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宋时期菩提达摩亡化传说塑造的历史脉络及情节单元的叙事学分析
达摩遇毒而亡后只履西归的传说早已广为人知,学界已有的相关讨论主要集中在达摩之死的真实原因、时间、地点和相应传说产生的时代上。如蒙文通曾批评《宝林传》在达摩只履西归的时间上出现错误。[2]胡适指出8世纪中期东都净觉(683—?)《楞伽师资记》中尚无达摩遇毒之事,8世纪晚期保唐无住(713—774)一系的《历代法宝记》中始出现六度遇毒而终的说法。[3]还有不少学者指出,在西域遇到达摩的魏国使者宋云(522年在世)的往还时间与传说中达摩西归时间不合。[4]熊耳山空相寺被认为是达摩葬身之所,近年对之进行的考察也获得一些成果,延家、温玉成、纪华传、小岛岱山等学者在田野调查的基础上整理并讨论了托名梁武帝(464—549)撰写的《达摩碑记》,[5]其中小岛岱山的文章校正整理碑文,附上参考文献,资料性较强。纪华传的文章指出《传法宝纪》(716—732)中首次出现只履西归传说,而唐礼部尚书裴漼(?—736)所撰并书的《少林寺碑》(728)并没有提到此传说,因此录有只履西归一事的达摩碑写成时间当为728—732年间。这一考证结果可能还有商榷的余地,后文将具体讨论。从以上的简单回顾中可以看到,学界普遍认同达摩亡化传说的相关材料主要保存在佛教内部传记及若干碑刻中。按时间顺序对从元魏到赵宋的相关佛教史料进行梳理,将有可能呈现此传说逐渐塑成和丰满的历史轨迹,同时以叙事学方法对传说情节单元进行总结和分析,亦将揭示传说发展所蕴藏的思路或目的。
当代学者普遍认为最早记载菩提达摩的史料是杨衒之(547年在世)于东魏武定五年(547)后不久撰述成书的《洛阳伽蓝记》,[6]然此书中并无达摩之死的任何记载。记录达摩亡化最早的是唐代道宣(595—667)的《续高僧传》。《续高僧传》卷十六《菩提达摩》条记录了达摩人生的终结,称其“游化为务,不测于终”。[7]然而在同卷接下来的《释惠可》中却转而说道:“达摩灭化洛滨,可亦埋形河涘。”[8]两种说法差异明显,且出现在同卷之中,很难想像道宣会因大意而犯此错误。此现象不禁使人联想到司马迁将关于秦始皇生父的两种不同意见都记录在《史记》中的“先例”。道宣对当时达摩人生终结的两种说法都进行了收录,说明他无法对之作出甄别,这一认识上的不确定为达摩亡化传说的改造留下了空间。
净觉撰于景龙二年(708)的《楞伽师资记》虽然保存了达摩的一些记载,但由于此书主要是记录“楞伽宗”历代大师的重要思想,而很少关涉其生平,因此并未留下达摩亡化的相关信息。[9]故继《续高僧传》后,杜朏(活跃于8世纪前期)的《传法宝纪》(撰写于716—732年之间)成为现存最早详细记录达摩亡化的文献。[10]《传法宝纪》说道:与更早的史料不同,《传法宝纪》对达摩亡化的记载表现出浓厚的传说色彩,且出现了不同僧团间的恶性对抗事件。以上材料称,一些佛门名宿出于忌妒多次毒害达摩,但达摩不畏毒药,最后只是因为佛法有了传承而自愿服毒“假死”。达摩死亡当日(“其日”),在葱岭与宋云相遇,并告其国君驾崩的消息,继而宋云询问法脉传承问题,达摩作答。当宋云遇到达摩的消息被达摩弟子得知后,他们挖开了收殓达摩的棺木,但只发现一具空棺。在现存史料的脉络中进行观察,《传法宝纪》对达摩之死的描述无疑是一个重大转折,增衍的故事情节和浓厚的传说色彩重新塑造了达摩的形象。转变之外,《传法宝纪》对《续高僧传》的说法还有明显继承。事实上,《传法宝纪》以假死为“灭化洛滨”,以回归西土为“不测于终”,继承并弥合了《续高僧传》对达摩人生终结的两种不同记述。细读以上材料,还可以发现《传法宝纪》的记载尚有一些容易引人质疑的“漏洞”,主要表现在下毒者是谁,死亡“其日”是否能在千里之外遇到宋云,弟子怎敢大胆开棺,以及空棺可能引起达摩从来没有死去也没有被埋葬的怀疑等问题上。这些“漏洞”在时代稍晚的佛教内部材料中都得到进一步“修正”。
其后门庭日广,时名望僧,深相忌妒,久不得志,乃因食致毒(此恶人名字,世亦同闻,无彰人过,故所宜隐。或当示现为迹,以相发明,盖所未恻)。大师知而食之,毒无能害。后见频啖毒不已,谓惠可曰:“我为法来,今得传汝,更往无益,吾将去矣。”因集门人,重明宗极,便啖毒食,以现化焉(自后相承,皆临迁化,必重演真宗,以成后轨矣)。尝自言一百五十岁矣。其日东魏使宋云,自西来于葱岭,逢大师西还,谓汝国君今日死。云因问法师门所归,对曰:“后四十年,当有汉道人流传耳。”门人闻之发视,乃见空棺焉。[11]
《历代法宝记》和《南阳和尚问答杂征义》中的记录进一步丰满了《传法宝纪》的传说情节。约在大历十年到十四年(775—779)之间,保唐无住一派编纂出《历代法宝记》。[12]此书卷一记载达摩故事,对达摩之死说道:
时魏有菩提流支三藏、光统律师,于食中着毒饷大师。大师食讫,索盘吐蛇一升。又食,着毒再饷,大师取食讫,于大槃石上坐,毒出石裂。前后六度毒。大师告诸弟子:“我来本为传法,今既得人厌,久住何益?”遂传一领袈裟,以为法信。语惠可:“我缘此毒,汝亦不免此难。至第六代传法者,命如悬丝。”言毕遂因毒而终……葬于洛州熊耳山。时魏聘国使宋云,于葱岭逢大师,手提履一只。宋云问:“大师何处去?”答曰:“我归本国。汝国王今日亡。”宋云即书记之。宋云又问:“大师今去,佛法付嘱谁人?”答:“我今去后四十年,有一汉僧,可是也。”宋云归朝,旧帝果崩,新帝已立。宋云告诸朝臣说:“大师手提一只履,归西国去也。其言‘汝国王今日亡’,实如所言。”诸朝臣并皆不信,遂发大师墓,唯有履一只。萧梁武帝造碑文。[13]
以上材料基本解决了《传法宝纪》记载中遗留的“漏洞”,完善了达摩遇毒而死,只履西归的传说。下毒者是菩提流支和光统,达摩总计6次中毒,并至少在两次中毒后展示出将毒导出的神迹,不惧毒药的神迹证明达摩被毒而死是主动选择而非被动受难。达摩死后,被安葬在熊耳山。材料中以一“时”字模糊达摩和宋云相遇的时间,其原因可能在于无住等人发现《传法宝纪》中记载达摩死亡“其日”便身现西域会与宋云行历明显不合,因此对之进行改造。在以上材料中,重要的“只履”情节出现了。在与宋云的对话过程中,达摩“手提履一只”,这为后面的故事埋下了伏笔。达摩告知宋云国家“当日”发生重大变故,又阐明自家法脉的传承问题,前者旨在表现达摩的神异,后者则重在表现禅宗重视法脉的观念。宋云归国后,将路遇达摩之事告知其他朝臣,朝臣不信,发墓开棺,但见空棺之中唯有旧履一只。棺中的履与达摩手提的履产生联系,故事暗示达摩神通广大,以只履化作尸身被埋,真身则遁去西归。故事的最后是梁武帝给达摩造碑,这一情节旨在表现官方对达摩的认可,以世俗最高权威的认证来为达摩增加信仰权重。总体上看,《历代法宝纪》中达摩之死传说与以往传说相比有这样几个变化:
1.明确下毒者和达摩被毒次数;
2.更加突出法脉传承问题的文字(袈裟、相应问答等);
3.模糊达摩遇到宋云的时间;
4.增加只履传说;
5.开棺的不是达摩弟子,而是朝臣。
显然,这些改写使故事更具有“现实”意义上的合理性和可信性。
较《历代法宝记》稍晚成书的石井光雄藏本《南阳和尚问答杂征义》(学界旧称《神会录》)亦反映了达摩亡化传说的进一步发展,[14]其记载称:
达摩大师接引道俗经于六年,时有难起,六度被药,五度食讫,皆掘地擿出。语慧可曰:“我与汉地缘尽,汝后亦不免此难,至第六代后,传法者命如悬丝。汝等好住。”言毕遂迁化,葬在嵩山。于时有聘国使宋云于葱岭上,逢一胡僧,一脚著履,一脚跣足,语使宋云曰:“汝汉家天子,今日无常。”宋云闻之,深大惊愕,于时具记日月。宋云遂问达摩大师:“在汉地行化,有信受者不?”达摩大师云:“我后四十年外,有汉地人,当弘我法。”宋云归至朝廷见帝,帝早已崩。遂取所逢胡僧记日月验之,更无差别,宋云乃向朝廷诸百官说。于时朝廷亦有达摩门徒数十人,相谓曰:“岂不是我和上不?”遂相共发墓开棺,不见法身,唯见棺中一只履在。举国始知是圣人。其履今见在少林寺供养。梁武帝造碑文,见在少林寺。[15]
与《历代法宝记》相比,以上材料中没有交代毒杀达摩之人的姓名,亦缺少袈裟为信的情节,似乎较为“原始”,但其也有一些增益修改之处。最明显者有两点:第一是点名棺中的达摩履当时之所在,第二则是弥合了以往开棺验看者是“门徒”或“朝臣”的异说,将之整合为在朝中为臣的达摩门徒。
《历代法宝纪》和《南阳和尚问答杂征义》中都出现了梁武帝撰达摩碑的传说,这里需要对之进行专门讨论。托名梁武帝的《达摩碑》全文为《宝林传》《传法正宗记》等文献收录,近年来在河北磁县二祖山元符寺、河南嵩山少林寺及熊耳山空相寺等处都发现了此碑刻石。陈垣很早就指出此碑是伪作,并认为《达摩碑》在文辞上表现为唐中期风格。[16]纪华传对碑文的具体创作时间进行了考证,认为唐礼部尚书裴漼撰述的《少林寺碑》(728年撰)没有“只履西归”,而《传法宝纪》中有此传说,因此《达摩碑》的创作年代应该定在728—732年之间。[17]但此观点并不确凿。第一,各种版本的《达摩碑》都只称达摩“形游西域”,并无“只履西归”情节;而正如上文所见,《传法宝纪》中只有“西归”,而尚无“只履”的情节。第二,纪华传说《传法宝纪》中记载了梁武帝为达摩造碑之事,但书中并无此事,记载此事的最早材料是《历代法宝记》。又纪氏文章中称“神会(684—758)的《南阳和尚问答杂征义》和杜朏的《历代法宝记》都明确记载过梁武帝造达摩碑文”。[18]然而《历代法宝记》的作者是保唐无住一脉僧人,并非杜朏,杜朏的作品是《传法宝纪》,纪氏可能不慎将两篇文献搞混。第三,《达摩碑》的语言文学化程度很高,对传说记录简略,难以根据是否提及某个情节而进行直接断代。如对于达摩之死,《达摩碑》只称“法身匪一,示现无方,骸葬兹坟,形游西域”,从中难以断定撰文者是否知晓只履传说。因此,此碑的撰写年代暂时只能定在《历代法宝纪》(775—779)前后。正是由于《达摩碑》的撰写时间难以准确判定,其文学性语言对达摩之死传说的记载又过于模糊,因此无法成为梳理达摩之死传说的有效资料,但此碑刻的出现则反映出此传说在唐中期已具有广泛的社会影响。
马祖道一弟子辈编于贞元十七年(801)的《宝林传》对达摩之死的记载较之以往又有所发展,原文如下:
氽时达摩告可曰:“……汝须知之,吾自到此国,六度被药,我皆然出。今此一度,被菩提流之三藏、光统法师等,食中下药,吾不然出也。何以故?已得付法人竟。”时后魏第八主,孝明帝大和十九年,而入涅槃也。葬熊耳山吴阪。至三年后,时有魏使宋云,西岭为使,却回逢见大师。手携只支履。语宋云曰:“汝国天子早已崩矣。”宋云问和尚曰:“何处去?”达摩曰:“吾皈西天。”是时宋云,却到本国,国王果已崩也。遂闻奏后魏第九主,孝庄帝。帝乃命使,令发此塔,开棺而看,全身已还西天,唯见一只履在。遂奉召取出,于东京少林寺供养。自开元十五年丁卯之岁被窃将五台山花严寺中供养。[19]
《宝林传》的记载在主体情节上继承了《历代法宝记》等材料,但有三个情节被改写和创造。第一是达摩遇到宋云的时间改为三年后。第二是开棺者是孝庄帝(528—531年在位)。王者在世间具有无上权力,因此帝王下令开棺较之弟子私自发墓或官僚好奇开棺都更具有“可行性”。第三是对达摩履下落的创造。《南阳和尚问答杂征义》将达摩履的下落定为少林寺,然当时少林寺若并未真正供养此履,不免令“读者”疑窦丛生,甚至怀疑传说之真假。《宝林传》对这一问题进行了补述,使传说更加完整。然而这一改变也引起新的问题,即记载称达摩履被人从少林寺窃去五台山华严寺,但华严寺是否真存有达摩履呢?更晚的禅宗史料中,对这一疑问进行了解答。
静、筠二位禅师在南唐保大十年(952)编订的《祖堂集》,对达摩之死记录详细,并增添若干情节,使传说更为丰满:(https://www.daowen.com)
师付法已,又告惠可曰:“吾自到此土,六度被人下药,我皆拈出。今此一度,更不拈出,吾已得人付法。”氽时达摩领众云往禹门千圣寺,止得三日。时有期城太守杨衍问师曰:“西国五天师承为祖,未晓此意,其义云何?”师曰:“明佛心宗,寸无差悮,行解相应,名之曰祖。”又问:“唯此一等,更有别耶?”师答曰:“须明他心,知其古今;不猒有无,亦非取故;不贤不愚,无迷无悟,若能是解,亦名为祖。”……师曰:“吾则去矣,不宜久停。人多致患,常疾于我。”杨衍而问:“是何人也?愿师指示,当为知之。”师曰:“吾宁往矣,终不明焉,恐损此人。汝若要委,听吾谶曰:江槎分玉浪,〔江者,流也;槎者,支也。玉浪者,三藏;揔言流支三藏也〕,管炬閞金鏁。〔管炬者,光也;閞者,统也;金鏁者,者毒药。〕五口相共行,〔五口者,吾字也;相共行者,与吾争行佛法,生嫉法心。〕九十无彼我。〔九十者,卆字也;无彼我者,无彼此之我也。〕”杨衍而作礼曰:“旦辞尊长,愿善保庆。”时后魏第八主孝明帝大和十九年入涅盘,寿龄一百五十,葬在熊耳吴阪也。武帝敕昭明太子而述祭文。灭度后三年,魏使时有宋云西岭为使却回,逢见达摩手携只履,语宋云曰:“汝国天子已崩。”宋云到魏,果王已崩,遂闻奏。后魏第九主孝庄帝乃开塔,唯见一只履,却归少林寺供养。因武帝自制师碑文。代宗皇帝谥号圆觉大师,敕空观之塔。[20]
故事中除一如既往地继承六度遇毒、只履西归等情节外,还增加了太守杨衍问法情节。作者对这一情节的创造和详细记录,阐明如何是祖和下毒者何人等问题。对于达摩履的下落,《祖堂集》只说“取归少林寺供养”,而并没有被盗等后事。达摩死后三年遇宋云的说法在此之前的文献中只出现在《宝林传》里,《祖堂集》对“三年后”说法的继承说明静、筠二禅师所据为《宝林传》,但却未采《宝林传》中五台山华严寺窃履的故事。
达摩死后只履西归的传说到《祖堂集》就已经发展得十分丰满了,后代灯史僧传追忆达摩故事时,虽文字上仍有出入,但基本情节已不出此框架。然而,如果说宋代的禅宗传记对达摩之死传说完全没有进一步增演,也并不准确。达摩履的下落就是一个仍在继续演变的情节。上文已详细指出,《宝林传》首次提及达摩履为少林寺供养,后被窃去五台山华严寺,而《祖堂集》则只说少林寺供养,不言被窃,但不管达摩履是否被窃,其下落都是“确定的”。然而,对于传说故事来说,一切明确成分往往会蜕化为侵蚀故事可信性的蛀虫。当好事者为一睹达摩履亲赴少林或华严而一无所获时,心中的怀疑便很可能侵蚀信仰的基础。这对于佛教的信仰属性来说是含有潜在危险的存在,作为达摩后学的禅宗僧人不会允许此问题长期存在下去。完成于景德元年(1004)的《景德传灯录》首先演化出达摩履的下落情节,其称:“奉诏取遗履,于少林寺供养。至唐开元十五年丁卯岁,为信道者窃在五台华严寺,今不知所在。”[21]此则材料声称达摩履确实存在过,并为人从少林寺窃去华严寺,但在当时鞋已然不知所踪。这一弥合传说“缺陷”的说法为李遵勖(988—1038)的《天圣广灯录》(1036)和契嵩(1007—1072)编撰的《传法正宗记》(1061)所继承,成为定说。[22]
至此达摩之死传说最终圆满。整个传说的形成脉络可以归纳如下:6世纪中期成书的《洛阳伽蓝记》中没有出现达摩之死的记载;道宣的《续高僧传》记载了两种达摩之死说法,但没有明显的神化迹象;完成于708年的《楞伽师资记》中没有出现达摩之死的记载;杜朏撰写于716—732年之间的《传法宝纪》首次详细记载达摩之死,神话色彩浓厚;约撰于775—779年间的《历代法宝记》增加下毒者、达摩履等成分;稍晚成书的石井光雄本《南阳和尚问答杂征义》中加入了达摩履在少林寺供养等情节;成书于801年的《宝林传》增加帝王下令开棺、达摩履被人从少林寺窃去华严寺等情节;静、筠二位禅师在952年编订的《祖堂集》增加太守杨衍问法一事,并抹去华严寺盗履情节;完成于1004年的《景德传灯录》编造了达摩履当时不知所在的结局。
以上考察了达摩之死传说的发展脉络,需要指出的是,不论在此传说的发展过程中,还是在《景德传灯录》最终完善此传说后,各种文本对达摩故事的“复述”往往没有采纳所有情节,而是选取其中重要部分进行重组。情节重组没有使达摩之死传说在内容上进一步发展,但却可能催生出若干个繁简不同的传说版本。因此有必要将达摩之死传说划分为多个情节单元,继而讨论各情节在传说中的地位和功能问题。
首先需要分析的是达摩之死传说具体由哪些情节单元组成。在上文已总结出传说形成脉络的基础上,这一问题不难解决。总的来讲,如果嵌套多个情节的“大”情节从来都是作为一个整体出现,内中小情节几乎没有变动,则这一整体情节具有独立性,应被当成一个情节看待。而如果一个比较微小的情节,存在多种递进的演化,则需要视作几个情节单元。另外,前后呼应、历久不变的两个情节也要被当成一个情节来处理。例如宋云见到达摩携带一只履和之后开棺材看到唯有只履组成一个前后照应的情节,其中一者出现,另一者必然也会出现。以此为据,达摩之死传说可以划分出以下十二个情节:
1.遇毒而终,遇毒次数有不同说法,葬熊耳山;
2.传法于弟子;
3.为太守杨衍说法;
4.(不同时间)葱岭遇宋云;
5.见到宋云时携带只履,及后来开棺发现棺中唯有只履;
6.与宋云对话谈及帝王驾崩;
7.与宋云对话谈及法脉传承;
8.宋云归国验证达摩所说不虚,不同版本传说中不同人开棺;
9.梁武帝为达摩造碑;
10.达摩履被嵩山少林寺供养;
11.达摩履被窃去五台山华严寺供养;
12.达摩履最终不知所在。
将短短的达摩之死传说划分为十二个部分取决于情节单元复杂的历史演化脉络。对达摩之死传说而言,以上情节的重要性存在差别。构成此传说的最核心情节是(4)达摩死后葱岭遇宋云和(8)掘墓开棺后不见尸身两个情节,这两个情节紧密联系在一起,二者相互印证,共同证明达摩假死西归的真实性。此二情节的重要性从其在各种有关达摩之死传说的文献里出现的频率上也可以发现(见附表)。事实上,这两个情节已经可以组成一个不丰满但还算完整的达摩之死传说。
在达摩之死传说中,十二个情节各有其功能或意图,基本又可分为三个类型,即信仰神异化功能类型,加重世俗权威性功能类型,处理内部法脉及宗派间矛盾功能类型。信仰神异化功能指情节能够突显达摩神通广大的能力,包括遇毒情节中的不畏毒药、只履情节、与宋云谈及帝王驾崩情节。加重世俗权威性功能指表现达摩被以帝王和朝臣为代表的世俗正统机构所认可的内容,主要包括为太守杨衍说法解惑、梁武帝造碑,以及帝王或朝臣开棺的内容。处理法脉及宗派间矛盾的功能指情节发挥阐明自家法脉传承的正统性,或诋毁其他宗派的功能。其中证明自家法脉正统性者包括临死传法弟子和与宋云谈及法脉传承等情节,而诋毁其他宗派者则为遇毒情节中对下毒者和达摩履下落的记述。[23]不同文献对不同情节的创造和选择往往反映了写作者当下的具体意图,这一点在达摩履下落情节上有突出表现。