成立的前提方面却异常脆弱。宗教的隐秘只有在成为显现的圣迹时,才会被最终接受。于是,传法袈裟和付法偈的出现便从某种程度上消解了秘传意识造成的解释紧张。然而法衣和付法偈的权威性本身也需要证明。有关法衣的证明,或凭借火焚不坏的神迹(师子袈裟)、或凭借对物质特征的分辨(达摩袈裟)来得到确认。而使用更广泛的付法偈却似乎难以自证其说。不过,随着禅宗逐渐在中国社会扎稳脚跟、取得文化信任,有关其历史的暧昧问题,终于被对智慧的追求所掩盖,所谓“问题”终于不成问题。

【注释】

[1]对相关研究的学术史讨论,参见龚隽:《禅史钩沉:以问题为中心的思想史论述》,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年,第1—41页。这里所谓的“早期禅宗史”指“七祖”以前的禅宗历史。

[2]这方面的成果非常丰富,胡适有关楞伽宗、禅宗的研究,几乎都围绕这一问题展开,参见柳田圣山编:《胡适禅学案》,台北:正中书局,1975年;胡适:《胡适禅宗研究文集》,贵阳:贵州大学出版社,2013年。近年佛尔的“三大批判”和马克瑞对北宗禅的研究也是讨论相关问题炙手可热的著作,有关两人研究成果的介绍和分析,参见龚隽:《禅史钩沉:以问题为中心的思想史论述》,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年,第391—426页。此外,Wendi L.Adamek近来有关《历代法宝记》的研究,对无住一派建构的谱系进行了讨论,见其The Mystique of Transmission:On an Ea rly Chan History and Its Contexts(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2007).

[3]当前有关禅宗秘传的讨论,将研究对象限定在师徒传承的方式上,不少人相信这种秘密传承是真实现象。石明的一篇文章指出,甚至有人认为《坛经》中弘忍令慧能“三鼓入室”,“以袈裟遮围,不令人见”,是在给慧能秘传某种身体修炼的“命功”。见石明:《关于禅宗的“教外别传”》《,法音》1998年第1期,第21页。

[4]Charles W.Swain,“The Emergence of Ch'an Buddhism:A Revisionist Perspective,”《中华佛学学报》1988年第2期,第391—397页。

[5][梁]昙琳:《略辨大乘入到四行序》《,续藏经》,册63,X.1217,第1a页。

[6][唐]道宣撰,郭绍林点校:《续高僧传》(卷21),北京:中华书局,2014年,第811页。

[7]洪修平、孙亦平:《略论楞伽师、楞伽经与中国禅宗》,《世界宗教研究》1997年第3期,第36页。

[8]以所谓六祖革命作为禅宗兴起的真正标志,实际接受了“南宗”的正统性建构,似有倒果为因之嫌。

[9]洪修平、孙亦平:《略论楞伽师、楞伽经与中国禅宗》,《世界宗教研究》1997年第3期,第34页。

[10][唐]宗密:《禅源诸诠集都序》《,大正藏》,册48,T.2015,卷1,第405b页。标点有所改动。

[11]如古典禅时期成熟的机缘问答便可发挥某种密语的效果,见贾晋华:《古典禅研究》,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89—110页。

[12][北凉]昙无谶译:《大般涅槃经》《,大正藏》,册12,T.374,卷5,第390b页。

[13][宋]延寿:《宗镜录》,《大正藏》,册48,T.2016,卷19,第520a页。

[14][南唐]静、筠二禅师编撰,孙昌武、衣川贤次、西口芳男点校:《祖堂集》(序),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第1页。

[15]方立天等人对这种以心传心的秘传教学做以解释,称之为“心灵的内在宗教体验,也即个体主观对真理的体悟,这种体验、体悟是超越日常经验和思维活动的,也是非语言文字所能涉及和表述的。”见其《禅宗的“不立文字”语言观》,《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2年第1期,第35页。

[16]John C.Maraldo,“Is There Historical Consciousness within Ch'an,”Ja panese Jou rna l of Religious Studies,Vol.12,No.2/3,pp.145.John Maraldo在文中对铃木大拙、胡适、柳田圣山、杜梅林(Dumoulin)有关禅宗历史观的认识作了学术史批判,见第141—152页。

[17]龚隽:《唐宋佛教史传中的禅师想像——比较僧传与灯录有关禅师传的书写》,《佛学研究中心学报》2005年第10期,第158、163、166—167页。

[18]这一点最明显反映在达摩6次被毒、慧可被诬陷致死的传说中。见[宋]道元辑,朱俊红点校,《景德传灯录》(卷3),海口:海南出版社,2011年,第50—55页。

[19]龚隽认为,宋代佛教“为了正典化的权力需要和因应儒家知识界的批判”,于是有意识地、自觉地创作与儒家正统纪传方式保持联系的作品。见龚隽:《唐宋佛教史传中的禅师想像——比较僧传与灯录有关禅师传的书写》,《佛学研究中心学报》2005年第10期,第163页。但在禅宗秘传意识兴起的中唐前后,禅宗的“对手”似乎主要来自佛教内部诸如天台在内的教团。参见韩焕忠:《台禅二宗的分与合》,《五台山研究》2004年第1期,第17—19页。

[20][唐]张说:《唐玉泉寺大通禅师碑铭并序》,收[清]董诰等编:《全唐文》(卷3),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2334b—2336a页《;唐中岳沙门释法如禅师行状碑》,收[清]陆耀通纂:《金石续编》,卷6,见《石刻史料新编》第一辑,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77年,册4,第3114a—3115a页。

[21][唐]净觉:《楞伽师资记》,见蓝吉富编:《禅宗全书》(史传部1),台北:文殊出版社,1988年,第5a—b、10a—b页。

[22][东晋]佛陀跋陀罗译:《达摩多罗禅经》,《大正藏》,册15,T.618,卷1,第301a页。

[23][唐]净觉:《楞伽师资记》,见蓝吉富编:《禅宗全书》(史传部1),台北:文殊出版社,1988年,第5a—b、10a—b页。

[24][唐]杜朏:《传法宝纪》,见蓝吉富编《,禅宗全书》(史传部1),台北:文殊出版社,1988年,第22a页。

[25][唐]宗密:《禅源诸诠集都序》《,大正藏》,册48,T.2015,第399b页。

[26]禅宗的三个主要版本,敦博本最早,可能是五代前后抄本,接近原貌,相关介绍,见杨曾文:《〈坛经〉敦博本的学术价值和关于〈坛经〉诸本演变、禅法思想的探讨》,收其《新版敦煌新本六祖坛经》,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1年,第197—243页。《坛经》中存在多个时间不同的场景,其中大梵寺开讲应该成文最早,关于神会亡化的记述可能形成最晚。

[27]杨曾文:《新版敦煌新本六祖坛经》,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1年,第33—34、8、14—15页。

[28]杨曾文:《新版敦煌新本六祖坛经》,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1年,第33—34、8、14—15页。

[29]杨曾文:《新版敦煌新本六祖坛经》,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1年,第33—34、8、14—15页。

[30]杨曾文:《新版敦煌新本六祖坛经》,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1年,第15页。

[31][唐]神会:《南阳和尚问答杂征义(》石井本),收杨曾文编校:《神会和尚禅话录》,北京:中华书局,1996年,第109页。

[32]④[唐]神会:《顿悟无生般若颂》,收杨曾文编校:《神会和尚禅话录》,北京:中华书局,1996年,第50、104—108页。

[33][宋]道元辑,朱俊红点校:《景德传灯录》(卷30),海口:海南出版社,2011年,第1064页。

[34][唐]独孤沛:《菩提达摩南宗定是非论》,收杨曾文编校:《神会和尚禅话录》,北京:中华书局,1996年,第18页。

[35]李霞:《龙门出土李元珪纪德幢、尼澄璨尊胜幢读后》,《敦煌研究》2010年第2期,第39页。

[36][唐]李邕:《大照禅师塔铭》[,清]董诰等编:《全唐文(》卷262),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2659b页。

[37]《嵩山□□□故大德净藏禅师身塔铭》[,清]董诰等编:《全唐文》(卷997),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10339b页。(https://www.daowen.com)

[38][唐]王缙:《东京大敬爱寺大证禅师碑铭》,[清]董诰等编:《全唐文》(卷370),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3757b—3758a页。

[39]冉云华:《禅宗第七祖之争的文献研究》,《中国文化研究所学报》1997年第6期,第434页。

[40]胡适:《白居易时代的禅宗世系》《,楞伽宗考》《,跋裴休的〈唐故圭峰定慧禅师传法碑〉——试考宗密和尚自述的传法世系》《,〈金石录〉里的禅宗传法史料》,4文分别收入《胡适禅宗研究文集》,贵阳:贵州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42—45、182—221、334—351、355—357页。田中良昭:《禅宗祖统说考——柳田圣山先生的“禅宗祖统对照表”をめぐつ》《,禅学研究》2000年第79期,第75—127页《;禅宗祖统说における七祖的问题》《,宗学研究》1972年第14期,第36—41页。王邦维:《禅宗所传祖师世系与印度佛教的付法藏系统》,收广东新兴国恩寺编:《〈六祖坛经〉研究》第三册,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3年,第444—459页。斋藤智宽:《关于禅宗西天祖统说的若干问题》《,佛学研究》2003年第1期,第249—259页。徐文明:《〈付法藏传〉与前二十四祖》《,中国禅学》2003年第2期,第60—66页《;富那夜奢与付法传承》《,贵州社会科学》2000年第2期,第56—58页《;师子比丘与后四祖》《,贵州社会科学》2001年第2期,第52—55页。除以上所列,与此主题相关的论文数以百计,兹不繁举。

[41]杨曾文:《新版敦煌新本六祖坛经》,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1年,第71—72页[;唐]神会:《菩提达摩南宗定是非论》,收杨曾文编校:《神会和尚禅话录》,北京:中华书局,1996年,第33页。敦煌本《坛经》给出的谱系,除去七佛,与后世禅门普遍认可的西天二十八祖大类。相比之下,神会给出的谱系显得简陋很多。神会作为慧能的弟子,不可能在祖统问题上背离师说,因此敦煌本《坛经》中有关祖统的叙述定然要比神会的说法晚出。西天八祖之说的来源,是佛陀跋陀罗翻译的《达摩多罗禅经》中的记载,即说一切有部的认识。王邦维指出《,坛经》中西天二十八祖的说法,应该是把《付法藏因缘传》和《达摩多罗禅经》中的祖师拼凑糅合的结果,其间出现一些矛盾,后世禅门史家对之有所修订。见王邦维:《禅宗所传祖师世系与印度佛教的付法藏系统》,收广东新兴国恩寺编:《〈六祖坛经〉研究》,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3年,册3,第447—448页。

[42]陆去泰正史有载,见[宋]欧阳修、宋祁撰:《新唐书》(卷200),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5690页。

[43]李霞:《龙门出土李元珪纪德幢、尼澄璨尊胜幢读后》,《敦煌研究》2010年第2期,第39页。

[44][唐]杜朏:《传法宝纪》,见蓝吉富编:《禅宗全书》(史传部1),台北:文殊出版社,1988年,第22b页。

[45]李霞:《龙门出土李元珪纪德幢、尼澄璨尊胜幢读后》,《敦煌研究》2010年第2期,第39页。

[46][梁]僧祐撰,苏晋仁、萧练子点校:《出三藏记集》(卷12),北京:中华书局,1995年,第470—4 74页。佛大跋陀罗即佛陀跋陀罗(Buddhabhadra)。

[47][东晋]佛陀跋陀罗译:《达摩多罗禅经》,《大正藏》,册15,T.618,卷1,第301a页。

[48][唐]白居易:《西京兴善寺传法堂碑铭并序》,[清]董诰等编:《全唐文》(卷678),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6928a页。

[49][南唐]静、筠二禅师编撰,孙昌武、衣川贤次、西口芳男点校:《祖堂集》(卷1),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第24页。

[50]有关达摩形象和传说演变的研究数以百计,最具系统性者松本文三郎:《达磨の研究》,东京:第一书房,1942年;关口真大:《达磨の研究》,东京:岩波书店,1967年;关口真大:《达磨大师の研究》,东京:春秋社,1969年;Bernard Faure,Le Traité de Bodhidha rma:Premiere anthologie du bouddhisme Chan(Aix-en-Provence:Le Mail,1986)又见本人讨论达摩传说的变迁情况的系列论文,《菩提达摩之死传说研究》,收学愚主编:《佛教思想与当代应用》,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15年,第281—301页;《从“一苇渡江”到“一苇渡海”——菩提达摩新神化形象探研》,《人间佛教研究》2018年第9辑,第167—190页;《壁观·内观·胎息·内丹·心性——九到十四世纪道教视域中的达摩面壁》,《宏德学刊》(即将);等等。本人论文,修订后收入本书。

[51][唐]净觉:《楞伽师资记》,见蓝吉富编:《禅宗全书》(史传部1),台北:文殊出版社,1988年,第8b页。

[52][唐]杜朏:《传法宝纪》,见蓝吉富编《,禅宗全书》(史传部1),台北:文殊出版社,1988年,第23a页。

[53][唐]神会:《菩提达摩南宗定是非论》,收杨曾文编校:《神会和尚禅话录》,北京:中华书局,1996年,第18页。

[54][宋]道元辑,朱俊红点校:《景德传灯录(》卷3),海口:海南出版社,2011年,第49—50页。

[55]有关释迦令迦叶不入涅槃,弥勒下生时奉上释迦袈裟事,可见[西晋]竺法护译:《佛说弥勒下生经》,《大正藏》,册14,T.453,第422c页。

[56]有关付法袈裟被塑造为国之重宝的问题,索安(Anna Seidel)已作过专门讨论,见其“Kokuhō:Note à propos du terme‘Trésor National’en Chine et au Japon,”Bulletin de l'École frança ise d'Extrême-Orient,Vol.69,1981,pp.229-261。

[57]Faure Bernard,“Quand l'habit fait le moine:The Symbolism of the Kāsāya in Sōtōzen,”Cahiers d'Extrême-Asie,Vol.8,1995,pp.335-369.

[58]《历代法宝记》,见蓝吉富编:《禅宗全书》(史传部1,卷2),台北:文殊出版社,1988年,第70—74页。王书庆和杨富学的一篇文章认为《历代法宝记》有关袈裟去向的说法是真实的,但论据并不充分。见其《〈历代法宝记〉所见达摩祖衣传承考辨》,《敦煌学辑刊》2006年第3期,第158—164页。

[59]Wendi L.Adamek,The Mystique of Transmission:On an Ea rly Chan History and Its Contexts(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2007),pp.4-6.

[60][唐]智炬:《双峰山曹侯溪宝林传》,见蓝吉富编:《禅宗全书》(史传部1,卷5),台北:文殊出版社,1988年,第277b—278a页。

[61][唐]智炬:《双峰山曹侯溪宝林传》,见蓝吉富编:《禅宗全书(》史传部1,卷6),台北:文殊出版社,1988年,第293b页。

[62][宋]道元辑,朱俊红点校:《景德传灯录(》卷2),海口:海南出版社,2011年,第37页。

[63]有关《付法藏因缘传》对禅宗祖统建构造成之影响的综合讨论,参见马格侠:《敦煌〈付法藏传〉与禅宗祖师信仰》,《敦煌学辑刊》2007年第3期,第119—126页。

[64][北魏]吉迦夜、昙曜编译:《付法藏因缘传》,《大正藏》,册50,T.2058,卷6,第321c页。

[65][唐]神清著,富世平校注:《北山录校注》(卷6),北京:中华书局,2013年,第499—500页。

[66][宋]契嵩:《传法正宗论》《,大正藏》,册51,T.2080,卷1,第773c—776a页。

[67][宋]契嵩:《传法正宗定祖图》《,大正藏》,册51,T.2079,卷1,第769a页。

[68][唐]神会:《菩提达摩南宗定是非论》,收杨曾文编校:《神会和尚禅话录》,北京:中华书局,1996年,第34页。

[69]杨曾文:《新版敦煌新本六祖坛经》,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1年,第68—69页。

[70][唐]智炬:《双峰山曹侯溪宝林传》,见蓝吉富编:《禅宗全书(》史传部1,卷4),台北:文殊出版社,1988年,第240b页。

[71]例如:[宋]道元辑,朱俊红点校:《景德传灯录(》卷1—3),海口:海南出版社,2011年,第1—64页;[宋]契嵩:《传法正宗定祖图》《,大正藏》,册51,T.2079,卷1,第769b—772a页。

[72][宋]黎靖德编,王星贤点校:《朱子语类》(卷126),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3025页。

[73]《大梵天王问佛决疑经》,《续藏经》,册1,X.0026,卷1,第418c页。此经还有另一个本子,其中有关拈花公案的表述大类,兹不赘引,见收《续藏经》,册1,X.0027,卷1,第442a页。

[74]青龙虎法:《拈华微笑相承说の历史的展开》,《驹泽大学学报》1941年第11期,第45—86页;石井修道:《拈华微笑の话の成立をめぐつて》,《三论教学と佛教诸思想:平井俊荣博士古稀纪念论文集》,东京:春秋社,2000年,第411—430页;释惠敏:《“正法眼藏”与“拈花微笑”公案史料再考》,《正观杂志》2013年第65期,第5—60页。

[75]重复此公案的禅宗典籍很多,例如:[宋]普济著,苏渊雷点校:《五灯会元(》卷1),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第10页[;宋]慧开:《无门关》《,大正藏》,册48,T.2005,第293c页。

[76][宋]赞宁著,范祥雍点校:《宋高僧传》(卷3),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第56页。

[77]程乐松对道教神秘主义的内涵和表现作了非常精到的描述,其中一点即道教技术在传授中的封闭性。内外封闭使道士获得神秘身份,从而把持宗教权威。程乐松的论述,见其《身体、不死与神秘主义:道教信仰的观念史视角》,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第104—127页,尤其第105页。

[78][唐]杜光庭:《道教灵验记》,《道藏》,北京、天津、上海:文物出版社,上海书店出版社,天津古籍出版社,1988年,册10,卷13,第847a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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